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5日 星期二

外东北

 

外东北,又称外满洲,是指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加上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合计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由俄罗斯管治。在历史上,这片土地先后为夫余室韦黑水靺鞨女真等部族与辽朝金朝元朝明朝清朝等政权的统治。到了19世纪,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这片土地从中国领土渐次转手为俄罗斯所有。以清朝视角,上述地区位于满洲外侧,与“内满洲”对应,故名。外满洲的城市名称,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采用俄语地名的音译称呼之;一些传统地名较为知名的城市,如海参崴伯力双城子海兰泡庙街雅克萨等,则会在后面括注传统地名,而民间则多直接以传统地名称之。

历史[编辑]

以下是中国清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国俄罗斯沙皇国俄罗斯联邦)签署的一系列关于东北归属问题的条约。

尼布楚条约[编辑]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朝沙俄签署第一份关于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中明确表示整个外满洲皆是中国领土。

  1. 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中国,岭北属于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2. 雅克萨地方属于中国,拆毁雅克萨城,俄人迁回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自越境,否则捕拿问罪。十数人以上集体越境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
  3. 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4. 双方在对方国家的侨民“悉听如旧”。
  5. 两国人带有往来文票(护照)的,允许其边境贸易;
  6. 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中俄瑷珲条约[编辑]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之际,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向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俄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黑龙江为边界,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双方交涉时,俄国兵船鸣枪放炮,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这条条约以黑龙江为边界、江东六十四屯由中俄共同管理。

中俄北京条约[编辑]

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把整个外满洲归于沙俄。

庚子时期沙俄再入侵[编辑]

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清政府无暇兼顾东北情势,俄国遂派兵屠杀中国人,取得江东六十四屯

苏联对华宣言[编辑]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编辑]

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发表“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又称‘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1],宣布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条约、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定的一切协定,并邀请中国政府就上述条约的废除进行谈判。需要注意的是此宣言废除的仅是1896年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涉及的内容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和满洲里的少量土地,废除沙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沙俄在中东铁路的特权。对签订于1858年《瑗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并未提出废除。

苏联第二次对华宣言[编辑]

1920年9月27日苏联对中国北洋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重申第一次宣言主要内容外,并建议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2]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于上海为进行联俄容共政策进行协商后,所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第二条,苏联代表越飞保证遵循“第二次苏联对华宣言”原则,抛弃沙俄时期全部的对华条约与强索权利[3](指的仅是签订于1896年之后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1924年上台后,却否认第二次对华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日本帝国有意吞并外东北,德国入侵苏联后,日军军事行动关特演就是北攻外东北,目的是给苏联远东军麻烦,无法调动欧洲抗德,但整场战争完全没有实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曾进行过一次国界公布,除江东六十四屯外,苏联对外满洲有控制权,但并无签订任何书面国际协议,随后国共内战爆发,争议先行搁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大陆后亦然。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编辑]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与当时的苏联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这协约确认了苏联对外满洲的统治,并确认黑龙江是中俄的国界。然而苏联迅速发生政治危机而崩解,俄罗斯独立后,以此为原案继续谈判。

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关于航行权的规定有:

  • 第八条:“缔约双方同意,各类船只,包括军用船只,可从乌苏里江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至黑龙江阿穆尔河)无阻碍地往返航行。航行规则由双方主管部门制定。”
  • 第九条:“苏方在与其有关方面同意中国船只(悬挂中国国旗者)可沿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第三十三界点以下的图们江日本海往返航行。与此航行有关的具体问题将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编辑]

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六条规定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这里的缔约双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

地图[编辑]

2014年8月27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特维尔的全俄罗斯青年论坛非正式见面会上,被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在教学上,将西伯利亚领土标示为“暂时失去的土地”,拉夫罗夫表示不必担心,因为该地区经由一系列边境协议决定,地图集与现实政治无关。[4]

外东北土地[编辑]

阿穆尔河流域、黑龙江、乌苏里江。

行政区划[编辑]

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下的以下行政区划都外满洲范围,自东西向北南向排序:

