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痛失大陸的反思：我們對共產黨太寬大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蒋介石是个遵从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又信了基督教，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苏共二十大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毛泽东）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书第一编的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

　　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今天看来是更为精彩、更值得研读的内容。

在第二编中，蒋介石先是总结了国民革命各战役的成败得失。对第一战役--北伐战争，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十年内战”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第三战役--抗日战争，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

　　接着，蒋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门别类地检讨各个方面的失误。

　　检讨的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蒋介石说在这部分中，他是针对俄共的行动规律来检讨自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在（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中，蒋说，中国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不念旧恶，国民党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重伦理、讲信义，对中共如此，对苏俄亦是如此。“哪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他的具体论述又分两点，第一点说“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蒋介石认为，尤其是1924年后和1946年后，国民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使共产党有可乘之机，“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蒋介石说，30年来，共产党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所用的战术，对一般群众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对国民革命是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对于共产党的战术，他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国民党党员“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他说，很多人因此被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等欺骗。蒋介石写道：“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变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希特勒兴起，1935年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

　　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

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

　　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

　　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会主义；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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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一　前 言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份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蕩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援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布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年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黨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這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20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他們為甚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甚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甚麼？他們是恐怖份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於何方？

四、 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4104.htm

士心：房地产市场预期或将发生深刻变化

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半个月后，8月15日，各大网站发布国务院法制办关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紧锣密鼓间所传递出的严厉政策信号颇费思量。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数据。通过强制性登记，形成一套完整的、全国联网的数据库，既能为今后的不动产交易提供服务，还能为征收房产税、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从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来看，这也是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多头管理的一个有效举措。

“征求意见稿”出笼，说明久拖不决的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已不再遥不可及。住建部前部长姜伟新离任前曾说过，“一旦全国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和银行、税务等系统信息统一到一个平台，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来调节楼市。”信息登记背后潜台词是房地产税，它为房地产税开征提供了前提和必要条件。目前只在上海、重庆试点的房地产税“扩围”是必要的，但一直没有征收，其中一个重要障碍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缺失。不是没办法，而是没下决心。

现在是抉择的时候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实行，对来路暧昧的多套房持有人将形成巨大心理压力。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铁腕清房，一些领导干部“多吃多占”的住房毫不含糊地被清退。某地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清房的干部说，有些领导早年在县里工作时，夫妇俩都分到房子，超标部分按每平方几百块钱补差，到市里工作又有房子（有的房子是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名下，使用权归领导），调到省里工作后，钥匙不交家里亲戚住，地方上谁敢做恶人，追在他屁股后面清领导的房子呢？于是，一些老领导退下来后，占有七八套房子不稀奇。

年代既久，麻烦来了。有的老干部子女不在身边，散布在各地的房子没人住，有的出租，有的“养蛇”——这可苦了驾驶员，每到梅雨季节，他们要去帮老领导照顾房子，开窗透气。有时好久不去，长期空关的房子里真的成了蛇窝……驾驶员怨声载道，甚至成为老干部车队驾驶员们的谈资，这位领导有五套，那位领导有六套，这家的房子养蛇，那家的房子成了鸟巢……

这些是拜旧体制福利之赐，近年来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沸腾，许多官员坐享“黄金十年”和权力寻租的红利，“房爷”、“房姐”、“房祖宗”、“大地主”们红极一时，拥有374套房的刘志军和其它众多的“张志军”、“王志军”们堪称代表。不动产登记能将分散在住建、国土、工商、林业、农业等部门的信息进行整合、联网。这对“房爷”、和“大地主”等“权利人”，以及他们的“利害关系人”来说，是一场噩梦。所以，尽管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完全建立需假以时日，但实现不动产登记必将使过去的市场主力——通过瓜田李下的手段拥有多套住房的官员们出于考虑，会主动退场，未来市场的抛售潮将会持续。

对于那些以投资投机为目的拥有多套住房的人来说，未来可能征收的房地产税，也会促使他们成为抛房主力。昨天，一位经商多年的生意人告诉我，8月15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出来后，他们全家连夜找房产证、土地证，忙到大半夜才把十来套房子的两证找齐，准备委托中介先挂几套出去，但市场成交低迷，“哪怕按市价打九折，也要先跑几套出来，趋势性拐点已经出现。”深谙生意和趋势之道的他有些后悔，没在市场沸腾的时候出货。

价格是预期的反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的出台都是极具威慑力，它必将深刻地改变市场预期。这个市场到了愿赌服输的时候了！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我想要讲的主题也是我新书的主题，我的新书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共两卷。第一卷刚刚有中文译本出版，从前人类时代，一直讲到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我正在致力于写第二卷，讲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的故事。中国在这两卷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第一卷的中文译本刚刚出版，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我写的是否正确，我对大家的反馈很感兴趣。

