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MACHT
2021年7月8日 星期四
2021年6月26日 星期六
“3.5%定律”：非暴力运动如何改变世界
戴维·罗伯森
- （David Robson）
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走上马尼拉的街头，以和平抗议与祈祷的方式发起人民力量运动。运动第四天，总统马科斯（Marcos）的统治宣告结束。
2003年，格鲁吉亚人民手拿鲜花包围了议会大楼，在没有流血冲突的玫瑰革命中推翻了总统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
今年早些时候，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总统在执政几十年后，双双宣布下台，而这些都是和平抵抗活动的功劳。
在这些事件中，普通民众的和平抵抗战胜了政治精英，实现了彻底的变革。
使用非暴力策略有很多道德方面的原因，但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的研究发现，和平抗议不仅是个道德的选择，也是改变世界政治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
切诺韦思通过对20世纪数百场运动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尽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她发现，当有超过人口3.5%的民众参与抗议时，就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
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的抗议活动就受到了切诺韦思的影响，发起者表示他们是受这项研究的启发。那么，切诺韦思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呢？
反抗灭绝的组织者表示活动是受到切诺韦思研究的启发（Credit: Getty Images）
当然，切诺韦思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人物的哲学理念之上。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非裔美国人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争取投票权的安东尼（Susan B Anthony）、领导印度独立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还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曾就和平抗议的主张发表过令人信服的言论。
切诺韦思也承认，她在2000年代中期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对非暴力手段在多数情况下比武装冲突更有力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当时她在科罗拉多大学读博士，一直在研究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不断上升。她被请去参加一个由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研讨中列举了许多和平抗议带来持久性政治变革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其中就有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
切诺韦思也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深入全面地比较过非暴力抗议和暴力抗议的成功率，只是选了些成功案例，来说明非暴力抗议的成效。她说：“有人认为非暴力抗议，是实现社会重大变革的有效手段，这一想法激发了我。”
她与ICNC的研究员斯蒂芬（Maria Stephan）合作，对从1900年到2006年期间的关于和平抵抗和社会运动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也与这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共同分析了这些数据。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以政变为目标的运动。如果是在运动高峰期一年以内实现了目标，并且成果是由运动直接促成，那么运动就算是成功的，由外国军队介入而引起的政变则不能算数。如果运动中出现了爆炸、绑架、基础设施损毁，或是其他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则被视为暴力运动。
切诺韦思说：“我们把非暴力的抵抗活动当成一种策略，用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测。”（在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中，印度的独立运动就被排除在外。尽管抗议本身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驻守印度的英国军方被认为是运动的决定因素。）
研究共汇总了323起暴力及非暴力活动，最后出版成书，名为《和平抗议何以有效：非暴力冲突的策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相当震撼。
人多力量大
总体而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武装运动的两倍，有53%的非暴力运动导致了政治变革，而武装运动则为26%。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人数原因。切诺韦思表示，非暴力运动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参加，参与人群更为广泛，会严重扰乱正常的城市生活及社会运转，因此更容易成功。
在研究的25起大规模运动中，有20起是非暴力运动，有14起取得了彻底的成功。非暴力的运动能吸引更多人来参加（20万），是参加暴力运动人数（5万）的4倍。
譬如，菲律宾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人民力量运动在高峰时有200万人参与，巴西1984年至1985年间的起义有100万人参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有50万人参与。