主要城市[编辑]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

中俄《瑷珲条约》善后之争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即向咸丰帝奏报了签约经过。起初,因奕山避重就轻的描述,咸丰帝对此并未深究。然而,随着情势的发展,咸丰帝发现俄方的意图远非如之前所想,军事威胁居然越过黑龙江将军辖地,沿着吉林深入内地,故咸丰帝对当初奕山之举愈发不满,斥责其“轻允边陲国土,以致俄夷肆意占据”。此后,中俄政府之间便围绕《瑷珲条约》的善后事宜展开了一系列博弈。

条约批准之争

  针对《瑷珲条约》的批准问题,中俄双方共进行了三轮谈判,中方代表为清廷军机大臣肃顺,俄方代表为其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

  第一轮谈判中,肃顺表示,《瑷珲条约》完全无效,因为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国土让与外国”,皇帝对奕山的恣意妄为已非常不满。伊格纳切夫辩称,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他毫不相干,但俄国政府决不能容忍中国否认《瑷珲条约》的合法性。伊格纳切夫还大谈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河东岸于中国无宜,若给予俄国,方可保证中国东部安全。肃顺则强调两国东段边界应以《尼布楚条约》为准,中国东部安全中国自有办法,无劳俄国过虑。第二轮谈判中,伊格纳切夫仍然纠缠不放,肃顺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关于两国东段边界,肃顺指出:“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山南尽属中国,山北尽属俄国,至于乌苏里河至海地方,并不与俄国连属,更谈不上立界通商。”伊格纳切夫则重复其关于兴安岭分两岔,“北岔不能为界,因其向北不向东。兴安岭南岔为界,与中国有亏”的无稽之谈,要求清政府批准《瑷珲条约》。争执激烈之时,肃顺“乃将手中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厉声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顿时起立,正告肃顺完全失礼,愤而先行退出会议”。第三轮谈判中,伊格纳切夫照会清廷军机处,称“中国愿图太平,只有一法,务思交良友于本国”。肃顺随后亲至俄罗斯馆,再次声明《瑷珲条约》系奕山“擅行允许”,未获皇帝授权,因而无效。伊格纳切夫则坚称,“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俄罗斯帝国都将条约所让之地视为己有,永不复还”。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伊格纳切夫发出最后通牒,称清廷若不批准《瑷珲条约》,他将离京南下,与英法采取一致步调,并限三日内答复。第二天,军机处回复,称中国边界军民已经递呈,中国土地“万不能让与他人”。伊格纳切夫随即离京,谈判遂告破裂。

条约修订之争

  咸丰帝认为,“此时若将前约完全废弃,俄夷必不肯从,然任其蔓延,又必成大祸”。在他看来,此事从前系奕山一人办理,今俄夷既侵至吉林地界,自应由吉林、黑龙江两将军会同查办,另立条约,以息争端。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清廷革去奕山黑龙江将军之职,而以特普钦暂署黑龙江将军,命其待穆拉维约夫到达黑龙江后与之“会商履勘”。咸丰帝要求特普钦告诉对方:“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本已明晰。上年穆拉维约夫以防堵英夷为名,欲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伊国,彼时奕山未得授权,率行签约换字,实属糊涂,现已将奕山革职惩办”,“朕念中国与该国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启衅端,是以将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及该夷已经占据之阔吞屯、奇咭等处,允其借住,且不得再来人口,亦不得再行添盖房屋”。在给特普钦的修约意见中,咸丰帝一再强调是可以把江左空旷之地“借给”俄国,而非让与,可见其对此前轻失国土之不甘。针对乌苏里河以东至滨海由中俄“共管”一案,咸丰帝更是明令特普钦和吉林将军景淳向俄方申明,“此处系属吉林地方,既非奕山所辖,亦非俄国连界,断难允准涉足,速将人船收回,无可再议”。

  然而,穆拉维约夫已然知晓黑龙江将军约见他,是让他放弃对东岸非定居地和共管地区的领土声索,于是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拒绝接见清朝代表,准备以实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谈。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获悉穆拉维约夫将于本月下旬视察海兰泡,特普钦遂于二十日先至瑷珲,准备与之会面,而俄国人则声称“穆督已由尼布楚启程,不日即可抵达瑷珲”。可是,进一步打听却发现,“该酋已绕越江城,由左岸径赴海兰泡”。及派副都统爱绅泰亲往海兰泡时,俄国人又谎称穆拉维约夫没有来此。几天后,当爱绅泰终于在海兰泡街面截住穆拉维约夫的车驾时,“穆酋竟视而不见,径直驱车离去”。