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应该去关注，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体系和其遗产的误解。

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接下来我讲下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要理解一种政治制度，就必须将其与别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在试图解决共同的问题，都必须要建立一种政治的秩序，必须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我们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同是人类，但是，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某种途径，就必须把它与其他的途径对比。我先从一点理论开始，谈谈发展和发展的维度，这是前奏，在这之后，我会谈论中国和西方，以及政治现代性。

一

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亨廷顿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不是1990年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我从那本书中得到很多灵感，来写《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亨廷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影响了世界政治哲学。他说"不同的发展社会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好的事物并不一定会在社会之中肩并肩前进，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会削弱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进而减弱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并不一定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充满中断的故事。

而我们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有些殖民地独立了，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约束，后面有很多的军事政变，比如军政府的统管，高度的社会不稳定。所以我首先讲一下亨廷顿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讲我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对中国和西方进行的对比。我先讲一下发展的五个重要维度。

"发展的诸方面"这张图中左上角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家都对这个比较熟，因为中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我们倒是可以谈论一下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此我就不再继续深入讲，但是人们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发展的研究倾向于由经济学家主导，但是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图的右上角是我称之为社会动员的维度，也可以管它叫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它的意思，基本上讲就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逐渐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在你形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前，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或者工会的，这些团体不存在于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中女性的崛起，不同职业的中产阶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非常小的村落一直变革到城市化的工业世界。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家，比如说马克斯·韦伯，还有爱米尔·涂尔干、亨利·梅因，包括马克思本人，都谈论这一点。马克思也是这种思想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而这种演化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兰或者英格兰的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

如果谈到发展的政治维度，我会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国家、法治、问责，我会按次序给它们下定义。

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垄断的地域是一个确定的疆界。这个定义有四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权力（power），国家是关于可以强制人的能力，每一个国家都有军队、警察，他们可以用武器来强制其他公民去做事情。但是韦伯说，国家的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方式，实际上是人们愿意接受强制，将其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多数在稳定社会的人们，遵守法律的方式，他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被武力威胁，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是公正的。

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垄断。比如说今天的索马里，还有利比亚，有很多私人军队，那不是国家，而更像所谓自然的政府。真正的国家应该拥有对权力的垄断，国家使用这种权力是在一个固定的疆域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和马克斯·韦伯说的传统政府。有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的模式，我们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比如说大猩猩、黑猩猩之类的，还有其他动物，都有共同点。我们的社会交往是根据我们的生物特性，比如说亲属、家庭所产生的。我们认为离我们亲缘关系近的人就应该得到我们这边的好处，而这些东西人们都是不需要教的。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需要什么立法、宪法或者其他的社会的原则。韦伯说，在现代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使用力量，而是基于一种公正的原则或者脱离个人情感的原则，政府不是建立在统治者的家庭身上，而是要建立在所有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

从这种逻辑来看，非洲或者中东很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个困难，因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朋友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做事的基础是谁认识统治者，谁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现代的国家是不应该这样的，现代国家中应该人人平等，把大家当作公民，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统治者的朋友，这个公民都有作为公民的权利。

第二点是法治。法治有很多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想像是以法律来治理，大家是不是遵守法律，警察是不是维护秩序，社会是不是安宁。我认为从政治学来讲，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是不是这条法律也适用于政治统治阶层，尤其是这个政府内最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国王、总统、总理，是不是也受法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遵守法律。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是不是有能力自己改写法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来讲，政府就是权力的集中，使用权力。法治就是一种平衡，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它武断使用法律的权力。

最后一个发展的元素就是我所称为的问责。我本来想写民主的，但是问责可能是更好的词，可以更好地描述我想说的概念。在英语中我们把民主和一些程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多党的公正选举制度，我认为问责范围要更大一些，它所涉及的是政府是服务于全人民的利益，还是只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总统所关心的只是以权谋私的话，那就不是现代政府的目的。如果政府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福利，并且也以此行动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负责的政府。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进行了区分，他说"政府可以服务于全社会，或者是可以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区分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在中国背景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人民大众有负责感，即使在古代中国的时候，虽然没有选举，但是中国政治传统是有一种问责制在里面的。我认为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还重要，不仅是中国政府，在东亚其他政府，比如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都对民众有一定的责任感。我们把它叫发展型的社会，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都是处在中国政治影响力之下的这些地方。所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这种负责任感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在西方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秩序问责性，也就是说真正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选举或者是其他的机制，让公民能够替换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我认为这两个有一种重叠现象，西方人认为选举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问责的目标不应该是程序本身，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举办选举，他的目标是要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就是我认为的发展的三个重要的维度。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亨廷顿当时是正确的，他说这些元素不一定是一起发生的，比如说你的发展程度可能很高，这三个维度有的维度可能发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也没有法治，没有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有民主选举，虽然质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约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很好，没有公开的民主选举，但经济增长又很快，也有很多社会动员。比如俄罗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普京几个月前又被选上台。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他们的制度的变革过程。

