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4日 星期一

新共产主义复活的乌托邦妄想


一个幽灵正困扰着学术界的“新共产主义的幽灵。”世界观最近的巨大痛苦和苦难的来源,并负责的死亡人数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安装卷土重来,左翼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享有知识产权的名人,但渴望政治权力。
斯洛文尼亚的文化理论家齐泽克和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和前毛派已经成为这所新学校的主要支持者。其他与项目相关的有影响力的三部曲帝国的作者,千头万绪英联邦,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托尼·内格里的意大利哲学家:詹尼瓦蒂莫(最近宣布,他积极的“重新评估” 的协议锡安长老),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前毛派亚历山德罗·鲁索教授的诗歌在欧洲研究生院(另一位前毛主义)朱迪思Balso。其他领先的声音,包括翻译阿兰·巴迪乌,阿尔贝托·托斯卡诺,社会学在伦敦的金史密斯学院讲师,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特里·伊格尔 ​​顿;和布鲁诺Bosteels的康奈尔大学。谈到在“共产主义思想,”在2009年,在伦敦举行的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主办方的惊讶,吸引了近千名的人愿意支付超过百磅的。该事件发生后,一个伴侣出版业,是由Verso的书籍,已经成长起来陪运动,使其成为受人尊敬的校园。在新的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英语语言文本,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已发布的共产主义思想,由Costas Douzinas和齐泽克编辑,巴迪乌共产党的假设,Bosteels是共产主义的现状
巴迪乌最近的量,特别是Verso的设计作为一个小红书的封面上用金色的共产明星味道,给人以运动的思想和目标。好战的法国政治组织,现在在他的七十年代中期的联合创始人,巴迪乌读取的存在,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为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弯路,它主要是为正在进行的斗争。从在法国共和国1792年到了大屠杀的巴黎公社于1871年,并从1917年的崩溃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这些是但2“序列”的共产主义“理念”在现代历史上,在第一一时间为地方的共产主义假设“设置”,第二个时代的“初步尝试”在其“实现”。这些“序列”(包括在过去三年半的几十年)之间的差距时,巴迪乌归类为共产主义假设“声明是站不住脚的和强大的资本。“惊心动魄的任务”,巴迪乌呼吁他的读者,和一层知识分子的反弹,迎来“第三时代”的共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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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在幻想
约翰逊(Alan Johnson)的世界事务博客周评。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的兴趣,共产主义,所有的东西呢?毕竟,新的共产党人拒绝下探的精神的历史过去的失败,并坦率地承认,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继续在未来。在目前,他们在政治上不相关的。上诉依赖于一个事实,最重要的是:只有新的共产党人认为,当代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退化,金融风暴,在政治类失去信任的危机,爆炸不平等是全身性的,相互关联的,不适合立法改革,并要求“革命”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会这样想法的吸引力呢?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和在二十一世纪的激进政治作为一种新的形式?不要逃避(共产主义的记录)和重复(反民主,独裁的,老的共产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假设)定义新的共产主义左派极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吗?

