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到由王海容同志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这是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关于“告御状”的来信，是关于自己孩子在上山下乡中遇到了实际问题的来信。当读到悲凉处，老人家不禁流下泪来。第二日，当即给来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同志从自己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随后，毛泽东责成周恩来总理立即着手解决时下“知青”的相关问题。毛泽东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不久，李庆霖的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复信及中共中央有关解决“知青”问题的文件，迅速下发到全国各机关、学校。如此可看出，做为人民领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以及对敢于坦诚谏言者的器重。也正是因为这封敢于坦诚直言的“告御状”，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当时整个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
心系知青“告御状” 领袖复信天下扬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而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巳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青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巳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李庆霖的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潸然而下。李庆霖这位小学教员的信，深深打动了曾经也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抖抖索索地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主席回信原件留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清醒过来，找到莆田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他心想这下好了，毛主席说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同时也为打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不安；但同时也担心，就自己那一封信，真的能改变全国几百万知识青年自己的命运吗？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莆田县城厢镇的邻里们闻讯后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从那以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现如今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报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对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莆田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握实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组织没有感情。”但是，这些地方官吏的怨言和责难以及小动作，在当时也只是“蚍蜉撼大树”，因为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含垢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专门组织了20名干部分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后来发现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各地痛下决心，相继解决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小学教师成红人 好景不长入监狱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的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5元5角减为42元5角；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那次会见，还有军区李志民政委及龙飞虎少将等在座。对于插“白旗”那段历史公案，李庆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写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欢欣鼓舞的心情。
报告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文件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李庆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变化。7月1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叫他在六万人的大会上发言，同时为了不负上级领导的期望，1973年7月8日他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党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已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1973年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直至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参加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变幻莫测的险涛浊浪中，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困难的。小学教员李庆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他只不过是风云诡异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他“发迹”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极“左”势力大肆吹捧，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当时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大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炫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样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错误，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绝没有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在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的福建省劳改总队祟安县支队农场里，来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与周围那些蓬头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犯人们很快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几年前名扬全国向毛主席告“御状”的李庆霖，于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员让他干些烧开水、办大批判专栏的轻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了十几里山路专程去劳改支队探望他。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一片真诚，感动了劳改监管人员，他们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们。这些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像亲人般围住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的劳动改造表现准予减刑，他将于1994午8月获得自由。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城厢镇居仁巷15号世代居住的老屋，他无限感叹道：“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回家。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真是不堪回首！”
晚年孤独又清贫 心中有怨却无悔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老屋后，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靠着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张秀珍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老伴因李庆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李庆霖入狱不久，她也被开除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虽然停止了对她的“监督改造”，但一直没有恢复其公职。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达万元之多，使得他还清了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发丧。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广大知青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广大知青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纪实文学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调研理论文章纷纷问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壮举，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许多互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运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卢荻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三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曾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卢荻在莆田采访期间，以一个老知青的真情实意打开了李庆霖尘封多年的情感大门。李庆霖当时心血来潮，还挥毫赠送卢荻两帧墨宝，其中一帧就是坦陈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共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在当地镇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在某中学教书，一个女儿在福建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给李家带来了温馨。近几年，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至于我个人，一生坦诚，问心无愧，功过任由评说。”（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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