条约落实之争

  《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方面不等清政府正式批准,即开始强行勘界,同时加紧移民,“于黑龙江城对岸盖房,并欲抢取粮石”。瑷珲副都统爱绅泰与穆拉维约夫争辩,但“该酋以递送公文为词,仍欲接盖房间”。事实上,俄国人“历年在黑龙江左岸已占据五十余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东海,亦盖房多处”。特普钦在接任黑龙江将军之后,一改奕山保守退让的方针,积极“联络各处旗民人等团练,以壮声势”,同时遵照咸丰帝“如能挽回几分,庶左岸得有几分免其骚扰”的指示,着手“于当前俄夷盘踞之处,划清界限,立定四至,以免左岸空旷地方被其全行占去”。

  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报告朝廷:“俄夷乘隙烧毁乌鲁苏牧丹卡房,该卡房虽在许借俄夷界址之内,而设立自康熙年间,且系要隘处所,岂容外夷占据?此次该夷因船只行驶不便,催令迁移,又未允许,乃转谓此卡为占其左岸居住之地,突令密奇达将卡房烧毁”。经特普钦派佐领鄂尔精阿前往海兰泡查讯,俄国通事石沙木勒幅直认不讳,说是“穆拉维约夫嗔怒,故令烧毁,如欲重修,可移在右岸”。但是,特普钦派人在“黑龙江城(瑷珲)备齐木料,由冰道拉运至原处,照旧修盖,业已一律工竣”。咸丰帝则对特普钦此举大加肯定,并命其要派官兵“常川驻守”。

  《瑷珲条约》不仅承认了中俄以货易货贸易的合法地位,而且还免征商税,这对俄国来说当然是巨大的利好。不过,清政府也自有应对的办法。鉴于条约内“如往来船只,须在卡伦报明,不准私往各屯,易换物件”的规定,特普钦、景淳据此派官专司通商事宜,厉行稽查弹压,严格限制贸易规模,禁止民间私下交易。同时,还把以货易货与以货易米作了区分,要求“换给米粮一事,必须严禁”,以期通过断绝粮食供给来达到逼退俄国人的目的。

  综上可见,在《瑷珲条约》签订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清政府试图在法律上不予批准、外交上争取修订、行动上抵制落实来尽可能地挽回失去的权益,但这些努力,终究随着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化为乌有,无论是黑龙江以北还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都尽为俄国攘夺。

2022年7月4日 星期一

早在漢朝,中國就普及了義務教育

 

自古以來,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國家,唯一的擁有完善的教育體系的國家,唯一的擁有貧寒子弟能出將入相的傳統的國家,是識字率最高、文盲率最低的國家。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時,依然如此。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是:這個世界上,只有中國的第一聖人不是「和尚」,而是「至聖先師」—-孔子。

一、舉世無雙的重教文化

司馬遷寫《史記》,以孔子為「世家」。

何為「世家」?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世家第五》曰: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

所謂世家,就是「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世襲爵位諸侯。

唐代張守節《史記》之「孔子世家」「正義」曰:

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並非天子、諸侯國君,當然無爵位可傳,但是,到司馬遷時,孔子的六藝之學,已經連綿不絕傳承十餘世,從天子到百姓,天下讀書人皆以孔子為宗,以孔子為至聖之人,所以,司馬遷以「世家」來記述孔子。

孔子一生並不得志,但其身後尊榮備至。這,除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更主要來自於他教學上的巨大成功。《史記·儒林列傳》說: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孔門弟子有的位至卿相,有的專心於開門受徒。言偃回到江南,子夏前往陝西,更多的弟子在中原大地傳道授業解惑。王侯將相、山野草民,無不以他們為師。即便天下紛亂之時,齊魯大地讀書之風依舊興盛。就這樣,儒學就伴隨孔門弟子傳遍了中華大地。

