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力量 CIVIL MACHT
CIVIL MACHT
2008年11月18日 星期二
香港公民力量 - 公民力簡介
1992至1993年間，沙田一群關心社會，有志服務居民人士，在區內相繼成立了三個民生組織：「鐵路評議會」、「公屋聯盟」和「醫療論壇」。很明顯，這三個組織的成立，是對沙田當時作為一個年輕的新市鎮，居民最主要的生活訴求的回應。集體運輸服務、公營樓宇、健康保障等問題備受關注，但同時治安、社區設施、私人樓宇管理、環境衛生、青少年培養和教育等等涉及民生的重要事項亦不容忽視，與其每項議題都成立一個關注組織，倒不如催生一個多元化服務地區的民生組織，更為迫切吧！
公民力量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發揮公民力量，爭取公民權益」是我們的理念和宗旨，「把沙田建設成全港最優質的居所」是我們的理想和願望，成為「左鄰右里的好幫手」是我們對坊眾的承諾，「社區動力、實幹本色」是我們對自己的要求。
晃眼之間，我們走過了十多年光輝道路；路縱崎嶇，但同行者日眾，我們的工作不僅遍及沙田、馬鞍山，還輻射至西貢、將軍澳。惟此路未完；公民力量仍任重道遠，期望關心和愛護我們的坊眾，繼續監督和支持，伴我們再多走十五、三十年 ......
公民力量是1993年12月註冊的議政參政團體，宗旨為「發揮公民力量，爭取公民權益」。原發動人共8位，均為現任沙田區議員。他們都是一群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志願人士，透過實踐，認為民眾不僅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動力，亦是改革社會不合理現象、爭取自身權益、推動民主、改善民生的力量泉源。
公民力量將一如既往，以理性和務實的作風，以民為本，立足基層，推動民主，加強參與各種層面的社會活動，服務港人！願您加入我們的行列：「發揮公民力量，爭取公民權益」！
我們是一群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志願人仕，透過多年來的實踐，我們深切體會到，民眾不僅是創造社會財富動力，亦是「改革社會不合理現象，爭取自身權益，推動民主改善民生」的力量泉源。 因此，我們的信念是：公民自身匯集起來的力量，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真正動力！
作為香港公民，若不想移居外地，不願作沈默的羔羊，實應參與及奮戰，為自己的權益，也為下一代的福祉發言、出力，履行自己應有的權利和責任。
為此，我們自覺責無旁貸，立志努力不懈繼續號召和促使公民團結、參與，為社會公義，自身權益而奮鬥。 我們期望中英聯合聲明關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等承諾能夠切合本港社會的實際。我們更要求特區政府必須信守諾言，竭盡所能，保持社會的安定繁榮和保障全港市民的安居樂業。
我們深信民主政制是本港政治發展必由之路，我們主張不應錯失歷史賦予的契機，盡力在現實情況許可下加速民主化的步伐。
我們認為過去數十年，本港全體公民合力創出了驕人的經濟成就；理應共同分享得來的果實。故此，廣大市民有理由要求一個更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制度；避免進一步的貧富懸殊。
我們反對高通脹、高地價政策。我們支持爭取更合理的稅制和更切合市民需求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務使居者確實有其屋，有需要者確得充分的照顧，全體市民確能安居樂業！ 我們深信上述種種都是本港廣大市民的心聲和訴求。
我們組成『公民力量』目的就是把港人的這些理想，化為現實。我們希望『公民力量』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呼籲每個公民在不同的崗位上，都為實現上述理想而獻出力量！ 我們將一如既往，以理性和務實的作風，以民為本，立足基層，推動民主，致力民生，加強參與各層面的社會活動！一九九三年
歌詞
攜手共創繁榮香港，自由安穩是我理想
務實盡責，堅守立場，
為我民生國泰富強，願萬眾一心，
爭取公民所向，眾志成城，凝聚強勁力量，
毋懼怕衝擊，洪流，巨浪，讓我發揮公民力量
民主路向，共同分享，共同努力，
達到理想，互勵互勉，抓緊方向，
為國和家發奮圖強，願萬眾一心，
爭取公民所向，眾志成城，
凝聚強勁力量，毋懼怕衝擊，洪流，巨浪，
讓我發揮公民力量
2008年10月12日 星期日
海外民运促壮大中国国内公民力量
海外民运促壮大中国国内公民力量
记者: 容易 | 洛杉矶
奥运之后中国未来的走向将会如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11号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洛杉矶大会上，王丹和杨建利两位哈佛大学博士都认为，奥运后中国公民力量逐渐上升，将会促成中国民主化。
在六四运动20周年纪念歌声中，三个中国民运组织和南加州的民运人士一起举行中国民主运动洛杉矶大会，讨论北京奥运之后中国的形势和走向，并互相勉励要抓住机会，联合海内外的公民力量，促成中国的民主化。
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所主任陈一咨指出，中国为了奥运关押了很多人，把许多人赶出北京，北京附近工厂停工造成失业，他说：“它展现了举国体制的成功，也是全能体制的胜利，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无可挑惕的虚假。随著中国经济改革，经济上取得很大的成绩，但因为没有政治改革，到现在人权没有保障，言论没有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政府无监督，强势集团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备受欺凌，这样的状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杨建利指出，中国两千年来都在治乱当中循环，原因是中国民间没有公民力量。他认为，现在维权事件越来越多，显示公民力量已经出现且逐渐加强，奥运期间已出现人民对中共清算的趋势，奥运后中共只会继续维持专制统治。杨建利建议海外民运应联合中国内部各种维权的力量，造成突破。
他说：“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政策，国内公民力量要成长。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力量，指望任何一方来做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指望共产党、美国、国际社会都不行，结论是必须要自己有力量，必须要发展公民力量。”
哈佛大学历史博士王丹则进一步推论中国公民力量正在上升，政府力量在下降，等发展到公民力量大于政府力量的‘黄金交叉点’，就会促成改变，他说：“奥运会已是中国国家力量最后一次大规模展现，我相信未来社会力量会逐渐超越国家力量，形成一个黄金交叉点。民运人士要为那个黄金交叉点做好准备。”
王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病根在于基础不平等，很多社会矛盾在经济高成长下被掩饰，现在随著经济成长回落，许多矛盾便会凸显，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解决。
据报导，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北京奥运会使中国人受到极大鼓舞，增强实现现代化的信心和力量；但他也坦承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温家宝也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拓展对外开放深度和广度。
*各民运组织承诺加强合作*
为期两天的洛杉矶民运大会上，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民联阵)三个组织，也同时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并进行改选，分别由莫逢杰、费良勇、黄奔获选为主席。
三组织当中，中国民联是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已成立26年，创办人王炳章当年是公费留学的医学博士，目前正在中国坐牢。民阵是曾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者流亡到海外后发起组成，两会并在15年前尝试合并成为民联阵，但是后来演变为三个组织。