我想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回答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他当时是在《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这是《国富论》第二章节的题目。在那本书的开头，他提到别针工厂，工厂中的工人分为不同的任务小组，比如有的人做第一步，有的人做第二步，有的人做第三步，有制造别针的，还有把这个别针放进箱子包装的工人等等。他说这类工厂是非常有效率的，比那些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的小作坊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拓展，那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市场分工。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比如十万个别针的话，你就没有动力进行劳动分工。所以市场的程度是驱动劳动力分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主要政治理论，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劳动分工现象的扩大。今天这种现象仍在持续，我们管它叫全球化。今天因为交通成本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力量的崛起，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外贸和投资带来的巨大市场。

这个理论对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的过程驱动着劳动分工，大家需要教育，再也不是像早期社会式的从头到尾什么活都干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你可以是学生，你可以是教师，你的一生工作都是比较窄的专业领域。这一类的劳动分工前提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它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还有法治的推动，比如说法治可以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契约。有这些制度的建立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在韩国、中国台湾，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动员促使更多的问责。当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人们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各种社会需求，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政府必须要更对人们负责。我认为民主政体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数量大增的一个原因就是产生了中产阶层革命，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南非，更不要说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我们见证了中产阶层的兴起，他们要求政府越来越对民众负责。

还有第四个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维度。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通常是经济学家来研究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经济学家并不太关注思想的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物质利益驱动的。实际上，思想绝对非常重要，因为思想是独自发展的，你不能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用经济利益解释思想的演变。

任何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思想会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们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说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同时这种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着社会动员。我们在中东看到伊斯兰教旨的党派和自杀式袭击恐怖分子有时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两个现象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们不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他们的动力是非常复杂的元素汇集而成，是由来生的愿景、意识上的政治形态等等驱动的。

显然，思想在法治的正统性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家不相信政府是正统的或者法律合法性，就不会遵守法律。另外很明显，思想和合法性也推进了问责。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就是人权，17世纪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启蒙运动，没有人权概念、现代民主观念的话，就不会产生法国大革命。

所以，在某些方面，你需要这六个维度来定义现代发展的范式。所有这些维度都彼此相连，相互作用。你解释每一个维度，都必须要把它和其他的维度联系在一起来解释。如果只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制度，比如说法治、政治稳定性、知识产权等等，那就是不对的。还有的人只看问责，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无法研究国家为什么会成功。

所以政治发展的维度，也就是图中最下面这三个维度，对它们的研究必须要放在大的框架语境中来研究，因为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出发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稍后我会解释。

二

之前谈到的比较抽象，我现在进入历史性的描述，讲的是中国的情况。大家可能很熟悉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1929-2008）这个政治哲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很多年书。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谈到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的角色，他说欧洲的国家启动是非常晚的，现代欧洲国家直到16世纪晚期、17世纪的时候才开始，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形成现代国家。蒂利观察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府所做的就是使用军事力量，而各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促使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让它们来改善政治制度。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欧洲一些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中国周代的情况。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统一之前，这不光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春秋时期，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政治联盟的数量取决于你如何计算，最开始可能有数千个，慢慢减少到几十个。在历时254年的战国时期，差不多有470场战争，随着联盟规模变大，战争不那么频繁。

而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实际上非常巨大，如果和欧洲来比的话，一场战役就可以伤亡几百万的士兵，也许这是一种历史的夸张，但即使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话，那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战争是和罗马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进程也是制度建造的过程。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有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而在中国社会也那样早。所以军事、政治的模式变了，周代是驾驶着军车来打仗，到后面是由步兵、农民拿着武器去打，这要求很多的社会动员。这就像欧洲当时有社会变革的时候一样，是从骑士拿着重兵器，一直演变到拿着弓箭的步兵，那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变革。所以这种为了军事战争的动员，其发生了变化。

要调动这么大的军队，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收税，这也是在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鲁国是第一个收田赋的国家，他们测量土地，看谁有多少地，然后政府来收税。公元前548年，楚国收税，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他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制度，还需要整个税务的制度来支持军事的制度，所以愈演愈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民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就来支持贵族，而贵族很多已经被杀了，这样国家看到必须超越狭窄的范围，而农民也应该有更多的技术以适应这样的制度。而实际上经济、科技的变化也使从青铜时代到了铁器时代，武器有所变化，比如说像犁地的工具也从木头改成了铁器。我认为这一点很有趣，也就是稳定性在政治层面是由中国的一个自由社会所决定的，来回应一种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的动乱。所以像孔子、孟子、韩非，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写出了中国思想的正典，而国家也正好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发展出来的。所以，尽管在口语上存在差异，统一语言文字的存在，给了中国在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个王朝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文学文化，所以关于这个王朝的知识在接下的一千年里都失传了，直到有英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记载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非常复杂的文学系统支持了国家的大一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那时，中国就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意思就是说统治不是基于招募统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集权政府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的系统。而实际上，这在秦大一统之前就实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其制度又成了整个统一的中国的制度。我以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