《史記·儒林列傳》曰: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當劉邦率領大軍圍攻魯地之時,這裡的老師正在給學生們上課,書聲琅琅,琴聲悠揚。即便是天下紛亂、戰事不斷的秦漢之交,中華大地的教育活動並未終止。

普天之下,沒有比中華更重視教育的民族,唯有中華的第一聖人是一位老師,而且他千年一貫的諡號便是「至聖先師」。

到過孔子故裡曲阜的人都知道,中國皇帝到了這裡,也得下轎步行,拜祭孔林。作為天子,拜天、拜地、拜父母,都是正常的,他為什麼拜孔子呢?理由很簡單:孔子是至聖先師,學生拜千古第一的老師,天經地義。

二、義務教育定型於漢代

漢武帝之所以偉大,在於他系統地恢復了中華崇文尚武的傳統。

漢武帝的武功,人所共知。

漢武帝也重文。遺憾的是,他在繼承中華禮樂治國傳統上的功績,後人知之甚少。

為了節省文字,姑引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

(漢)武帝時始為博士、學官置弟子員。……及武帝既興學校,則令郡國縣官謹察可者,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則郡縣皆有以應詔,而博士、弟子始為國家選舉之公法也。

(漢)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漢武帝之前,雖然朝廷設有博士,但是,並沒有規範管理,學生既無入學規則,也無員額限制,博士教書和學生讀書,皆為自願。對學有所成者,朝廷也沒有成套的人才舉薦選拔制度。直到漢武帝以儒學為正統,漢朝才開始大興學校,並下令全國各郡縣官員選拔本地優秀學生,隨同匯報年度工作的官員一同到京城,到太學深造。從此,博士、弟子才開始納入國家人才選拔制度中來。

到漢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全國的教學體系已經全面形成,在全國各級行政機構皆設置教育官員。郡(王國)的學校稱為「學」, 縣(侯國)的學校稱為「校」,郡縣學校置經師一人。鄉的學校稱為「庠」, 聚(城鎮性的居民聚居點)的學校稱為「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之後,在江山一統的中華大地上,由中央政府主持的公立學校實施的義務教育,再次普及到了廣大鄉村。

漢朝的基礎教育,比18世紀的歐洲還要領先。這話,一點也不誇張!須知,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兩國的軍人,基本是文盲。

從漢朝開始,中國形成了偉大的傳統:百姓重視教育,讀書人以孔子為榜樣,以教書育人為榮,故而民間辦學之風長盛不衰。許多大學者終身以教書育人為己任,許多官員卸職退休後,全身心於傳道授業解惑。

在《後漢書·儒林列傳》隨手挑幾個:

楊政字子行……教授數百人。

濟陰曹曾,字伯山……門徒三千人。

牟長,字君高……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

與此同時,政府還大辦高等教育。漢朝的人口約6000萬,而其最高學府太學的學生,一度多達3萬餘人。

全民重視教育,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得到有效傳承,不曾中斷。

三、唐代的義務教育制度

武德七年(624年),天下初定,唐高祖便下達《置學官備釋奠禮詔》,要求各地向朝廷舉薦人才,同時下令:

州、縣及鄉、裡,並令置學。

朝廷要求:全國城鄉普遍辦學,州設州學,縣設縣學,鄉、裡皆設學校。唐代以每500戶人家為一個鄉,每100戶人家為一個裡。

每100戶人家的地方,就有一所政府舉辦的學校,其普及程度可想而知。

歷經隋末戰亂之後,政府主辦的公立學校,普及到全國鄉村。

子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自漢朝以來,國家義務教育政策的落實情況,就被作為考核的地方官員政績的主要內容之一。

本來就是孔門弟子的歷朝歷代皇帝,都會高度關心教育問題,下達相應的詔書。《唐會要》卷35: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裡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下旨:全國每一個裡辦一所學校,由政府選拔博學鴻儒擔任老師。

唐玄宗不止是說說,《遣使分巡天下詔》:

其天下道學,固已有置者,並鄉學等,此並切於生人,比來興置,蓋為教導,各宜敦勸,使有成益。

唐玄宗下令,欽差大臣巡視全國各地,必須檢查地方的辦學情況,並且作為重點之一。

唐代義務教育的普及,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在監獄裡,也設有學校!