人民力量运动获得了上百万支持者，将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赶下了台（Credit: Getty Images）
切诺韦思说：“在集结力量对抗根深蒂固的政权或是官员时，人数是非常重要的，确实能够形成重大挑战和威胁。”非暴力的抗议似乎是最好的方法，能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如果能有3.5%的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一场运动在最高峰时能有3.5%的民众参与，就没有失败的。”切诺韦思称这个现象为“3.5%定律”。除了人民力量运动外，成功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爱沙尼亚的歌唱革命，以及2003年初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切诺韦思坦承，她最初也被研究结果吓了一跳。但她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来说明，非暴力的抗议为何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暴力抗议会将痛恶流血，或是害怕流血冲突的人排除在外，而和平示威则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切诺韦思指出，非暴力的抗议对身体方面的限制也比较少。罢工并不需要身强体健，但是暴力活动则主要依靠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虽然许多非暴力抗议的形式也包含极大风险，譬如中国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做法。切诺韦思还认为，非暴力活动可以公开传播，这意味着运动会传播给广大的民众。而暴力活动需要武器供应，一般是更为隐秘的地下活动，可能很难广达普通民众。
一名老妇人在最近的示威中与阿尔及利亚安全部队人员对话（Credit: Getty Images）
因为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非暴力活动也更容易获得警察和军队的支持——而这些人正是政府所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护秩序的。
在数百万人参加的街头和平抗议中，安全部队的成员更有可能担心家人或朋友也在人群中，所以他们无法镇压示威。切诺韦思说：“又或者当他们仅仅是看到参与的人数时，就会觉得大势已去，并不想随之倾覆。”
就具体所使用的方法，切诺韦思表示，发动大罢工“如果不是非暴力抵抗中有力的一个办法，也可能是最有力的其中之一”。但罢工确实也会给个人造成损失，因为其他形式的抗议都可以是完全匿名的。她举例说，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消费者拒绝购买白人老板公司的产品，结果造成白人精英阶层出现经济危机，最终使得南非在90年代初结束了种族隔离。
非暴力的抗议更能获得社会支持。2011年，一位主张改革的示威者在摩洛哥与安全部队面对面（Credit: Getty Images）
切诺韦思说：“与武装活动相比，非暴力抗议的参与方式更多，而且不会将人置于那么危险的境地，在参与人数多的时候更明显。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也很多，民众比较容易找到直接参与的办法，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造成干扰。”
一个神奇的数字
这些都说得很笼统，虽然和平抗议的成功率是武装冲突的两倍，但仍有47%的概率是失败。切诺韦思和斯蒂芬在书中写道，失败有时候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力量来“瓦解对手的统治根基，并在受到打压时仍然保持韧性”。但也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非暴力抗议遭遇失败，譬如20世纪50年代东德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抗议活动，最多时有40万人参加（约占总人口的2%），但仍未能带来变革。
切诺韦思的数据显示，只有当参加非暴力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3.5%时，才能成功，要达到这个比例绝非易事。这在英国相当要有230万人参与（约合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两倍），而在美国则需要1100万人，比整个纽约市的人口还要多。
但事实仍然是，要想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非暴力运动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一对夫妻正在纪念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这场革命促成了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统治的终结——也证明了切诺韦思的“3.5%定律”（Credit: Getty Images）
切诺韦思和斯蒂芬最初的研究在2011年首次发表，之后备受关注。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研究和平抗议的钱德勒（Matthew Chandler）说：“她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力。”
布拉姆森（Isabel Bramsen）目前正在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研究国际冲突问题，同样认为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信服。她说：“非暴力手段比暴力的形式更有可能成功，这是该领域不争的事实。”
至于“3.5%定律”，她表示，虽然3.5%相对只是少数，但如果有这么多人参加，很可能表示有更多的人默认赞成。
研究人员现正在寻找导致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布拉姆森和钱德勒都强调，抗议者们团结一致非常重要。
布拉姆森列举了2011年巴林抗议失败的例子。运动最初集结了许多抗议者，但内部很快分裂成相互竞争的派别。布拉姆森认为，分裂导致运动凝聚力丧失，至此这场运动没能积聚起改变的动力。