关于中国为何能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发展出了现代国家制度，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跟地缘政治有关系。比如，你看欧洲，很多国家是由山河所分割，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就可以看到，这些地理的实际状况使中央集权的政体很难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统一的政府。西班牙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试图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他们只能够统一大陆的一小部分，之后就失败了，因为遇到很多军事抵抗。

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有个观念，就是中国应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在其中的一些阶段有分崩离析的状态；必须有在统一的政治权威下建立的官僚体制。如果你对比中国和马克斯·韦伯列出的现代社会具有的特征，你会发现，那些特征中国基本上都符合。我们有一个官僚制度，有一个法律制度，还有家庭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等等，而韦伯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官僚统治制度的特征。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并没有被西方学者所承认呢？韦伯自己并没有说中国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他们有很强的传统。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传统也不这样认为，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点是西方所看的中国都是晚清的社会，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制度正在衰落。而另外一点就是早期的这种政治的现代性，并没有工业革命，所以19世纪的那些社会学家认为政治的现代性和经济的现代性要连在一起，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中国有现代的政治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是如此，那就是一个国家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有用。而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讲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用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就是重新集权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说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想使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统治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非个人化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总处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况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在汉朝崩溃和隋朝兴起统一国家之间的300多年，家族在国家管理中极其重要，是实际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国家并没有回到汉朝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理性统治，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纪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不能认为制度的现代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可能出现倒退，从高水平的发展倒退到低水平的发展。

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有这样的轨迹，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现代化的政治机制，但是现在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意思就是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你还呆在那个路径上。因为中国早期就形成了现代的有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阻止社会组织的形成，阻止其他组织能够挑战它权威的可能性。我们也可称之为血缘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统治，这样也可以阻止商业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商业在发展，但这都是政府所控制的，他们不能够独立，成为城邦。这和西欧完全不一样，西欧允许这种城邦的出现，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一些政治经济的组织。如果他们有很强的审视性，他们甚至可以拒斥政府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欧洲有什么样不同的图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点，确实没有法治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法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较强的法治基本都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文明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来的法治。有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等级制度，它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是独立于苏丹之外的。婆罗门在印度是一个祭司的阶层，而国王必须要到婆罗门那里才能被承认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力量从属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国教，佛教常常是一种比较抗议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没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相当于国教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皇帝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不能像宗教机构的领导做的事情那样。国家最初的发展是这样，而法治也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了民主的问责。

我还要说一点，关于中国治理的特征。虽然中国没有正式的法治，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我认为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成为了一种替代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他们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他们声称这是为政治的权威所制定的一些规矩，所以虽然没有正式的问责来限制政治权力，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道德的限制，来限制皇帝，来限制那些中央权力的持有者。在中国的传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须要通过官僚制度来统治，而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西方法治的一个替代品。

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说问责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东亚的传统。而这种传统都是被中国所影响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话，最重要的集权是在哪里？都是在东亚。日本在19世纪民主过程之前是如此，是军事寡头统治，朝鲜也是这样，而原来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所统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政府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发展他们的社会。而其他，比如说非洲、中东、拉美的集权国家就没有发展出来。

因此这也是这种文化官僚主义的一种传统。如果你要统治，要对被统治者有一定的问责性。在亚洲虽然有这种传统，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就没有这种传统了。所以所有东亚国家的发展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东亚来说，你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政府都是非常强势的，有高质量的官僚机制。在非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殖民时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欧洲的殖民者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这种官僚制度。今天东亚很富有、非洲很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一点，东亚有非常强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没有。

三

欧洲的发展规律，和东亚是不一样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制度出现的时间和顺序不一样。首先欧洲的政治制度出现的不是政府，而是法治。法治的根源在欧洲，是从天主教来的，一直到11世纪之前，天主教都是教皇教宗统治的，但是11世纪末出现了冲突，宗教开始大分裂，天主教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我们都知道神父不允许结婚生子的，这不是因为基督教禁止他们这么做。在此之前，11世纪之前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但是他们禁欲的原因就是，当时教皇格雷格里七世说，天主教想成为道德机制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腐败的行为，如果结婚生子，就会把自己教堂的地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你不禁止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结果教会就有了禁欲机制。经过和教皇进行了激烈斗争，经过几代人的斗争赢得了这种权利。到中世纪，有了独立的教会，它就是欧洲法治的来源，他们在博罗尼亚建立法学院。

