—美众院中国工作组应对中共威胁报告附件
毫无疑问的是，中共主动从事了掩盖行为，目的在于混淆数据、隐藏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并压制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医生和记者。他们蓄意而且一再忽视《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规定的义务。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知道发生大流行病几周后才将其公布于众。中共本可以用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作出响应，支持全球公共卫生响应，并与世界分享如何应对病毒的信息。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当前的大流行病是有可能避免的，从而拯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并使世界经济免于崩溃。
附件二：
背景
在2003年 SARS大流行病期间，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记者和异议人士的钳制，隐瞒真相并混淆疫情源头。中共领导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病毒信息。在这一渎职行为之后，国际社会要求对规定各国必须如何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改革。今天，已经很清楚的是，中共未能汲取这些教训。当前的大流行病是他们不当处理2003年 SARS疫情这一悲剧的第二章。
毫无疑问的是，中共主动从事了掩盖行为，目的在于混淆数据、隐藏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并压制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医生和记者。他们蓄意而且一再忽视《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规定的义务。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知道发生大流行病几周后才将其公布于众。中共本可以用透明和负责任的方式作出响应，支持全球公共卫生响应，并与世界分享如何应对病毒的信息。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当前的大流行病是有可能避免的，从而拯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并使世界经济免于崩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中共对大流行病早期阶段的官方统计，并呼吁进行国际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经济操纵和贸易胁迫来要求保持沉默。
在疫情初期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海外的企业，在中共的指示下，在国际市场上采购了数以百万计的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和手套，并将数百吨的医疗设备从海外运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在国内将通用汽车和3M等外国企业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国有化，要求他们生产医用物资，但却拒绝给这些公司的产品发放出口许可。在其他国家开始呼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掩盖行为展开国际调查之后，中共发动了旨在让批评者噤声的经济胁迫攻势。
有关中共掩盖行动的新的一手材料也被发掘出来，包括泰州市一名护士因在微信上与同学和家人谈论她所在城市的 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而被通报批评。这些材料与其他医生遭到骚扰的记录一起，可以窥见中共打压医疗专业人员的普遍性。
尽管内部文件显示，世卫组织对中共未能分享有关病毒的关键数据和信息感到沮丧，但是世卫组织总⼲事谭德塞仍以赞扬中共“透明”来回应中共的掩盖⾏为。世卫组织一再套用中共的谈话口径，却忽视来自信誉良好的消息源所提供的与之相抵触的信息。谭德塞总干事竭力为中共的早期响应措施辩护并欣然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他的这些行为及其对全球响应的影响令人极为关注。
在资深成员麦考尔多次去信询问以及委员会少数党幕僚不断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提出请求之后，世卫组织提供了有关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展开“2019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考察”的新信息。这些回应被完整收录在本报告和报告附录当中，提供了其他地方没有公开报道过的细节。但是，悬而未解的问题仍然很多，这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审视世卫组织的 COVID-19应对措施。然而，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世卫组织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所规定的某些职责。
在此次大流行病持续的九个多月时间里，新的信息不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地方浮出水面，显示中共力图掩盖疫情和对要求问责的国家施以惩罚的行动规模。在发现新的证据并从世卫组织那里获得更多信息之后，本报告试图把这些信息放置于实际背景当中，指明有哪些关于病毒和响应措施的问题仍然悬而未解，并就今后如何改善全球响应提出建议。此前的中期报告聚焦的是这次大流行病的初期阶段，也就是2020年1月30日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那份报告发布之后，世卫组织和中共都修改了他们关于新冠疫情的公开声明，世卫组织发布了新的、“更新”时间线；中共暂时收回了他们在2019年12月31日通知了世卫组织的说法。