Ť他康复的共产主义已经“超定”,为已故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把它。换句话说,有一个收敛的一系列显然是不同的,但在新的共产党人的眼睛,全身相关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一种知识产权危机管理的紧急情况和需要。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1989年后,巴迪乌所谓的“完全玩世不恭的资本主义的胜利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失败。”第二,“回归历史”2001年后的失败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现看似可行的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品。第三,20世纪80年代后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罗伯特·赖克所说的supercapitalism(激烈的竞争,放松管制,全球化,金融化,消失的就业保障,工会下降,福利国家的侵蚀,随之增长的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或齐泽克所说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形式,新墙,和贫民窟”)。第四,越来越多的外部危机应急生态的形式。第五,“新外壳”,即通过个人的存在的生物遗传学的发展和新的知识产权规范,私有化,市场化的形式,在一个日趋严重的国内危机。第六,“掏空”,作为巴迪乌所说的那样,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直到所有的概念为人民”更遑论“的人”成为一个蹩脚的笑话。
巴迪乌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批判共产主义假设,认为“政治力量,作为一个单一的口号是”拯救银行的清楚地证明当前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代理人的。“同样,齐泽克”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已被打破“,破裂是表达”的内在需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的逻辑。“
如果金融危机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怀疑,这是危机的左侧,创造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空间。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已耗尽;在欧洲和盎格鲁势力范围,国家版本的“布莱尔主义”已经无处不在成的思想rationalizers的系统,现在大多只能作为一个击毁的球把老人们的聚会。这些政党不再照顾自己,认为新的共产党人。左派的其他形式的蓬勃发展后,1989年也被发现在政治上无效:后现代,theoreticist,痴迷压迫的文化,语言,身份,并表示,在剥削和政治经济不感兴趣,在崇信福柯(往往终身)“的阻力,这文学和文化的”投机“左”的形式,“事实证明,没有威胁到资本主义。事实上,许多新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来自的政治,是真正的对立,全位置以外的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向往。齐泽克总结了音调:“不要怕,我们一起回来!你有你的反共产主义的乐趣,你被赦免了它的时间再次得到严重的。“ 
但是,这不是单纯的怀旧行使。新的共产主义梦想工作存在的共产主义“假说”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模式。他们希望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生长出系统的对抗。齐泽克指出:“生态灾难的潜在威胁,不适当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所谓的”知识产权“的社会伦理意义的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生物遗传学),和,最后,但拒绝隔离,把这些对立的技术问题进行议会改革的特点是,新形式的种族隔离政策,新的“墙”[ 原文 ]和贫民窟。“新共产主义。例如,它拒绝的想法,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态应急是可以解决的,或可以固定挖空的代议制民主竞选资金改革。齐泽克说,这是因为这些对立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紧迫性贷款的结构表达。”
齐泽克认为,,而前三对立是一个“三重威胁到我们的整个生命,”这是第四,对立的“排除”和“包含”,是(报价马克思)“真正的运动,废除了目前国家的事情。“作为公共资源,外部性,文化的内在本质都是私营的,封闭的,近乎无限的无产阶级的过程中设置:绝大多数的人成为”排除在自己的物质。“齐泽克认为,新的革命性的代理将立足于“革命对立的公共”新共产党人没有硬币的口号是“我们是99%,”但时的占领活动家准备听,他们会找到一个理论可以概括他们的做法。

Žizek告诉示威者在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只有这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是我们所关心的公共资源。”新共产党人寻求恢复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它不治疗的记录劳改营和艰巨性,但作为一个美丽的柏拉图的“理念”。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灾难是公认的,但只有第一个失败的一个明显的良好近似。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再试一次,再失败,更好的失败。”
作为一个大写的“理念”或永恒的“假设”的新共产主义的旧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我们的目标是老梦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完全超出了市场和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一个完全平等的无状态的社会。对于巴迪乌,阶级分化,随着“capitalo - 议会制”将是“克服”分工“淘汰了,”私人占有巨大的财富,其透光继承“的”消失“,和强制的状态,分别从然后,民间社会,将“消亡。”新共产主义,是一种盛大的否定了所有的是─为布鲁诺Bosteels,它是一个平等的纪律,反物业,抗层次的,反权威的原则“,”巴迪乌的愿望是“世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法律已被释放。”等等。
共产主义的思想或“假设”,然后放置超越经验的驳斥。齐泽克说,“坚持:”永恒的理念[中国]文化革命“的生存战败的社会历史现实,而巴迪乌,”失败是没有什么比历史证明的假设。“备受瞩目,它变得清晰,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假说”所有,包括测试和伪造,而是共产主义教条的可能性,新的共产主义,教条的关系从根本上是宗教,对上帝的虔诚和信仰,而不是在所有关键。
新的共产主义的职责是“帮助存在的[共产主义]假设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方式,说:”巴迪乌。同样,在纯粹的理论不感兴趣,阿尔贝托·托斯卡诺的愿望是“连接一个党派的真正的知识和它的倾向共产主义的前景。”但他们没有提供。事实上,他们很少上升以上的仅仅手势。例如,雅克·Rancière共产主义定义为“自主性生长的空间,通过自由联想的男性和女性平等的原则实施共同创建的。”
巴迪乌至少试图解释这种故障。他认为,共产党人,像其他人一样在左侧,仍然是同时代的人,从根本上战略僵局透露,在1968年5月,当“古典人物的政治解放是无效的。”自组织形式,尽管所有的实验,代理和策略,它是不清晰的“有什么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需要处理政治对立的。”在回应这一战略的僵局中,一些新的共产党人开始寻求“重新开始”扮演的underlaborer新的做法,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对立:“只要群众行动反对国家强制平等主义的正义的名义,雏形或片段的假设开始出现,写道:”巴迪乌,他还谈到,“组织新的类型的穷人和劳动群众之间的政治进程。“有些人甚至没有达到的水平的模糊性。相反,他们解决的战略僵局,夸夸其谈。詹尼瓦蒂莫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股无政府主义拒绝制定一个系统,一个章程,或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模式根据传统的政治手段。“相反,瓦蒂莫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散漫社会的实践勇气是一个“鬼”。。。是什么意思。何种意义上,我们做的这些积液的让 - 吕克·南希?“的常用手段空间,间隔,距离和接近,分离和遭遇。但是,这个“意义”是不是一个意思。打开恰恰超越了任何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说,“共产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超越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在哪里。“