欧洲封建制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它不是建于血缘关系，它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一方面是强势的人，一方面是弱势的人，这个关系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管理。比如，在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法治已经很强势了，国家不可能随意地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人民。

现代欧洲国家是在17世纪、18世纪才兴起的，所以当路易十四、瑞典国王查尔斯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建立权力集中的官僚制度国家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是法治，当时的法治阻止他们行使某方面的权力，而中国当时的皇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德国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统一的强大国家，原因就是因为法治的约束，就是因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那些大公国有独立的权力。这些原因都是法治和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

总结一下，在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法治，然后出现的是国家。

在17世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称为议会的制度，在西班牙，它被叫作Cortes，法语叫parlement，在匈牙利叫作Diet。这些国家让国王有收税的权力。在欧洲，这些议会很强势，可以拒绝国王收税的权力，可以把国王脑袋也砍下来。

英国17世纪中期的内战就是这样的，17世纪末内战的结果就是，国王同意"如果没有政治代表权力的话，就不会收税"，也就是说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就不许收税，这种原则的前提是议会是有军队的，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和国王斗争，国王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同的方面都同意，必须要取得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平，而不会兵戎相见。所以这就导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1776年的革命是英国革命100年后发生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没有政治代表权力就不能收税。因为当时美国人是给英国君主交税的，但是他们在英国议会中却没有政治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想要增加税收，所以这些在美国的殖民者决定独立，1776年制定了独立宣言，英属十三州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当时就是要考虑正统性。

所以约翰·洛克在诗中写到，任何一个正统的政府，前提都是被统治的人同意。这并不是封建君主制的原则。封建君主认为他的统治权力是上天传来的，是传统给他的，是传下来的。而洛克说，唯一的正统性的政府就是一致性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就是必须要有政治权利才会交税。有这种正统性就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产生。虽然有点复杂，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建国原则，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些建立原则。所以在欧洲，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建立的顺序，先是法治，然后是国家，再是民主问责制。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这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超越宗族关系来发展出一种流动性更强的个人化社会。在此就不细说，因为非常复杂。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天主教在解放欧洲个人方面、超越宗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发生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那些野蛮宗族的后代，当时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结果接受基督教以后，一个世纪以内，基本上这些宗族的血缘关系就都消失了，社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妇女可以自己经商，而不用首先请教自己的家长或者是丈夫。

在古代中国有这种部落宗族式的制度，它从来没有被现代的个人主义所取代，所以今天在中国南部、台湾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很多宗族祠堂等等，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的，在很多现代社会，这种大的家庭氏族宗族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地方要严重一些，但是就欧洲而言，在社会层面1000年前就出现了个人主义，它并不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个人主义。

四

现在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刚才谈了很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总结历史以后想谈谈未来，既谈中国也谈西方。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谈"中国模式"，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一直擅长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两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秦朝当时只持续了16年，因为秦朝是非常严酷的独裁统治，结果造成自己的军队暴动。秦朝实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焚书坑儒、改变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很少见的。

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来平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和暴君统治，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原型的独裁暴君统治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你这个社会很大的话，那么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你想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社会因为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想批评中国，因为我下面也要谈美国，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后面也要批评美国政府。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在现代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有全球化，有高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也随之变化。

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有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不管在哪个社会，他们的行为都是差不多的，当你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你有自己财产的时候，当你与其他国家和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对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社会早期的那种缺乏社会动员的情况会改变。现在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了，问题是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的变化。

最后，我要谈一下西方自由民主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的民主制度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的，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在美国过去30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就是99%和1%的差距，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我们长期以来财政方面也有问题，财政赤字是无法持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表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并不能够再继续产生这样的共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在欧洲，他们有一些比较不同的问题，是在欧盟内部出现的，不是在每一个成员国内部都出现的。德国、丹麦、瑞典都不错，问题就在于决策者。这种决策者的机制就欧洲本身整体而言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说如何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他们越来越无法决策，问题就越来越大，基本上都要毁掉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体制了。在我看来这场危机还要持续，已经伤及经济的增长，也许还有更加糟糕的后果，比如说民粹主义的兴起，精英在欧洲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等等。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使我们非常不满。他们没有办法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代表更大社区、更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就变得更加严重，就算我们暂时把它抛开，它还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是以更加糟糕的形势，在美国尤为如此。