在这两份报告之间的这几个月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在资深成员麦考尔的指示下，继续针对病毒起源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卫组织对此次大流行的应对情况展开调查。报告的时间线也拓展到了3月11日，突出了谭德塞总干事迟到的大流行病宣布之前发生的一些关键事件。通过此次调查，已经很清楚的是，对于中共的掩盖行为和世卫组织对此次大流行病处理失当的程度，人们仍然无法洞悉全貌。
与中共在2003年 SARS大流行病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相似之处
鉴于中共在2003年 SARS大流行期间的渎职行为是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改革的基础，审视他们在处理 SARS方面的失误，并将其与 COVID-19处理不当进行比较是慎重之举。在 SARS爆发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中国媒体报道疫情。中共在疫情开始四个月后才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即便向世卫组织通报了病毒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是中共仍继续提供有关其境内 SARS病例数量的不准确信息。同样的，2019年12月，中共未能向世卫组织通报早期的 SARS检测结果，也没有通报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与 COVID-19爆发初期的情况类似，前往 SARS疫情爆发中心的请求遭到中共的拒绝。即使是在世卫组织被获准前往之后，掩盖行为仍在继续。中共官员甚至把 SARS病人安置在医院病房和在城市里到处转的救护车里，以免他们被世卫组织看到。正如本完整报告所提到的那样，2003年初，中共未能在大规模的春运季节开始之前就疫情的爆发向公众发出警告。中共重蹈覆辙，再度没有在2020春节开始前就疫情的严重性向本国民众或世界发出警告。
2020年2月中旬，中共宣布免去共产党在湖北省的省委书记和武汉市的市委书记的职务，并处罚了数百名较低层级的政府官员。这个宣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反应良好，一个评论称支持“党中央的英明调整”。在 SARS大流行病期间，中共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段，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免职。这些引人注目的政府官员只是替罪羊，将他们免职是为了挽回公众的支持，保护中共最高层领导。在这两次情况中，中共最高层都继续掌权。
很明显，中共在2003年 SARS大流行病期间的行为与当前 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认了中共在处理 SARS疫情失败和他们掩盖 COVID-19疫情期间的九项行为：
中共对两次疫情处理不当的惊人相似，只会进一步证明，COVID-19的传播和影响本可以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面临过类似的危机，试图掩盖它，世界因他们的错误而遭受损失。当再度面临相似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形时，中共官员在他们过去的错误上变本加厉，在这段始于2002年的故事中，COVID-19成为更加致命、更具破坏性的第二章。
建议
美国在国际社会中采取的行动都必须旨在支持问责、透明并改革助长中共进行掩盖和世卫组织失败的制度与程序。为此，我们提出四项建议：世卫组织更新领导层，重新接纳台湾为世卫组织观察员，美国与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就 COVID-19的初期阶段开展国际调查，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具体改革。
世卫组织新领导层
显然，谭德塞总干事在应对 COVID-19大流行病时犯了严重错误。加上他曾经还有过掩盖其祖国埃塞俄比亚霍乱疫情这一令人担忧的历史，并曾一再延误宣布基伍的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认为，这其中存在一种糟糕决策和政治顺从的模式，削弱了世卫组织履行其使命的能力。我们不期望、也不要求世卫组织的首脑是完人。然而，谭德塞总干事一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并以指责 中华民国政府支持种族主义来回应台湾的批评，还对中共应受到强烈谴责的疫情应对行动加以赞扬。
谭德塞总干事的捍卫者辩称，反击中共将适得其反。他们认为，“外交奉承是确保中方合作的代价”。另一些人则说，总干事“不能激怒中国政府，他们的敏感是出了名的”。这些陈述是基于这样的主张，也就是如果谭德塞总干事更强势地质疑中共的说法，中共只会分享更少的信息或延迟批准世卫组织进入中国。
然而，全世界目睹过一位独立的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影响，这使得这种辩护显得苍白无力。2003年4月，在中共最终向世卫组织报告 SARS爆发的两个月后，在世卫组织采取响应措施期间，时任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公开评论中共处理疫情失当。布伦兰特总干事批评中共未能报告疫情，并缺乏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在她的领导下，世卫组织55年来首次发布旅行指南，以遏制 SARS传播。布伦兰特总干事几乎像预言家一般地说：当我说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时，意思是，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我是说：下次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新奇事情时，让我们尽快进入。
可悲的是，中共未能听取她的指导。布伦特兰总干事对2003年 SARS大流行病的处理方式是一个案例研究，说明一位总干事能够面对强权说出真话并公开挑战未能履行国际社会义务的成员国的重要性。而谭德塞总干事则选择捍卫和大加赞扬一个不断向世卫组织提供谎言和错误信息的成员国。我们现在知道，谭德塞总干事和世卫组织内的高层领导当时知道，尽管世卫组织毕恭毕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隐瞒信息并且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他们清楚自己的绥靖政策是失败的，却选择加倍恭顺。