三组织成员对于15年后再度走到一起都表示很感慨，互勉应要放下过去的恩怨和矛盾，求同存异，遵重规则，团结合作。会上并关切民联创办人王炳章在狱中的遭遇，王炳章在1989年出生的女儿王天安也在会上请大家联名写信给中共领导人，要求中共以人道考量立即释放王炳章。
王天安透露，三次中风加上严重的静脉炎和花粉热，让61岁的王炳章变得很苍老瘦弱，她说：“我去年八月去看过父亲一次，他的健康越来越不行，头脑也越来越不清楚，因为他六年来都是独自一人关在那里，我觉得他需要放出来。”
2008年9月3日 星期三
日本学者:北京奥运后 是中共瓦解的开端
2008-09-02
（中国时报杨明珠）中共举办北京奥运，让世人看到了中共的本事，也替中国带来了很大机遇；但这场奥运也让中共所有的风险全凸显出来。日本非常关注中共政府如何控管好经济及内部改革；也有经济评论家认为，北京奥运结束后，可能是中共最危险时期的来临。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松田康博对本刊记者表示，奥运全是人为操作的结果；许多运动项目都是由国家全力重点栽培的人才，就是为了争面子。从开幕典礼及整个过程，可看出为了国家形象，包括美女的安排，都是倾全力办理。
他说，在奥运之前，财经界对中国有信心，但随著股市的跌幅扩大，信心也大跌。如果中国股值一泻千里，很可能变成像日本1980年代经历的经济泡沫化的局面。
熟悉两岸问题的松田表示，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是股民。在大都市，一些原本拥有资产的赢家，一旦财产缩水变成输家，可能会出大乱子。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通货膨胀严重。
此外，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在杂志发表文章表示，中共目前正在一口气体验战后日本所走过来的50年历史，包括1950年代自民党政权维护既得权益体制的确立、60年代办奥运、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泡沫经济、90年代以后的环保问题等。中国也面临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
目前，日本的书店陈列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大多对于中国的未来表忧心。例如，生于中国大陆、去年归化日本的石平与日本评论家日下公人所著的《中国已开始瓦解！》、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所著的《突破中国大乱的日本的航路》等。
长谷川在书中指出，当中国人民拥有3亿台手机，中共瓦解的可能性就增高；因为这不利于中共的言论统制，人民的不满很容易透过手机相传、扩大。
他说，中共现在是市场经济至上，一切「向钱看」，道德沦丧；因此共产党才喊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但官员、法院贪污腐败时有所闻。
他也指出，现在世界开始对中国经济不抱希望。中共政府无法控制通货膨胀，美国的次级房贷问题也让中国的出口蒙上阴影。尽管中共外汇存底有1兆8,000亿美元，但贸易收支却愈趋恶化。
长谷川表示，奥运结束后，中共可能进入最危险的时期；因为被动员维护国家形象的党、军、警力量一定想休养生息，届时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也增高。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布拉格之春 苏联武装干涉
苏联干涉
[编辑]武装干涉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有脱离苏联控制倾向。
苏军决定武装干涉。6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迟迟方撤。7月之后，局势有所缓和。8月3日晚华约在捷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信号的“机械事故，要求迫降”，其没有理由不同意。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来源请求]几分钟后，苏第24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
于此同时，苏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4个苏军装甲师，1个空降师，1个东德师从波兰直捣布拉格。（西方向第一方面军）驻德4个苏军师，1个东德师切断捷西部边界。（西方向第二方面军）驻匈牙利苏军8个师，匈军2个师，保加利亚军一部从南部进攻。（西南方向第一方面军）苏波合成军4个师进攻北部。（西方向第三方面军同时苏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21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是苏军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4个方面军，4个坦克集团军，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群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9000余辆。
介于所有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个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变相比，大大减少。1969年4月，古斯塔夫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
8月20日深夜，苏联为主的华沙条约盟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占领了其全部领土。
[编辑]成立革命劳农政府失败
军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干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劳农革命政府计划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武装入侵当天的干部会议忙于准备9月9日的党员大会，而保守派准备的情况报告以及替换杜布切克领导层、成立新的领导核心的请求被打乱了步骤。因此，军事介入的报告传达到党干部会议的时候，保守派尚未能占领会议的大多数，因此会议最终决定发表指责军事入侵的声明。这样，由于苏联宣称这次武装干预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两者的声明成了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是，建立革命劳农政府的计划依然在第二天于布拉格宾馆以及苏联大使馆内筹划。最终交涉的结果是，斯沃博达总统决定首先应释放杜布切克和与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直接交涉，拒绝了建立新政府的计划。
[编辑]第14次临时全党大会
22日，在布拉格的一处工厂内，匆忙地召开了第14次临时党员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拉格党委负责人博夫米卢·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议的，并通过广播和党机关报纸向全国宣布。这样。在军事占领的非常事态下，1112名（最终为1219名）党员到会（由于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15人参加，这也是后来斯洛伐克方面主张大会无效的理由之一）。大会最终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集体。
[编辑]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的消极抵抗
[编辑]国际社会的反应