我们一直很骄傲地说我们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我们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制定了这样的体制正是因为要让政府不能够专权独大。在历史上来看这种制度一直都很好用，但是在你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可以说很幸运，我们一直有很好的领袖，比如说像林肯，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做出集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在未来也会一如既往的像这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了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让我们无法去做出重要的决策。如果我们的体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我们要做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要就此做结论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思考政治衰落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如果有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又有政治的衰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就出现同时既增长又衰落的情况，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议团体，有一些银行家，有一些强有力的个人，都要使自己的权力能够在政治体制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美国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做法，他们痛恨，但是无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精英绑架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比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良好的政府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也面临着一些危机，就是在于我们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就要看到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政治上的衰落对于每一个人的好处，我们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4220.html

讚讚 

還有多少登月秘密被掩蓋

許靈

人類史上首位登上月球的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 阿姆斯特朗是第一位登上月球的人，此圖為NASA提供的1969年資料照。 【人民報消息】月亮離地球最近，在黑暗中給人類帶來光明。關於月亮各個民族都有很多傳說，中華民族的民間故事「嫦娥奔月」更是令人遐想。登月本來是為了探索月球的秘密，但令人困惑的是，每當真象顯現時，美國政府卻掩蓋起來。有報導說，超半數美國人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並且超過80%的人認為政府在此問題上未對民眾公布真相。而人們有權知道真相。政府一再否認掌握證據，儘管確實掌握證據。 2012年8月25日下午2時45分，第一位登上月球的美國前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因心血管手術引起的並發癥去世，享年82歲。紀念這位傳奇人物，不能不讓人回憶他登月球的故事。 緊隨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的巴茲-奧爾德林當天發表聲明，對老友逝世表示悲痛：「每當我仰望月亮，都會想起40多年前的時刻。在那個時刻，我知道儘管我們兩個人遠離地球，但我們並不孤單，事實上全世界都在與我們同行。 」 1969年7月20日，全球數億觀眾經黑白電視機屏幕，見證了阿姆斯特朗身穿白色宇航服走出「阿波羅11」號飛船登月艙，在月球表面首次留下人類足跡，完成人類登月夢想。 阿姆斯特朗隨後出任多個與航空航天技術相關的公職並在一些企業任職，但始終與媒體保持距離，不願談及那次登月壯舉。 他2005年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時說：「我猜想，我們大家都喜歡因日常工作成績被人記住，而不是因某一次閃光點。」 有人問及，對他的腳印可能在月球表面存留數千年有甚麼想法時，阿姆斯特朗的回答出人意料：「我有點希望某個人上去把它們擦掉。」 日前，英國媒體披露了更多「阿波羅11」號的登月內幕，例如，赴月途中發現神秘UFO。 　　 阿波羅11 號飛向月球的過程中，地面任務控制中心接到一名宇航員發來的信息，要求提供一枚被拋棄的火箭的具體方位。地面任務控制中心向宇航員證實，那枚火箭根本不在飛船附近。阿波羅11號的3名宇航員都異常震驚，因為他們確實看到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那個神秘的UFO一直漂浮在距飛船大約6000英里遠的地方。 奧爾德林說：「邁克爾能夠通過望遠鏡看到它，它呈L形。我們3人都決定不報告給地面控制中心……誰知道是否有人會因此要求我們立即返航，因為我們遇到了外星人或其他甚麼東西？」3名宇航員決定不再討論這個神秘UFO，而是閉上眼睛睡覺。等他們醒來時，發現那個神秘的UFO已經消失了。 當人們在電視上看到阿姆斯特朗步上月球時，卻不知曉，「老鷹號」6個小時前已經登上了月球。傳回的第一個訊息應該是另一個太空人艾德林大喊的「有不明光源！」，但卻被掩蓋了，全世界的人聽到的是阿姆斯特朗說的「我的一小步，卻是全人類的一大步」。 為甚麼？因為老鷹號和外星幽浮僵持了6小時候，阿姆斯特朗才敢出倉。 艾德林當時正在駕駛艙內，他連說了兩次看到了強光。之後艾德林說自己看到的是兩個巨大鐘形不明飛行體，而且「正在月球上看著我們！」艾德林還對NASA說，「你們一定不會相信。」這個出乎意料的插曲，差點讓NASA決定放棄要登陸月球。 外星幽浮在月球上等著老鷹號，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它卻實實在在的就在那裏。這一幕把當時在老鷹號上的三位太空人嚇傻了，直到6個小時後，太空人判斷幽浮沒有惡意後，才小心翼翼的步出小鷹號踏上月球表面。當時NASA的通訊員莫裏斯退休後，證實了艾德林與休士頓之間的確有以上對話，這對話甚至也錄下來了，他當時就是負責阿波羅11號跟休士頓中間的通訊。但是不但這段對話消失了，連最重要的月球漫步畫面也神秘的消失，雖然NASA宣稱是因為錄影帶母帶被洗掉，但人們知道這隻是借口。 最驚人的是，當阿波羅11號在月球的背面時，傳回地球的訊號便中斷了，但阿波羅11號有拍下月球背面的照片，照片內容非常不可思議，原來月球背對著地球的那一面上竟然有城堡，和巨大的玻璃屋頂建築！這無可辯駁的證明，月球背面有人住！ 不過，NASA下令把這些照片全部刪除。一切的秘密在40多年後的現在仍然是個謎。 奧巴馬政府此前曾發起名為「我們即人民」的活動，該活動規定，如果有5000人以上簽署某項要求，政府需在30天內作出回應。目前，要求調查外星人的人數已升至2.5萬人。 政府的回應稱，儘管有科學家認為宇宙內存在地外生命的可能性很高，但是由於距離遙遠，這些生命與地球人進行接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政府同時也表示，「科學家依然在對地外生命進行探索和研究，比如科學家一直嘗試接收外星文明發來的的信號，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發現」。也就是政府再一次否認了外星人的存在。 承認不承認外星人的存在，那是人的事。它們該存在還是存在，決不會因為政府不承認就不存在。但是為甚麼政府對外星人這麼排斥呢？倒不是美國政府跟外星人有甚麼不共戴天的仇恨，關鍵是，外星人這麼大本事，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穿越空間就是一秒鐘的事，那政府的威信往哪裏擺呢？再者，雞下蛋、蛋孵雞，外星人是怎麼來的？如何能驗證外星人與達爾文進化論之間的關係？所以，承認外星人不是個簡單的問題，隨之而來的問題更多更無法解答。如此看來，咬牙跺腳、說死了就是不承認，也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人民報首發） 有不明光源！傳阿波羅11號與幽浮僵持6小時才登月！ 當時在老鷹號上面的三位太空人，左起分別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 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艾德林(Buzz Aldrin)。 前NASA顧問退休後，出版了「黑暗任務NASA秘辛」，爆料登陸月球時太空人見到幽浮。 阿波羅11號拍下月球背面的照片，照片非常內容驚人，原來月球背面有城堡，和巨大的玻璃屋頂建築。