因此，我们对谭德塞总干事领导世卫组织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在主持了两次有缺陷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并阻止台湾与世卫组织接触后，很明显，谭德塞总干事的优先事项不是 COVID-19的切实影响。世卫组织的章程要求它提供“相适应的技术援助”，而不是对成员国犯下的错误和掩盖行为提供政治掩护。作为总干事，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责任以及选择不宣布所造成的影响，都落在他的肩上。为恢复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信心，恢复世卫组织提供准确技术建议的职责，谭德塞总干事应为其对 COVID-19响应措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承担责任并辞职。全球的健康承受不起无能和管理不善造成的代价。
恢复台湾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
1970年代初，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投票，将台湾开除出世界卫生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在台湾多年申诉要求重新参与世卫组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卫组织签署了2005年谅解备忘录。虽然文本内容仍然秘而不宣，但是据信这项协议严格限制世卫组织与台湾之间的接触。正因如此，在2005年至2008年间举行的大约1000场世卫组织技术性会议当中，台湾的代表只被允许参加其中的21场。
2009年，经过多年的外交谈判，台湾行政院卫生署收到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邀请，让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个邀请在世卫组织总干事的授权下发出，一直持续到2016年。在台湾民主选举选出蔡英文担任总统后，邀请中止了。蔡英文被视为相较其前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更加批评的态度。谭德塞在2017年5月当选世卫总干事后，很快就向中共保证会支持他们的立场。谭德塞总干事在当选三天后的5月26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说，他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共自身的观点，认为其对台湾拥有主权，但这不是联合国的政策，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共识，也不是美国的政策。
将台湾纳入世卫组织的重要性是国会两党长期以来支持的议题。在第116届国会期间，两院通过数项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法案。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了支持台湾参加世卫组织的《众院353号法案》，随后参议院也无异议通过了类似的《参院249号法案》。第三部法案《参院1678号法案》在今年早些时候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把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合适的国际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
尽管台湾很早就确认了疫情的发生，对人传人发出警告，并且在抗击 COVID-19上取得成功，但是谭德塞总干事仍然坚持中共的立场，继续拒绝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假如台湾是世卫大会的成员，或者被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中，他们发出的有关人传人的警告很有可能就会被传达给其他国家，而不是遭到世卫组织的审查。正如往届总干事所做的，总干事谭德塞完全有权要求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但是他却选择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作出决定，向中共表示恭顺而拱手让出自己的权力。因此，我们呼吁接替谭德塞的下一任总干事邀请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以确保不会对未来有关潜在卫生突发事件的警告置若罔闻。
国际调查
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和台湾就中共对大流行病早期阶段的掩盖行为以及世卫组织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义务展开国际调查。此类调查应该寻求确切说明 SARS-CoV-2的起源、它在人类中的出现、中共隐瞒与疫情爆发相关的科学和卫生信息的行为、中共的掩盖行为对世卫组织行动的影响、世卫组织套用中共宣传口径的影响，以及中共的掩盖行为对全球响应造成的影响。
幸运的是，提出这一建议的并非只有我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瑞典和 中华民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都公开表示支持对大流行病进行独立调查。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无异议通过一项得到130多个国家联署的决议，呼吁对世卫组织应对 COVID-19大流行病的情况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评估。虽然决议没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掩盖行为或其未能履行《国际卫生条例》之事，但这是对全面了解这场大流行病所迈出的积极一步。不过，虽然这项调查非常重要，但是它没有处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显违反国际法的真正问责问题。