切诺韦思目前开始关注美国的运动，譬如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运动，以及2017年的妇女游行。反抗灭绝运动也受到了她的关注，这项运动最近因为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加入而风行。切诺韦思说：“他们在抗议许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运动本身相当缜密而且讲求策略，非常了解如何开展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借此来教育民众。”
切诺韦思希望历史书能够更加关注非暴力运动，而不是过多关注战争。她说：“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很多都着眼于武装暴力，即使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也总要在其中找出胜利的成分，却忽视了和平抗议的成功之处。”
“普通民众一直都在进行非常英勇的活动，这些活动正在改变世界的方式，值得关注和颂扬。”
请访问 BBC Future 阅读 英文原文。
2021年6月4日 星期五
全球使用伊维菌素将结束COVID-19疫情《美国治疗学杂志》
该研究由包括三名美国政府高级科学家在内的医学专家进行同行评审，并发表在《美国治疗学杂志》上。该研究是对临床、体外、动物和现实世界研究中可用数据的最全面的回顾。在COVID-19重症监护一线联盟(FLCCC)的领导下，一组医学和科学专家对伊维菌素分布地区发表的同行评审研究、手稿、专家荟萃分析和流行病学分析进行了审查，所有这些都表明伊维菌素是一种有效的预防和治疗COVID-19的方法。
伊维菌素是新型的广谱、高效、低毒抗生素类抗寄生虫药，对体内外寄生虫特别是线虫和节肢动物均有良好驱杀作用。但对绦虫、吸虫及原生动物无效。 大环内酯类抗寄生虫药对线虫及节肢动物的驱杀作用，在于增加虫体的抑制性递质γ-氨基丁酸〔GABA）的释放，以及打开谷氨酸控制的Cl离子通道，增强神经膜对Cl的通透性，从而阻断神经信号的传递，最终神经麻痹，使肌肉细胞失去收缩能力，从而导致虫体死亡。
“我们做了医疗当局没能做的工作，我们对伊维菌素的现有数据进行了最全面的审查，”FLCCC主席兼首席医疗官皮埃尔·科里(Pierre Kory)说。“在得出伊维菌素可以结束这场大流行的结论之前，我们应用黄金标准对审查的数据进行了限定。”
该手稿的重点是2021年1月可获得的27个对照试验，其中15个是随机对照试验(RCT)，是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欧洲药物管理局的首选试验。与来自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的专家小组发表的大量关于伊维菌素RCT的荟萃分析一致，他们发现使用伊维菌素治疗的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康复时间和病毒清除显著降低。
为了评估伊维菌素预防COVID-19的疗效，包括近2500名患者在内的3项RCT和5项观察对照试验均报道，定期使用伊维菌素可显著降低感染COVID-19的风险。
世界上许多地区现在都认识到伊维菌素是COVID-19的有力预防和治疗手段。南非、津巴布韦、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墨西哥，以及现在的印度，都已批准该药物在医疗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
“检查全部证据后，我们的最新研究再次显示,毫无疑问,伊维菌素是高效安全的预防和治疗COVID-19,”医学博士,FCCM, FCCP, FLCCC和首席的创始成员Paul e . Marik说：“我们不能再依赖许多大的卫生当局对医学和科学证据进行诚实的检查。因此，我们呼吁地区公共卫生当局和世界各地的医疗专业人员立即将伊维菌素纳入他们的标准治疗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彻底结束这场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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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筱敏：一个人要活得足够长久
利季娅
蓝英年和徐振亚先生翻译的利季娅作品选名为《捍卫记忆》，可以说这个书名准确描述了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一生。先前看过利季娅的三卷本《阿赫玛托娃札记》，便惊叹她怎么能有这样的耐心和韧性，从1938年直到1966年阿赫玛托娃去世，她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地记录着。其实她的记录又岂止于阿赫玛托娃，她大概一生都是记日记的，一生都从事着即时的记录，那些重大的属于公众的事情，那些细小的属于个人内心的事情，都在她的关注之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捍卫记忆》，其中部分篇章——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就出自她的日记。
自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恐怖，她就有了抵抗遗忘的自觉，因为她亲眼看到强大的国家正使用其大型机器铲除记忆，这种铲除和遍布国家的大搜捕、刑讯、监禁、流放、处决等等一样，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个人是何其弱小，她不可能躲过搜捕、刑讯、监禁流放、处决，但却可能做另一种抵抗，守住记忆。
关于记忆的形式，利季娅在《阿赫玛托娃札记》中有一段描述：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来看我时，同样不敢小声向我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说着说着话，她会猛不丁地打住话头，用眼睛向我指指天花板和墙壁，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随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相似的情景在同时代的作家回忆录中能得到相互印证。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想要过顺当的日子，就得关闭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顺流而去，让自己的知觉跟随官方的风向，风很强劲，很容易摧毁并席卷个人的一切，血和泪一下就干了，变成谁也看不懂的污痕，瞬间被清除干净。如果想要为自己保留下一点什么，就需要训练出非常的记忆力，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集就是这样印刷在他夫人的脑子里，从而保存下来的。如同在强风之中埋下种子，期待将来发芽的可能。非常的记忆力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对朋友和亲人最好的馈赠。