陈光标又出来表演了

如果说貌似崛起的中国试图为世界制定什么新规则的话，从最近几天两场轰动的中国人服装秀中，可窥见其前景的荒唐。

6月20日上午，江苏师范大学举行2014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徐州市副市长李燕、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副处长蔡华和一众校领导着汉服出席。

据该校网站介绍，上午九时，三声金锣礼号齐鸣，汉代威风八面鼓隆隆擂响，编钟箜篌恢弘汉乐奏起，男生身着朱子深衣汉服，女生身着曲裾深衣汉服肃然而立。典礼仪式采取穿汉服、行汉礼、奏汉乐的形式，古风汉韵贯穿全程，现场庄严肃穆、气势磅礴。校长宣布毕业典礼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


陈光标又出来表演了，中共在推出此人前，一定对他的脸皮做了测定，发现他有比常人厚千百倍的脸皮，才选定他，并为他合身定制了一系列的小品。不过此人也并非没有一丝正面意义，如果确定他没有在暗地里移民的话，他倒是有钱人纷纷出逃的中国这个偌大国家里的一个异数，愿意舍身为中国国家利益效力。这不，在台北、东京献丑之后，他的纽约小品再度上演。

6月25日，陈光标在纽约中央公园船坞餐厅举办慈善午宴，当天早晨，150多位志愿者提前到场，穿上陈光标事先准备好的雷锋服和红军服排练《学习雷锋好榜样》。

《纽约邮报》指陈光标的午宴从千人缩水至250人，船坞餐厅外聚集了100多个无家可归者要求进入餐厅，被拒绝后，这些无家可归者不仅用嘘声欢迎陈光标，更破口大骂。这些无家可归者是因为听说了陈光标的慈善午宴才特意赶过来，有的甚至从24日午夜就开始在餐馆外排队，没想到被拒之门外。  　　

陈光标日前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要在美国请1000个穷人吃饭，并撒钱。可为什么午宴竟缩水成200人呢？他称，是警方认为安保现场秩序维护等问题会场最多只能容纳300人，因此取消在草坪上的700人宴席。因此就餐的穷人人数变成了200人。 

纽约救援中心公关主任米歇尔·汤森表示，陈先生在广告中说发放300美元，我们机构从来没说过，我们邀请的客人也知道这情况。我们和陈光标的合约写着300位流浪汉，每人300美元，共9万美元，他会捐给救援中心，来继续我们的项目。这个项目包含住宅修复、食物站、衣物站，这9万美元可供我们帮助500人共90天，这是我们帮助流浪汉的长期方式。