著名的上官婉兒,一出生就隨家人進了監獄,在監獄中長大。她就是在監獄學校裡接受教育的。

在唐代,一旦男性家長犯了類似於「危害國家安全」的重罪,就會被籍沒全家,全家老少都會被送到司農寺的農場安家落戶,進行勞動改造。如果女子心靈手巧,則會被安排到內侍省的掖庭局,做些縫縫補補、織布繡花的活兒。如果孩子小,必須跟著母親,那麼,她就會隨著母親來到掖庭局。因為少兒太多,朝廷便在掖庭局創辦了學校,《唐六典》:

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

學校有兩名博士,負責教宮人學習識字、書法、數學和其它各種文化知識。

史料證明,這裡的師資力量也不錯,《唐故內侍省內仆局令費府君墓誌銘》:

祖怡,雋州□藜縣令……父朗,皇朝本州博士……(君)弱冠初登鄉塾,……於是晨趨蕙路,夕拜椒閭……始授君□□庭宮教博士……遂游志典墳……有滯斯通,亞善談謔,尤工草隸……

費智海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是縣令,父親是州學博士,他自己也博學多才,不進書讀得好,而且書法也很不錯。後來,他自願做宦官。一當上宦官,馬上被安排在掖庭局擔任宮教博士。因為幹得不錯,被提拔為內侍省內仆局令。

上官婉兒就是這裡的博士們的弟子。上官婉兒的博學多才,足以證明學習條件不差。

四、唐代的義務教育質量

大唐義務教育的普及,絕非虛言。

在唐人詩文筆記、碑刻墓誌之中,關於村學、鄉校的記載,可謂不勝枚舉。

在長安城裡,《太平廣記》卷五十二: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

名家子弟鄭又玄,與貧寒的鄰居子弟,同在一個學堂讀書。

在廣陵城裡,《太平廣記》卷七十四: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

大清早,月亮還高掛天空,幼童張定背著書包上學了。

在今山西黎城縣農村,《唐故處士王君之碣》:

君諱慶,字褒,上黨黎城人也。……七歲能自致於鄉校,乃心專經,篤意儒業……遂就詩禮。……會徐王到,……留之幕府,悉子弟從其受業。

墓主王慶,祖祖輩輩是農民,但祖祖輩輩都是有文化的。他七歲進入鄉校讀書。若干年後,他具備參加朝廷進士科考試的水平了,恰好徐王這裡(并州)任職,發現他太有才了,就把他請到王府擔任老師,教授自己的子弟讀書,並協助他處理政務。

在今江西的偏遠鄉村,《太平廣記》卷四十四:

元和中,(田先生)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

在今天江西上饒、景德鎮一帶有個鄱亭村,田先生擔任村學的老師,教授村裡的十幾個孩子。

在今成都市北郊新都縣的偏遠鄉村,《法苑珠林》卷十八:

唐益州西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跡,人欲其書終不肯出。

距離縣城四十里的王李村,有一位書法極棒的荀老師在村學教書。

在著名詩人盧仝眼裡,村學老師的水平還是不錯的。盧仝的孩子,也是在村學裡念書。他作《寄男抱孫》教育孩子道:

殷十七又報,汝文頗新有。

……

莫學村學生,粗氣強叫吼。

……

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

盧仝說,兒子啊,老師殷十七告訴我,你又有進步,我很高興;村學裡有的孩子不學好,你不要學他們;你的老師是老儒,也是我的師友,你要聽老師的話,好好念書啊。

事實確實如此。許多著名人物,在沒有通過科舉考試之前,就任職於鄉裡之學,一邊教書謀生,一邊讀書備考。

白居易便自稱「臣本鄉校豎儒」,他早年當過鄉校的老師

又如《朝野僉載》說: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為鄉學講《文選》。

大唐最高學府國子監的主講老師之一的「助教」張簡,當年就在鄉學教書。

事實證明,鄉村小學的教學質量是可靠的。

宰相竇易直,就是從村學裡走出來的。《因話錄》卷六: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

竇易直童年時,因家裡窮,到村學讀書。後來明經及第,官至宰相。

宰相苗晉卿,也是從這裡走出來的。據《舊唐書·苗晉卿傳》,苗晉卿後來進士及第。古代交通落後,回趟家鄉不容易。在擔任魏郡太守期間,他借入京匯報工作的機會,順道回到老家,花錢請鄉親們吃飯,又從工資中拿出三萬錢,捐給鄉學做基金,資助孩子們讀書。這就是古人的「衣錦還鄉」。

