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像《猛鬼街》或《十三号星期五》一样若干次反复制作的恐怖电影。红卫兵是该恐怖影片中的杀人恶魔弗雷迪或者是杰森。更准确地说，就是恶魔附体的鬼娃。

向连韩国的现代史也不了解的他们讲解他国的现代史，也许没有什么比喻能比这个更贴切易懂。说明过于简短？“文革”和“红卫兵”不是已经脱离其历史实体成为了象征“集体疯狂”和“幼稚的亲卫组织”的文学修饰词吗。

但是今年在美国以非小说散文文学出版的《红卫兵》证明文革并非惨叫声凄厉的虚构，而是就连惨叫声也得吞进肚里的悲惨的现实，而且红卫兵是这一悲剧的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作者沈凡（50岁）是美国中部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的英语系教授。如果看他现在的经历，很难联想到红卫兵。但是他的名字里却烙上了革命的红色烙印。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与清王朝和外国势力抗争过的革命家。父母也是与日本和国民党斗争过的共产革命家。他们决定给第一个孩子起名符合革命家的‘凡’。该名字的意思是，千百万劳动者中平凡的一个人。”

出生在革命家庭的他是忠实于1966年5月1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的“命令红卫兵，揪出藏在各处的敌人予以处决”的命令的年仅12岁的红小鬼。他与当军官的父亲和作为党干部的母亲一起生活在北京。焚烧各种书籍、向学校教师和领导干部施以残忍的私刑，从中他感到了无比的快感。对他而言，文革是非常有意思的游戏。父母、教师谁都不能妨碍这一游戏。

在教师和讲课消失的学校，他们只要组成“万里长城斗争组”或“无畏的红色革命军”等派系，就能占据一个教室。“藏起来的敌人”指的是除毛泽东外，所有有“权威”的人。他们就是拥有知识、财产、权力的社会精英。

如果读到几万名红卫兵聚集在足球场上批斗将军和北京市市长，并加以各种屈辱和暴力的狂热场面，就会切身体会到“广场的拷问”胜过“秘密拷问”。另外，几百万名红卫兵聚集到天安门广场，看到只是一个点而已的毛泽东后出现歇斯底里症状并昏倒的场面令人对集体催眠的残酷不寒而栗。

但文革只是为了混乱而出现的混乱，红卫兵也只是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而已。不停地查找“藏起来的敌人”的红卫兵陷入剖开活人的肚皮灌入酱油的疯狂，其结果是互相残杀。

该书的真正魅力并不在揭发红卫兵实际情况的前半部，而在推翻这种生活的后半部。两年的红卫兵生活结束后，作者在下乡到偏远山区当农民的“伟大的领导人”的号召下，离开父母，在几千公里外的荒草地当了4年农民，然后到经常出现原因不明的自杀者的工厂当了6年工人。在此期间他从“革命的大刀”逐渐变成了“指向革命的匕首”。

他在民众之间学到的并不是革命性，而是他们的健康的乐观性和狡猾的处世方法。他以此为武器开始为寻找因文革而失去的岁月进行报复。因为他通过昼耕夜读，积累知识，同时利用阿谀奉承、收买以及欺骗的手段，把愚昧的党干部玩弄于掌骨之间，后来成为一名大学生，最终于1984年到美国留学，与他们彻底诀别。

该书具有不亚于揭露革命的虚构性的强有力的信息的几近小说的吸引力。虽然红小鬼时期作者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但是与成为一生“拯救的女人”的李玲的悲剧性爱情故事令人联想到影片《齐瓦戈医生》，颇具戏剧性。此外，将自己比喻成经过种种磨难向玉皇大帝进行抗争的孙悟空的作者的诙谐性也处处发挥出光芒。

该书原名为《Gang of One》（2004年）

權宰賢 confetti@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