F值为,的拒绝,以面对上升的犯罪记录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让独自盯到那个深渊,直到一个人的政治和理论是完全重塑了它,告诉我们,在新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左派的轨道内极权主义。这些逃避采取几种形式。
首先,大家都在谈论新的开始,新的共产党人经常部署路易·阿尔都塞嘲讽地称为“距离著名的人的报价”严重的社会科学的替代品。例如,齐泽克认为,“无耻地重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 的教训(如果这本书拥有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历史)。托斯卡诺使得通过简单地重复出现的短语,从1875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主义平等”的情况。二,漂白的语言来重新描述的大规模屠杀。因此,有许多对自由的限制“下的斯大林”,喃喃自语:詹尼瓦蒂莫。第三,复活的言论将被部署到一个中空的市场左派复兴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从坟墓里再次上升,”庆祝齐泽克。四,新的共产党人想改变话题,从共产主义政权的罪行“悠久的历史,都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梦想和愿望。”所以,雅克Rancière是能写的“共产主义是可以想象对我们周围一些时刻的传统。。。当简单的工人和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奋斗。“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当然其他的东西,这是不可想像的。第五,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推广逃避作为一种美德。“文化记忆”是右翼,根据布鲁诺Bosteels,所以它必须与之作斗争的“积极健忘”;,巴迪乌宣称“期间的罪行,”因为如果开始。关于斯大林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他警告说,这是“重要的不给任何理由的背景下,刑事定罪和反动势力的墙壁,他们曾试图和无效的提高头发的趣闻轶事。”第六,定义上菲亚特是用来抵挡批评。因此,齐泽克:“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反犹太主义,不能是一个共产主义。(如果它出现,否则,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它是唯一的指标缺乏的忠诚的革命事件)。“
至于自由派和左翼的反极权的思想非常丰富的传统,它只是简单地全盘回避。克劳德·莱福特,皮埃尔·罗桑瓦隆,和弗朗索瓦孚雷诺韦尔托·博比奥,最大沙特曼,欧文·豪,这是从来没有认真地。齐泽克嘲讽题为难道有人说极权主义的他的书吗?通常情况下,巴迪乌滥用乔恩·哈利迪和荣张的华丽的传记,他的英雄毛泽东的暴徒,委员的语言:“一片宣传,完全捏造的,背信弃义和缺乏所有的兴趣。“
事实上,新的共产主义似乎重复每一个旧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灾难。它是深刻的精英,恢复教育专政的雅各宾派的概念。齐泽克认为的左的错误是接受自由民主“的基本坐标(”民主“与”极权主义“)”,并建议“无畏。。。违反这些自由的禁忌,“他还说,”那么,如果被指控的“反民主”,“极权主义”。。。?“
当它试图使转从空灵的理念到现实的政治,新的共产主义主要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力量致力于神奇的思想革命暴力和征用的变革力量。已故的意大利社会主义SEBASTIANO廷帕纳罗一度被称为“残酷的道德力量。”因此,巴迪乌:“哦,我们应该能够再次说什么阿拉贡,与斯大林的鼓励下,曾经说过:”开火的舞蹈熊社会民主!“因此,齐泽克:”革命政治是其中一个代表的意见,但真相往往是被迫,无视多数的意见和反对革命的意志强加于一个问题。“

