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宪章
结社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捷共政府严厉限制。1977年1月，241名捷克斯洛伐克各界人士共同签署一份称作七七宪章的文件，开始了反对运动。签署者背景广泛包括：自由派、民主派、清教、天主教、犹太教、共产党改革派、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他们从未主张群众运动，为公民权和人权的松散开放的个体和集体努力的团体。其基本目标是捍卫人权。
七七宪章的问题和力量因哈威尔被放大。作为最着名的异议人士，着名剧作家坐过五年牢，在狱中差点病死，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21年。他作为艺术家的着名和他坚持反对共产党，使他成为异议的象征。然而，虽经多年迫害，哈威尔与其说是政治活动家倒不如说更像良心代言人。“我无意于自已伴演专业政治家角色”。“我从来没有雄心”。1989年11月他向学生们演讲时说道。
除了人权外，哈威尔还关注环境保护，宗教和少数民族权利，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艺术家的权利。在高峰时，宪章有2000名成员。签名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因为将面临严厉的迫害：骚扰、失业、搜查、秘密警察没完没了的调查、对亲属的高压。安全警察有一次闯入哈威尔家，用速干水泥倒入他家卫生间下水道。异议的火花激励捷克人精神的复活，甚至中学生们也支持宪章。
1980年代的反对运动
反对运动的主要成就保持了反抗的道德意志。“我们持小火炬通过黑暗”。反对运动主要的失败在于未能激发捷克整个社会的抗议。东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仅在捷克激起涟漪。只要胡萨克和党国表面强大，人民就保持沉默。“依我看这个社会已被共产党完全毁灭了”。一家地下出版物的编辑写道。“很显然，人民想要民主，但却不想付出代价。”
异议人士抱怨缺乏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虽然团结在七七宪章精神下，他们却缺乏具体可变的政治计划。此外，他们似乎无法填补布拉格中心知识分子引导反对派与其馀15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之间的空白。波兰团结工会反对派许多领导人，通过多年来紧密联系工人阶级，建立起他们的合法性。事实上，许多团结工会领导人来自小城镇，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演员、艺术家、记者们的反对派主要起着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的道德灯塔的作用。
政府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破坏反对派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它通常拒绝反对派的存在。当它承认他们时，异议人士被标上“西方媒体和敌对组织”的创制品的标签。支持布拉格之春的共产党员，在华沙条约国干涉后，全部被清洗出共产党。他 们和其他异议人士，被剥夺工作，被迫做煤球、扫卫生间或开出租车谋生。他们的孩子上学进高校障碍重重。他们的电话和住房被监听监控。他们生活在时常不断的 调查、搜查、抄家、逮捕、监禁状态之中。便衣警察随时跟踪他们无论到何处，任何进出他们住房的人皆被列入监控黑名单。由于恐惧此种惩罚，限制了捷克人愿意加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反对派的人数。毫不奇怪，该独立团体不得不列更多地关注生存，而无瑕顾及政治运动。
到1980年代末，独立运动扩大到其他领域，远远超出了七七宪章的期望。广泛传播的请愿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和公开讨论1968年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事件。地下出版物大受欢迎。成千上万天主教徒蜂拥至反共意味的布道演讲。“布拉格之春”之父杜别克以前的同事组建了奥布拉达社会主义重建俱乐部，杜别克本人也从隔离状态重现，他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呼吁捷克重建。
1980年代末，年青一代学生和工人帮助激活了反对运动。没有他们前辈的失败主义情绪，学生们自由表达他们对当局拒绝采纳哥尔巴乔夫时代的自由的愤怒与沮丧。一位作家写道：“他们拒绝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共产党试图通过充实商店货架，来换取人们接受强硬政府体制”。高中生和大学生们组建了超过30个反对派团体，并开始与老异议人士联系。一个由20出头的青年组成的称做“捷克孩子”的团体，参加要求政治自由和环保的示威抗议；从一个非正式会议发展形成的“约翰雷农”组织，为音乐家和其他艺术家的权利辩护；而“快乐双亲协会”则以黄瓜和萨拉米香肠警棍作武器，上演嘲讽警察攻击布拉格示威抗议的话剧。
1989年1月16日，一群高中生，朝位于文萨斯拉思（Wenceslas）广场的国王瓦克拉夫（Vaclav）雕像和平示威集会游行，20年 前一名叫帕拉诗的大学生在该雕像前自焚抗议华约国入侵。在学生们未及开始纪念活动之前，警察即用高压水龙和催泪瓦斯驱散学生。瞬间原本宁静的广场即变成一 个充满瓦斯笼罩的战场。哈威尔目睹了恐怖场景，当他试图离开时，便衣警察强行将他塞进一辆警车后座扬长而去。旨示杀鸡儆猴，当局于2月组织一场秀审，以他在示威抗议中的作用为由，指控哈威尔通过接受外国无线电台采访煽动示威游行，而事实上，哈威尔警告过学生，反对使用暴力表达他们的不满。“我认为我受到的对待是对我的观念的一种报复”。他在法庭辩称。法官却仍然判决监禁哈威尔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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