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

并不是没有人反省过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的矛盾。今天赋予人民力量去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权威的，是这个词—公民抗命。这个每一个政府都闻之色变的词，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已诞生。美国人梭罗在1848年发表了一个名叫《个人关于政府的权利和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讲，作为废奴运动的一项活动。在这篇演讲中，「公民抗命」这四个字并没有出现过。1866年，梭罗去世后两年，他的短篇作品集的编辑鉴于时局之敏感，将原本的书名《对政府的抵抗》改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Disobedience 指不服从，比起「抵抗」二字，力量明显较弱了。

　　然而，《公民抗命》的精神却使得这项宣言具有无比力量：「我认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受统治的臣民……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是，不论何时都只做我认为是正义的事情……人人都有认可革命的权利，亦即是当政府的暴政或低效令人无法忍受时，人们有权拒绝向其效忠，并进行抵制。」

　　政府和法律在梭罗眼中，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追求绝对价值，也总把道德排除在外。前面说了林肯在实践《独立宣言》时的义正辞严，但其实将他的言论与梭罗的宣言一比较，便立时显示出林肯作为政治家的功利主义。林肯在1862年给一报纸编辑的信中写道：

　　在这场战争中，我最重要的目标是拯救联邦政府，而不是拯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无须解放任何一个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会这么去做；如果只有解放全部奴隶才能拯救联邦，我会这么去做；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放弃一部分奴隶就能拯救联邦，我也会这么去做。

　　这段话是很令人震惊的。但与其对林肯重新评价，不如承认他就是一个时势所造的政治英雄，而这更证实了梭罗所说的：政治不讲道德。那么，梭罗相信的是甚么？是个人的良知，他强调个人的至高无上，他不关心大多数人的看法，认为大多数人不能成为任何事情的借口。

　　梭罗的批评不独指向自以为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也指向麻木的大众：

　　甚么才是今日之诚实人士和爱国者的市价表？他们犹豫，他们遗憾，有时他们也请愿；但是他们不认真地、卓有成效地做事。他们会等待，会妥善安排，让别人去补救这些罪恶，以使他们可以不再对此抱憾。至多，他们会为正义投下廉价的一票，提供微不足道的支持和成功的祝福，当正义经过他们身边时。

当政府质疑游行数字不代表甚么的时候，游行队伍中的人也需要想一想梭罗的话。梭罗选择相信圣贤而非政府，圣贤是甚么？就是拥有正义道德且身体力行的人（梭罗便曾因拒向州政府纳税而入狱）。如果人人皆圣贤，那必定就是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也就是梭罗的最终追求：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进行管理的政府。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