关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21日，应美国、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中，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英国和美国提出“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干涉内政行为，要求立即撤退”的决议案，最终10票赞成、3票弃权和2票反对，由于苏联行使了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该决议没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议联合国秘书长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装入侵当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哈耶克外交部长在24日到联合国指责武装入侵。但是由于缔结了《莫斯科议定书》，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议题，最终在联合国的议论失去了实际效果。
此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认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运动，但另一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是因为这起事件发生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订、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以及对于改善美苏关系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国担心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导致了上述进程的中断。另外，由于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对于提供北越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政府也无法作出积极的支持举动。因此，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比较，更为重视同苏联的关系的约翰逊政府的反应，恰好说明了在冷战格局下美苏互不干涉其势力圈的不成文规则。
[编辑]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
苏联在入侵后，面对国际舆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极的抵抗之后，也决定接受斯沃博达总统的要求，从23日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展开双方谈判。但是，勃列日涅夫与以“反革命势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会谈遭到了非议。在莫斯科聚集的华约其他成员国首脑，始终坚持成立革命劳农政府，并强硬地建议如有必要可以实施一定期限的军事占领。另外，在25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采取的解决事态的方案，也有人表示异议。
[编辑]“莫斯科议定书”
经过4天的会谈，26日，两个领导层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其内容有15项，再次确认了控制媒体、更换改革派的切尔纳会谈的“合意”事项，同时明确宣布22日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的无效性。此外，对于干预军队的撤退问题，并没有明确撤军的时间。
[编辑]勃列日涅夫主义
这次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将苏联此次为武装介入所作的正当化理论，称为“限制主权论”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理论主要通过9月26日苏联《真理报》所载论文《主权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义务》以及11月在波兰统一劳动者党第5次全党大会上勃列日涅夫的演讲（11月13日《真理报》）被明确化。主要内容即：“一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的危机，其他国家不能对此毫不关心，为了保护全体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国的主权。”这个理论从阶级的观点重新评价了主权，将保卫社会主义置于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上。另外，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不是为了将军事干预正当化而在事后仓促形成的理论，在此之前的华沙信件和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中就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个方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东欧政策基本一致，虽然冠以勃列日涅夫之名，却不是他的独创。
[编辑]“正常体制”的建立
从莫斯科归来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对国民发表了继续改革的声明。但是，迫于苏联以及国内亲苏派要求执行《莫斯科议定书》的压力，杜布切克的回旋空间日渐狭窄。例如，在入侵军队撤退问题上，随着10月暂定驻留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将驻捷军队合理化（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才最终撤退）。另外，对于改革派的压力，最终也集中到国民爱戴的斯姆鲁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巴拉夫为抗议军事干预和改革的倒退，企图自焚。3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捷克斯洛伐克队战胜了苏联队，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众多的国民走上街头，拍手称快。此后，又出现了在布拉格围攻苏联航空公司办公点的事件。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对于苏联的厌恶和仇恨。苏联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势力的阴谋，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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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外部链接
[编辑]参见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布拉格之春1968年
布拉格之春（捷克语：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žská jar ；俄语：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样，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在冷战期间，这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宁愿屈服于希特勒的经验，都依然清楚地存在于苏联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在捷共内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数派—尤其在高层领导中—拒绝放松党对社会的控制权，并且密谋在苏联的领导下推翻改革者的领导。