宰相權德輿,同樣是從鄉村學校走出來的,他在《送右龍武鄭錄事東遊序》自述道:

予弱歲時從師於黨塾,鄭生已用經術上第……

 「黨塾」即村學。權德輿的啟蒙教育就是在村學完成的。

那麼,唐朝的孩子什麼年齡上學?啟蒙教材又是什麼樣的?

唐玄宗曾要求編撰啟蒙教材《初學記》,《大唐新語》: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為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唐玄宗發現,孩子們在過了識字的啟蒙階段,便開始學習寫作文,需要掌握大量的資料和文章體裁,但是目前的如《御覽》一些書,厚厚的一大堆,很不好。於是玄宗給宰相張說布置了一項任務,要他組織編撰一部適宜於孩子們學習的教材。張說與徐堅、韋述等大學者一起,合編了一本書,玄宗很滿意,給取名為《初學記》。很快,這本書在全國通行。

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說:

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

李白說,自己從小在江漢地區長大,五歲開始學識字(從認識背誦天干地支開始),十歲便閱讀諸子百家著作。自炎黃以來歷史文化,都有所涉獵。勤奮讀書,練習創作,至今已經三十年了。

如《大唐故文林郎崔君墓誌銘並序》:

君七歲誦《孝經》、《論語》,十二通《毛詩》、《尚書》,……十六師冀州蘇諶,講《左氏春秋》……

如《唐故安定梁君墓誌銘並序》:

小學大成,至於《孝經》、《論語》,通卷背文;顏氏字類之書,問之便寫。

又如,《唐故國子生李夫子銘並序》:

九歲通《周易》,十歲明《禮》,十三精《史》、《漢》,十五能屬文,十七補國子生。

由此,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初等教育的教材:

1、五六歲的時候,以天干地支之類,初學識字;

2、七八歲的時候,開始學習《孝經》、《論語》等著作,同時以顏真卿《韻海鏡源》等字典、書法類著作為教材,進行小學和書法訓練;

3、到十四五歲,初步完成儒家基礎經典的學習;達到通曉做人做事的道理,能熟練作文,寫一手好字的水平。

4、此後,便選擇專業,進入明經(如歷史、三禮)、進士、明法、明算等專業性學習階段;

5、大約到十六七歲乃至十八九歲,入州學、國子監深造,或者遊學四方,如學有所成,獲得州府或者國子監舉薦,便參加全國統考。

綜觀唐代士人,基本以「弱冠」即二十歲為進京應試的時刻,後面我們會提供大量的例子。當然,例外的也很多,比如元稹,智商太高,十五歲便明經及第;比如姚崇,少年時一直「以呼鷹逐獸為樂」,到二十歲才玩醒,開始貓在家裡讀書,後來成為一代名相。這兩位過於出類拔萃,不能作為一般現象看。

五、唐人的童年

唐朝的幼兒教育十分成功是毫無疑問的,並留下了許多流芳千古的範例。

《太平廣記》卷一七五中,有這麼一個故事: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裡,追思往中,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又途次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

《下邽》詩曰:

昔為童稚不知愁,

竹馬閒乘繞縣游。

曾為看花偷出郭,

也因逃學暫登樓。

招他邑客來還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

又《逢李氏弟兄》詩曰:

御溝西面朱門宅,

記得當時好弟兄。

曉傍柳陰騎竹馬,

夜隈燈影弄先生。

巡街趁蝶衣裳破,

上屋探雛手腳輕。

今日相逢俱老大,

憂家憂國盡公卿。

韋莊,是晚唐著名政治人物、詩人。他的童年時代,是在華州下邽縣(今陝西渭南臨渭區)度過的。所謂的「黃巢起義」,將富饒的關中平原禍害得民不聊生。亂平之後,韋莊來到這裡,尋訪舊跡,但見夕陽、衰草、荒丘!途中,終於見到了兒時的同學、玩伴李氏兄弟。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作詩二首。

韋莊的童年生活非常快樂,夥伴們一起騎竹馬、掏鳥窩,上課頑皮、搗亂,還有偷偷逃出學校,出去玩耍。

唐人的童年都是這樣度過的。

眾所周知,唐代也誕生過不少著名的神童。

唐朝設有童子舉,據《舊唐書·文苑上》,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便是「神童舉,拜校書郎」,即通過童子科考試而做官的。據《舊唐書·裴耀卿傳》:「裴耀卿,……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優秀的經濟學家、宰相裴耀卿,也是童子科及第而入仕的。

在正史、唐人筆記小說中,關於神童的記載很多,如《大唐新語》卷八: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

賈言忠數歲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

又如《唐摭言》卷三: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

苗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便力克天下文士,進士及第。詩人作詩稱他倆為「兩個阿孩兒」。

《三字經》中專門提到了唐朝的兩大神童:劉晏、李泌。

據《新唐書·劉晏傳》,估計是根據曹州(今山東菏澤)地方官員安排,唐玄宗東封泰山時,年僅七八歲的劉晏向玄宗獻上了自己的作文。唐玄宗大為驚奇,要宰相張說考試劉晏的真實水平。考完後,張說向玄宗報告結果:這孩子可是國寶啊!玄宗便授予劉晏太子正字的官職。當然,劉晏也不是真的做官了,只是有了領薪水的地方,為舉家遷往京城、在更好的環境裡讀書創造了條件。

據《新唐書·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朝廷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當年童子科及第者員半千的孫子、年僅九歲的員俶,也參加了。在學著雲集的場合,員俶表現出令人驚歎的學識。玄宗大為感嘆:不知天下還有沒有跟員俶一樣孩子!員俶答:我的表弟李泌不比我差。唐玄宗便設計了一場考試,他與宰相張說下棋,讓李泌做賦。李泌大獲成功。唐玄宗賞賜李泌家人一大筆錢財,要求他們繼續努力,好好安排孩子讀書學習。

六、明清兩朝的義務教育

當歷史進入明朝,重教之風更甚。《明史·太祖本紀》:

(洪武二年)諸王子受經於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學。……詔天下郡縣立學。

(洪武八年)詔天下立社學。

(洪武二十八年)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明太祖剛剛稱帝,還處於激烈的戰鬥之中,便接二連三地下旨辦學校。洪武二年,命令皇子皇孫和功臣子弟們入學讀書,同時下令統治區內的郡縣辦學校。洪武八年,天下初定,下令將學校普及到鄉村。洪武二十八年,下令所有的土司,也要辦學校。

在教育制度上,清朝完全照搬明朝。清朝教育普及程度極高,遠高於同時期歐洲各國。《清史稿·選舉一》:

有清學校,向沿明制。……社學,鄉置一區,擇文行優者充社師,免其差徭,量給廩餼。

清朝也是廣立社學,要求全國各縣,根據實際,以方便入學為原則,「鄉置一區」,創辦啟蒙學校。由政府聘任老師,並發放工資。同時,強制「凡近鄉子弟十二歲以上」入學讀書。

《明史》、《清史稿》是就全國而言,我現在挑幾個「偏遠地區」的縣誌。

據明朝嘉靖年間的《安溪縣誌·地輿類》:

安溪縣在泉州府西一百十五里,……嘉靖元年造冊,人戶二千三百九十四戶,人口九千八百七十八口。

嘉靖《安溪縣誌·學校類》:

社學之設,所以教童蒙始學之人,蓋欲正其心術,端其志行。異日入國學,而為國之用。

2394戶人家、不足一萬人口的安溪縣,設立了36所社學,即平均67戶人家一所公立學校。

根據康熙癸丑《安溪縣誌》、乾隆二十二年《安溪縣誌》,整個清朝,保持了這樣的辦學規模。

為了證明本人所言不虛,特列舉這三十六所學校名:侍御社學、匯征社學、會元社學、石堂社學、羅洋社學、厚安社學、埔璕社學、獅子社學、真覺社學、橋頭社學、赤嶺社學、官橋社學、下湯社學、歸湖社學、楊合社學、吳莊社學、源口社學、上坑社學、溪尾社學、店尾社學、宮前社學、崎兜社學、苦乾社學、東乾社學、郭坂社學、上房社學、左槐社學、霞川社學、藍田社學、進德社學、南斗社學、玉湖社學、杉洋社學、多卿社學、舉溪社學、淨惠社學。

敦煌縣是一個更加偏遠小縣。據道光《敦煌縣誌》,道光年間,敦煌縣共2448戶、20840人;全縣共設立13所「義學」(實即社學),平均每188戶人家,設立一所公立學校。

《敦煌縣誌》記錄了「強制性義務教育」的實況。《敦煌縣誌·風俗》:

子弟稍長,即令就傅。富家則自延師教督;貧者送入義學,官延師以教之。

《敦煌縣誌·人物》:

(知縣曾希孔)設立義學,俾貧賤子弟皆得讀書。間有七八歲尚未就傅者,必苛責其父兄。

政府強制要求家長將適齡男童送學校讀書。凡是男童到了七八歲,還沒入學讀書,他們的家長就會遭到官員的嚴厲訓斥。

即便是條件較差、情況較為負責的雲貴山區,也建立起了從啟蒙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學體系。

張之洞的父親張瑛長期在貴州任職,張之洞長期跟隨父親,在任所讀書,後來高中探花。張瑛編撰的《興義府志·學校志》說:

義學與書院相表裡,有義學以端蒙養,有書院以教成材,……社學更所以輔義學者也。……(興義府城內)今義學六:四門四義學;舊設西門內義學一;城中央義學一,知府張瑛捐建。

社學是官辦的啟蒙學校;義學,是民辦官助的純公益性的學校;府學是官辦的高等學校;書院是民辦官助的高等學校。

根據府志如「安南縣社學:明社學三,……明末毀於流寇」等記載,可知,明朝時,這裡的社學也是正常的,只是較內地要少。清朝後,可能是因為戰爭等原因,朝廷對這裡社學設立的政策的不穩定,所以,社學大多廢止,而義學興起。

7、文盲遍地因何而來?

古代中國文盲遍地嗎?絕對不是!

毫無疑問,古代中國,文盲很少!至少,成年男子中,文盲極為少見!

某些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的統計的文盲率為依據,說中國自古教育落後,文盲率高,這是極端不公正的,甚至是荒唐的。

建國初文盲率高,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結束,這一百餘年裡,世界各大強盜,對中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掠奪和摧殘。不說戰爭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的破壞,也不說鴉片所造成的罪惡深重的毒害(據《劍橋中國晚清史》,吸食鴉片者占全國總人口的10%),僅用槍炮強搶惡要的「戰爭賠款」就多達13億兩白銀。13億兩白銀是個什麼概念呢?清朝的時候,中央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平均算下來的話,大約在7000~8000萬兩白銀,也就是說,賠款總額等於清政府的十五六年的財政收入。按照今天來算的話,去年我國的財政收入是18萬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超過2.6萬億美元。如果再乘上16,就是42萬億美元。如果賠出去了42萬億美元,當今的中國會是個什麼樣子?真會窮得沒褲子穿了,中國還能有幾個讀書人!

其二,是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軍閥混戰與抗日戰爭,持續了四十年裡(整整兩代人的時間)!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是在戰亂中度過的,民不聊生,哪有擺放課桌的地方?

其三,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蔡元培等人,刻意摧毀了中國既有的教育系統。辛亥革命一成功, 偏執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全國一無「新式」教師、二無「新式」教材的情況下,便宣布教習經書的「舊式教育」為非法,強令推行「新式教育」,無數「舊式」學校解散。本已淪為赤貧的全國城鄉,想不形成一代又一代文盲也不可能了。

文章來源:生民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