7月6日，美国正式提交通知，表示要在2021年7月6日退出世卫组织。我们和特朗普总统、蓬佩奥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一样，对世卫组织处理 COVID-19大流行病的失当感到失望。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曾公开表示，如果世卫组织实施必要改革，确保其独立性，行政当局会考虑留在世卫组织当中。我们同样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世卫组织必须恢复其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在提供技术性建议时不受政治因素左右。当前的这场大流行病暴露出了世卫组织程序当中的严重缺陷，而这些缺陷只有通过认真和广泛的改革才能解决。尽管世卫组织未能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未能履行其职责、未能履行其对成员国的义务，但我们认为，美国的退出或建立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不是正确的前进道路。因此，我们呼吁世卫组织修正特朗普行政当局所列出的不足之处，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内部行动采纳本报告所提出的建议，并为需要在世界卫生大会的下一次会议或紧急会议中得到批准的改进和改革做好准备工作。美国如果留在做好变革准备的世卫组织当中，能够推动《国际卫生条例》和世卫组织做出必要的改革。
《国际卫生条例》改革
在2003年 SARS大流行病后，美国参与了改革《国际卫生条例》的努力。世卫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磋商产生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并于2007年生效。尽管《国际卫生条例（2005年）》包括了几项重要改革，但 COVID-19大流行病暴露出更多的缺陷以及对之前的改革加以改进的必要。我们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利用美国的话语权、表决权和影响力寻求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更多的改革，内容包括成员国必须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调查有关卫生事件的非官方报告并通知成员国的义务以及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程序。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要求成员国向世卫组织提供某些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包括“实验室检测结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十天的时间里未能将 SARS-CoV-2基因测序数据或其他生物样本传给世卫组织。应修订第六条，将基因测序数据和生物样本列入成员国必须向世卫组织提供的公共卫生信息清单。这将确保成员国不能利用感知到的漏洞而隐瞒或压制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九条，世卫组织被“授权”调查和寻求核实有关“有可能引起疾病国际传播的”卫生事件的非官方报告。在本报告讨论的几个例子中，世卫组织看起来未能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应考虑如何改进和明确世卫组织依据第九条调查来自非成员国的报告的责任。一个可能的方案是要求世卫组织在调查完成后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者，可以修改《国际卫生条例》，授权成员国把第三方或有关另一成员国境内活动的非官方报告提交世卫组织进行调查。
《国际卫生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了世卫组织如何向成员国提供信息。虽然《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成员国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提供某些信息，但第十条仅要求世卫组织“尽快”提供信息。在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爆发后，世卫组织四天后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通报疫情，五天后才向科学界和公共卫生界发布技术性的出版物。应修改《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世卫组织在48小时内将从成员国收到的所有报告和通知告知其他成员国。
最后，第十二条涉及确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该条第四节提供了供总干事考虑的事项清单，但没有要求总干事听取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也没有要求就其决定宣布或不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理由。我们认为，在基伍埃博拉流行病和当前 COVID-19大流行病期间，“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失败表明有必要改革这一程序并使之正式化。应根据科学信息和全球卫生最佳实践而不是任何其他考虑因素作出有关“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定。为此，我们建议对突发事件委员会的结构和权力以及第十二条中的程序进行改革，以实现这一目标。
结论
关于 SARS-CoV-2的起源和 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的原因仍有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谭德塞总干事对中共的响应措施进行了竭力辩护，并欣然接受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这仍然令人极为关注。我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可以反映出，中共未能保护本国公民并未能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这已导致记者失踪，世界深陷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几十万人丧生。