与中欧东欧的许多国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一场平稳的政治变革使捷共上台，并没有发生如同匈牙利一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但是，苏联期望在其盟国中推行苏式的政府模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武力来强制实现。这种政策因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其实这种政策最早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将其公之于众而已。苏联的这种霸权主义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被戈尔巴乔夫的辛纳屈主义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已经准备支持改革派，并削弱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中只有少数批评，因为在冷战时期，由于核对峙的存在，西方国家无法挑战苏联在中欧地区的霸主地位。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这次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平民对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同情，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被所在国国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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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背景
| 东方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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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苏联加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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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做的秘密报告中对于斯大林提出了批评，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体制受面临了很大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进入60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总统安东尼·诺沃托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恢复50年代大清洗牺牲者的恢复名誉问题、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张等问题上，诺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击。
1967年，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作家开始批评共产党。10月末，学生在布拉格市区又发起了关于学生宿舍设施的抗议游行，最终被党部派出的警察队伍镇压。此外，在共产党内部，斯洛伐克共产党方面对于诺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托尼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平息事态，但是勃列日涅夫认为这只是捷共党的内部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当时他说“Это ваше дело（这是你们的问题。）”）。结果，在没有消除党内对立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在12月召开，会上一致批评诺沃托尼的领导，解除他第一书记和大总统的职务也在所难免。
[编辑]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这次大会的结果，导致了对新闻出版物的事先审阅制度的废止，并且使得对于诺沃托尼体制中的核心党干部以及内阁成员的批评的升温。2月，与诺沃托尼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领导叛逃到美国。这位高层干部不仅因为挪用公用资金而被调查，而且在之前与另一位将军合谋企图发动政变，维持诺沃托尼的权力统治。这起事件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且使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仍留任总统的诺沃托尼。到了3月份，诺沃托尼领导层的主要党政干部都相继离职。其中包括内政部长、总检察长的辞职，这些人的离去导致与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关系紧密的安全机构的改革浪潮。3月21日，诺沃托尼终于提出辞职，新任总统为二战英雄路德维奇·斯沃博达。
4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内容包括：
- 修正共产党的权利集中
- 恢复在大清洗中牺牲者的名誉
- 以联邦制为原则解决“斯洛伐克问题”。
- 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
- 言论和艺术活动的自由化
- 在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之后，又成立了以欧德里希·切尔尼克为总理的新内阁班子。副总理为主张改革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奥达·锡库，另外，在50年代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古斯塔夫·胡萨克也成为内阁成员。国民议会的议长由受国民欢迎的约瑟夫·斯姆鲁科夫斯基担任，国民战线议长由弗朗切克·库里盖尔担任，至此，捷克党政的主要部门都被改革派掌权。整个社会在“行动纲领”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深入的改革运动。其中，工会、青年组织、社会民主党以及KAN, K-231等非共产主义政党开始积极活动。在此同时，关于改革内容的分歧也日益明显，逐渐形成了对于改革运动的激进化表示怀疑的集团，他们希望与苏联接触，在斯洛伐克地区重视联邦化的倾向。
根据华约各国的约定，6月份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考虑到苏联军队即将到来以及同盟国的忧虑，在5月末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大会上，捷克领导人强调了右派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并将在国民战线范围以外活动的政治组织视为“反共活动”，并且表明了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态度。另外，也决定提前在9月份召开第14次共产党大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将坚持改革路线的印象。这是因为在临时党大会上不可能再让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中央委员再任，如果党员正式大会顺利召开的话，改革派实力将会巩固自己的地位，使改革不会半途而废。
[编辑]苏联集团的动向