我不了解利季娅早年的生活，她生在一个作家之家，父亲的名望使她自幼处在上层社会，即使不说养尊处优，她的成长也该是顺当的吧，如果她早年就养成了即时记录的习惯，恐怕多与作家之家的教养有关。转折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她的丈夫——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被处决。她被抛到社会的另一面，长长的受害者家属的队伍，从白昼到夜晚，从这个衙门到那个衙门，排队等候听到亲人的消息，等候衙门接受她们送给亲人的衣物和食品，等候一线希望而得到的都是绝望。阿赫玛托娃也曾排在这样的队伍里，同命运的人问她能否写下这一切，面对残酷的命运，她们唯寄望于诗人的一支笔。大概在这时候，利季娅有了个人明确的即时记录的自觉。我今天所看到的她的即时记录文本，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阿赫玛托娃札记》开始于1938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写作于1939年。
此时，此地，也就是后来她所说的“这里和那时”，对于作家利季娅来说是写作的伦理。这些作品在“这里和那时”都是不可能出版的，而且会给自已带来祸患，但她坚持这样的写作，苏联文学长期宣扬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利季娅的写作才是真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能相溶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利季娅就被苏联作协开除了。
利季娅当时就写了《被作协开除记——文学伦理随想》，她在文中写道：“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像所有苏联作家一样，我在书报审查所允许的范围内发表作品，在这个范围内文学家必定变成计算器。”但谎言的步步进逼使她不再能容忍了，在记忆与遗忘的对抗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迫使人们沉默，越来越多受害者的名字被删除和掩埋，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在重压下碾碎，化为乌有，铲除掉人的生命，再铲除掉这个生命曾经存在的所有痕迹。
对于作家，一边有豪华的殿堂、奖金、别墅，一边有封禁、流放、驱逐、极刑。你可以在这边或那边做出选择。利季娅认为：“文学繁荣不需要豪华的客厅或中央情报局宽阔的大厅，只需要外人的爪子不要爬上自己的书桌。”这就是说她选择了忠实于自己，她决定不再让步。她说“我不想评论用这种计算方法思考的人”，“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历史是空洞的建筑，除了年代的时间顺序是自然公认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记录和书写。这个人是谁？最容易见到的是胜利者和统治者，他们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最多的资源，有大型的写作机器，更有大型的禁止别人写作的机器，他们能迅速地制作自己需要的材料，以最高意志决定建筑的模式，这是一些最积极去占领历史的人，他们需要以对历史的占领确立他们的胜利，圣化他们的统治。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哪里？它不存在，它的面目取决于它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如果只有一个书写者，它就没有什么公正。因此需要众多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尤其是失败者和被统治者的记录。如果说历史有一个本来面目，它本来就该是一个公共的建筑，必得有众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位置观察和记录，才可能使它公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强势者往往侵占和吞噬弱小者的权利，而弱小者由于畏惧往往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利季娅决定不放弃自己的权利。
她接受传唤，独自去往将要开除她的作协书记处会议，带着下水好的水笔、放大镜和铺好在木板上的白纸。她的视力不好，眼睛贴在纸上才能写字，阅读必须靠放大镜。她被安排的位置光线不好，无法记录，她就把她的家什搬到窗台上站在窗边记录，这样她就看不清坐在会议桌前的人。她不时放下笔跑到会议主席那里，低声讯问发言的人是谁，再跑回窗前记录，与会者发言热烈，她一面回答攻讦和质问，一面来回跑着记录。没有一个人帮她，她的友人都被拦在门外了，而她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反击和记录的。
在诗人布罗茨基被审判的时候，一直为救援布罗茨基奔走的作家弗丽达沮丧地告诉利季娅，她不想去法庭旁听了，亲友们都说去了于事无补，“没必要去：判决已经事先作出，我去干什么？”“记录！”利季娅说，“您说去了没用……有用：除了您没人记录。要是我眼睛好，我就去记录。”弗丽达去了，记录了，庭审的全过程她一直在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所听到的和看到的，人们企图强迫她停止记录，企图抢夺她的笔记本，她死死抓住笔记本，继续记录。利季娅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她把这称为弗丽达的功勋。她在《纪念弗丽达》一文中写道：“如果不能拯救人的生命，起码应当保存他留在世上的痕迹——她觉得这是做人的职责。”在这里，记录是对人的生命的虔敬。