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知道发生了大流行病几周之后才将其公布于众。中共没有向世界发出警告，而是选择将供应链国有化，秘密在外国大量购买医疗物资，将其运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各国发出抱怨或呼吁对中共的掩盖行为展开调查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威胁禁止出口或大幅加征关税来惩罚那些国家。中共不仅继续试图霸凌世卫组织，还试图霸凌世界各地那些想要了解究竟是什么核心失误导致 COVID-19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其他国家。
研究显示，假如中共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并以符合最佳实践的方式来应对疫情，那么中国的病例数最多可减少95%。目前的大流行病很有可能得以避免。尽管世卫组织的内部讨论提到中共缺乏透明与合作，但是该组织却继续赞扬习总书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病毒的应对方式。因此，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世卫组织成员国有责任确保落实问责和必要的改革，以防止中共的渎职行为酿成21世纪的第三场大流行病。
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掩盖行为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2019年12月—2020年1月：中共领导人知道有关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的情况，却以强势手段对公众隐瞒情况，包括拘押就病毒发出警示的医生并审查媒体有关病毒的报道。
2019年12月30日：武汉的医生向武汉卫生官员汇报“SARS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根据世卫组织规定，中国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这些结果。中国未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爆发。
2019年12月31日：在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官员注意到有关武汉爆发疫情的媒体报道，指示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展开调查。台湾向世卫组织报告有关人际传播的情况，但是该数据没有发布在世卫组织的数据交流平台上。
2020年1月1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下令已确认新病毒类似 SARS的基因测序公司和实验室停止测试并销毁现存样本。
2020年1月2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但是中共没有分享测序信息或向世卫组织通报。
2020年1月3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令研究机构不要发布任何有关“不明疾病”的信息，并且下令实验室将样本转交到中共控制的国家机构或将样本销毁。
1月中下旬：尽管知道有关病毒的情况，但是中共仍允许春节期间大规模的境内外旅行（40天内估计有30亿人次），武汉还举办了四万多个家庭共享一万四千道菜的万家宴。
2020年1月11日—12日：在上海一位研究人员在网上透露了基因序列之后，中共向世卫组织发送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十天前就已完成的基因测序信息。这位研究人员所在的上海实验室被下令关闭。
2020年1月14日：武汉卫生官员声称冠状病毒没有人传人。世卫组织当日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个评估。根据美联社获得的保密文件，习近平得到中国最高卫生官员有关大流行病正在发生的警示。
2020年1月22日：世卫组织赴中国考察组承认有一些证据显示病毒会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突发事件委员会就是否宣布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见不一，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决定不做如此宣布。这个延误是导致一场地区流行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
2020年1月23日：中共对武汉实行全市范围的封锁。但是，在封城措施生效之前，预计已有500万人离城。
2020年1月29日：谭德塞赞扬中共在应对病毒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他们的透明“令人印象非常深刻，难以言表”，并称中共“实际上为防疫工作树立了新的标准”。
2020年1月30日：谭德塞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一周之前，他曾拒绝作出这样的宣布。2020年2月1日：菲律宾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第一例死亡病例。
2020年2月7日：第一位在微信上与同学分享 SARS阳性检测结果的李医生死于 COVID-19。2020年2月9日：COVID-19死亡人数超过 SARS。
2020年2月15日：法国发生亚洲以外地区的第一例死亡病例。
2020年2月16日：世卫组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开始了为期九天的“2019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考察”，前往中国考察疫情和 COVID-19起源问题。许多团队成员在考察期间未被允许前往武汉，其中包括至少一名美国人。
2020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报的新增感染病例首次超过境内。
2020年2月26日：“世卫组织-中国冠状病毒病联合考察”发布考察结果，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疫情应对措施。2020年2月29日：美国通报第一例 COVID-19死亡病例。
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官员正式宣布 COVID-19为大流行病，此时已有114个国家通报了118,000个确诊感染病例，包括美国的1000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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