从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开始到苏联军事干预的8个月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各国通过会谈中的批判、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从政治上、心理上、军事上尽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体制的解体以及改革运动对本国的波及。
- 苏联集团的忧虑 在1月份权利层交替的时候，波兰和东德首先表示了关注。1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访问两国，哥穆尔卡与瓦尔特·乌布里希都表示“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将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会波及到苏联集团全体，因此各国的共产党体制的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尤其在波兰，3月发生了学生游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给波兰一个杜布切克”的口号，因此哥穆尔卡对此更加担心。另外，在2月22日举行的1948年革命纪念庆典上，勃列日涅夫等各国首脑纷纷出席，诸国领导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气氛，也注意到媒体上开始出现对共产党直接的批评文章，于是对这场改革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忧虑。
- 德累斯顿会议（3月23日） 诺沃托尼辞去总统的事件使苏联领导层感受到强烈的危机，于是在德累斯顿，召开了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参加的多国首脑会议。从此次会议直到8月军事干预为止，除罗马尼亚外的华约5个成员国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举行多国会谈。由于在会前捷克领导层被通知本次会议是讨论各国经济问题，因此在会议刚开始就遭到各国严厉批评的杜布切克代表团无法就改革运动做出充分的答复。在会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国代表团一直认为这场改革运动是反革命的先兆，并担心会侵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此表示这场改革的主旨在于强化共产党体制，并且得到了国民的多数支持，然而并没有得到其他各国的理解。
- 莫斯科会议（5月4日、5月8日） 随着“行动纲领”的通过和改革运动走向高潮，捷克国内对于共产党体制和苏联的同盟关系的批评也日益增多。对此，勃列日涅夫领导层感到非常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的5月4日，访问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鲁科夫斯基等）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了会谈。在此之后，8日，哥穆尔卡、乌布里希等各国首脑在莫斯科集中，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捷两国会谈的报告，并随即决定提前实施华约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并支援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5月中旬、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与国防部长安德烈·格莱乔相继访问捷克斯洛伐克。
- 联合军事演习 6月18日至30日间，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本次演习含有多层目的：(1)为了牵制在9月份临时全党大会中改革派势力的增长；(2)为了军事介入做好预先准备。另外，在军事演习结束后，各国军队并未立即撤退，这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逐渐怀疑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 华沙会议（7月14日-7月15日） 在“两千字宣言”出台后，苏联领导层将其视为反革命的证据，并对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发出了召开多国会议的建议。（同样的建议也从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发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在研究该建议之后，反而向苏联提出首先举行两国会议，在调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国参加的多国会议。然而，苏联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通知将于14日在波兰举行多国会议。会议前日的13日，接受勃列日涅夫的委托，卡达尔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人会谈，试图说服其参加华沙会议，但是捷克方面反复主张之前的意见，未接受劝说。于是，在华沙集会的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就这场改革运动展开了讨论。其中，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了请求军事干预，各国都表示对改革运动的危机感，最终，苏联领导层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出各国共同签署的照会，表示将全面支援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 谢雷斯托-比利亚克秘密会谈 7月20日 在匈牙利疗养地巴拉顿湖畔，对改革持批判态度的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比利亚克与苏共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谢雷斯托举行秘密会谈。其间，谢雷斯托指出军事干预的实施必须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要求才能实行。
- 切尔纳会谈 （7月29日-8月1日）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国交界处的切尔纳举行两国会谈。会议原定举行一天，最终却延长至4天。会后发表的公开声明只提及将于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多国会议。苏联在会谈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没有直接作出军事介入的决定。然而，关于这些合意，两国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也是日后军事介入的诱因之一。这些共识的内容包括：
-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 恢复新闻审阅制度，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 解散非共产党派系的政治组织
- 撤换部分改革派领导人
-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 （8月3日） 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捷两国的会议，会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在这次会议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发出的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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