强权的国家有其国家的逻辑，在其逻辑里人不是无可替代的个体，只是被统领起来的集体，一个人的生命就应该是奉献给国家的，应该给国家的车轮让路，假如记录生命，在它那里只会是一些粗糙的数字，加减乘除都是不会计算到个位的。它不在乎某一个弱小的生命，更不会记录一个弱小的生命。国家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轮下的生命便远去了，和一般的肇事逃逸者不一样的是，它有大型的配套机器，能够迅速清理现场，使得一切仿佛并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通过设置于巨大车轮之上的眼睛，看到和摄下的是另一种伟大的、强盛的、鼓乐齐鸣的景象。一个人在这样的机器面前实在是太弱小了。一个受害者，一个目击者，你不能够用身体挡在轮下使它停止，你还可能做什么？你可能做的是迅速记录下来。此时，此地，从你的视角，记录下来，因为现场会很快消失。你不能指望旁人代替你，旁人的眼睛跟你不一样，更不能指望未来的人们，未来的人们不在现场，而且未来的人们有未来的事情。
相信未来，这是一首诗的题目，四十年前在中国以手抄的形式流传，灾难中的人们总是寄望于未来的，否则很难熬过那样的灾难。利季娅记得索尔仁尼琴曾经对她说起对未来的幻想：要建造一座教堂，镌刻上所有在集中营和战争中牺牲的人的名字。半个世纪过去了，索尔仁尼琴早已荣归故里，那座教堂是否已经建成了呢？所有那些名字是否已经搜寻了呢？人们愿意相信的未来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假设，其假设的前提是未来必定天朗气清，人们想象未来的某一个早晨风停了，雪住了，从黑暗深渊里升起了太阳，使大地明亮，温暖，走出地狱的人们就可以清理积雪了。
人们将一层一层挖下去，就像传奇人物谢里曼执意要找到特洛伊古城，把一座山头跟葱头似的一层一层剥下去，终竟剥出一个时代叠一个时代的九座古城。未来的人们会像考古学家那样，从一段残墙一片碎瓦读出从前的故事，耐心并公正地厘清历史。我曾经是相信未来的，现在不信了。未来未必天朗气清。雪很可能不住地下，即便有短暂的间歇，旋即又是小雪连着大雪，未来的人们也就习惯了冰雪，在他们的理解里，终年积雪就是世界的本相了。即使未来真的天朗气清，积雪已经成了喜马拉雅，人们更可能的是在雪山上滑雪，嬉戏，研究利用融雪发电的问题，对积雪下的瓦砾不感兴趣。
所以，为了捍卫自己的记忆，一个人还要活得足够长久。“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便是利季娅的生活状态，可惜这个句子被另一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用作了他一个小说的题目，他要记住的和利季娅不同，那篇小说出版于1974年，1977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那类的苏联小说我年轻的时候颇看过一些，如果说中国有两三代人很受苏联文学影响，可以说就是受那种苏联文学的影响，那种影响是经由国家推介的。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同时代的另一些重要作家，例如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恰好也是1974年，利季娅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她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权利，更不用说什么国家奖金。
她的国家删除她的名字，封禁她的作品，已出版的作品从书店和图书馆下架，从图书目录中抹掉，她的名字从所有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字中抹掉，任何人（包括她的作家父亲，作家兄弟）在任何场合从来没有提到过她，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留下她的一点痕迹，查无此人。这是个量大而繁琐的工程，但国家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这个工程。利季娅消失了，不存在了。因为坚持要记下这个国家发生过但不允许记下的事情，这个国家动用法术将她化为乌有。
然而，利季娅的生命力强韧，她活下来了，1907年至1996年，她穿过了那个国家的历史，比那个国家活得长久。她把手稿保存下来，她回来了。
【本文选自《涉过忘川》，筱敏／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来源：译者秦传安
2021年3月13日 星期六
步阿里后尘 腾讯市值1小时蒸发2554亿
3月12日，腾讯股价尾盘大跳水，1小时暴跌约2254亿（人民币，下同）。有消息说，腾讯控股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共金融监管对象，步阿里巴巴后尘。
对于腾讯股价突然下跌的原因，消息表示一个是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突然出手，对互联网领域十起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包括腾讯控股收购猿辅导股权案、百度控股收购小鱼集团股权案以及上海东方报业与北京量子跃动科技设立合营企业案，并对涉及的12家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另外，有消息说腾讯控股可能成为继阿里巴巴之后的下一个金融监管的对象。彭博社12日的消息显示，象征性罚款可能仅仅只是个开始。有知情人士称，腾讯可能是下一个金融监管目标。
知情人士说，蚂蚁集团受到监管打击之后，腾讯就被中共最高监管机构视为下一个目标。与蚂蚁集团一样，腾讯可能会被要求成立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将其银行、保险和支付服务包括进来。这两家公司将为其它金融科技公司在遵守更严格监管方面做示范。
数据显示，腾讯的金融科技业务在2019年的收入约为840亿元，占总收入的22％，使其成为仅次于在线娱乐的最大收入推动力。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行动支付市场近40%的份额，仅次于支付宝。
面对中共的强势监管，腾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配和当局的监管：“我们将继续适应监管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这对行业有利，并将寻求确保完全合规。”
在中共强力打压之下，蚂蚁集团将成立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将所有业务，包括区块链及食品外卖等领域的技术产品纳入控股公司，接受中共监管机构的严厉监管并满足相应的资本要求，而蚂蚁集团将由“金融科技公司”转为“金融控股公司”。CNN刊文表示，此举显示即使中共不会杀死蚂蚁集团，将来蚂蚁集团也会成为一家无聊的银行（Boring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