对于有流浪汉对没有收到现金表示不满，陈光标就再三强调，他给1000人准备的30万美金善款，都已经交给纽约的慈善机构。但这笔钱究竟是会发到流浪汉手中，还是由救助站分配，双方还要再进行商讨。
http://wanyizhong.blogspot.com/2014/06/blog-post_26.html

网络热传文章 逼得北京收回黑手后 全网删除

——不要放弃每一次抵制 要求中小学生每月向党旗敬礼引抗议

作者：吴祚来

不要放弃每一次抵制 要求中小学生每月向党旗敬礼引抗议；1、党旗是党内旗帜，不应该公开让不是党员的孩子们敬礼；2、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不能作为信仰来崇拜；3、孩子未成年，不能参与政治组织，宗教与政治不应进入中小学；4、孩子不是党的，未经家长同意，不能用政治影响未成年人。公开信发出后，反响热烈，许多网友转载了这篇博文，总点击率也达到几十万，当然，我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反馈或回信，我后来问家里的小学生，是不是每月还要求向党旗国旗敬礼，回答说没有了。

今年六一前后，网络微博与微信上流传我一封信：《致北京团市委的公开信》，有人误以为这封信是我今年写的，其实是写于2011年2月21日，当时在各大网站的博客上均有发表，一直到去年我的博客与微博被全面封杀后，才遭到全网删除。

这封信的内容被网友们归纳为几个要点，基本反映了当时信中所写内容：

1、党旗是党内旗帜，不应该公开让不是党员的孩子们敬礼；
2、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宗教组织，不能作为信仰来崇拜；
3、孩子未成年，不能参与政治组织，宗教与政治不应进入中小学；
4、孩子不是党的，未经家长同意，不能用政治影响未成年人。

我的博客文章发表后，有海外媒体对我的这篇文章进行了专文报道（2011年2月24日）：

“据北京共青团的通知，2011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为强化少先队员对党、团、队组织的认知与热爱“，从现在开始至今年10月，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都将被确定为”少先队日“。在这天，北京全市中小学，在临行的升国旗仪式之后，”隆重安排“出党旗、团旗、队旗，全体学生（少先队员）都必须向党旗敬礼。”

“北京学者吴祚来在以公民身份致北京市共青团市委的公开信中，认为这一做法是‘行政强迫行为’，并表达‘严正抗议与强烈不满’”。

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因为看到了北京团市委对中小学下放通知的过分与荒诞，还因为当时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一想到他每一个月要向党旗敬礼，我内心就有一受辱的感觉，更为无耻的是，北京团市委当时还让各小学学生在寒假时，写一篇作文《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让小学生们从小去采访、接触中共党员，进行党化教育，但现实中，党员有几个有独立人格、品性善良？

情急之下，我就写一封公开信，给北京团市委，并抄送团中央，公开信通过博客发表后，被大量转载，迫使北京团市委不能进一步逼迫小学生们向党旗敬礼。我当时反问团市委领导们，你们为什么不写一篇自己身边的党员或自己作为一名党员，为社会国家做了什么？你们这些党员团员是不是每月向党旗团旗敬礼？如果自己做不到，为什么要让小学生们来做？

公开信发出后，反响热烈，许多网友转载了这篇博文，总点击率也达到几十万，当然，我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反馈或回信，我后来问家里的小学生，是不是每月还要求向党旗国旗敬礼，回答说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公开信起到了作用，迫使北京团市委撤除了这项党化教育的通知，但我及时做了一位家长与学者应该做的事情。可惜的是，我们只能停留在文字阶段，而难有行动，譬如成立家长委员会，制约学校的乱收费行为，抵制党化教育方式，还有学校所谓的班干部模式都应该废止，在文明国度里，家长委员会制约教育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管理学校，当然，家长委员会能直接监督学校教育。

官方多会出于自己的权益，不断向社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团市委为什么要让小学生们向国旗党旗敬礼？这种敬礼对他们没有实际利益，但他们可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他们通过发文件，就让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从小忠于党国，党国观念通过敬礼方式深入幼小心灵。有了这项无成本的政绩，就可以获得政治资历，也就有了升迁的资本。

但只有我这样一位家长写了公开信，抗议北京市团市委如此越权作为，如果有一百位家长写公开信呢，如果有一万名家长寄信给有关部门抗议呢？如果不敢实名，就用一位家长这样的虚名代之，也可以形成气势，更有利于遏止公权力越权行径。

但就是这样和平而安全的行动，几乎不需要政治与经济成本的抗议，却少有人去行动，正是公民们一次次默认公权力越权，才有政府腐败与乱作为，也正因为此，才有现在教育及社会其它领域的各种乱象纷呈。

不要放弃每一次和平的抗议与抵制，这是公民保护自已权益的应有方式，如果没有抗议与抵制，奴役的魔爪必然步步为营，令你窒息，最终你要么反抗，要么成为暴政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