Ť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爱德华·伯恩斯坦发出警告他的同胞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之交。一个“真正神奇的力的创意力量的信念的危险,”他预言,开始做到现实,从理论上讲,暴力和结束暴力的人在实践中。新的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的是,其领先的游击队是充分认识到潜在的。。 和接受它作为一项战略。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
唯一的“现实主义”的前景,这将是一个新的政治普遍性接地选择不可能的事,完全假设的异常,没有禁忌,没有一个先验的规范(“人权”,“民主”),尊重阻止我们“resignifying”恐怖,无情地行使权力,牺牲的精神。。。如果这种激进的选择是诋毁自由主义者Linksfaschismus [左派法西斯主义]一些出血心,就这样吧!
逢场作戏与左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的新的共产主义。当然,共产主义本身,已经死了。但是,当齐​​泽克建议“有识之士”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民群众完全沉浸在资本主义思想麻木的巴德尔 - 迈因霍夫团伙。。。只有一个度假胜地的原始真实的直接暴力。。。可以唤醒他们,“我们应该关注的。最近的历史告诉我们,独裁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理念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街道。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可能还与年轻的,愤怒的,理想主义的人所面临的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疲惫不堪的社会民主和一个自我厌恶知识产权的文化。诱人的是,我们可以买不起,只是摇摇头,在新的共产主义和传递的。
阿兰·约翰逊是一个“异议”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外交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的博客,每周对世界事务。

图片来源:亚当·斯密

利比亚为什么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卡扎菲的教训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29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利比亚为什么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8月22日,反对派攻陷的黎波里,标志着持续近六个月的利比亚战事进入了最后阶段。目前,反对派武装正在搜捕卡扎菲,其结局很有可能与萨达姆类似,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从某个洞穴中揪出,连同他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家族成员,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轰然坍塌是今年以来在北非地区发生的第三起重大事变,前两次分别是1月的突尼斯和2月的埃及。与前两者总体上的和平性质不同,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瓦解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因此,卡扎菲的结局,也将会不同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在卡扎菲时代终结之际,有必要追问,为什么这个国家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指出:“或者应该知道,每一次权力的减少,都是一次对暴力的邀请——那些握有权力以及感觉到权力正从手中流失的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已发现,难以抗拒这种用暴力取代权力的诱惑。”在这里,暴力和权力的区别,缘于是否拥有合法性,具体地说,就是权力是以权威为基础的,而暴力则没有这个基础。当权力的权威基础完全丧失之后,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
    1969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时,泛阿拉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合法性。他属于那种“超凡魅力型领袖”。在那个时代,他的治理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他推行的政策,也确实曾给国家带来了希望、尊严和发展。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民主化改革运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了。“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改革洪流中。反观卡扎菲,他却选择了十分怪诞的方式回应这两波全球改革浪潮的挑战,在国内不断清洗,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整肃异己,直至消解了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同时,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以个人独裁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其个人权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伴随着他个人权威的损耗,其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扶持自己的家族势力,国家变成了他、他的家族以及极少数死党的私产。其表现之二是当反对派发动武力反抗,其权力看起来还坚不可摧之时,他周围的亲信不断叛离。曾有的魅力已经黯淡无光了。
    当他感觉权力正在从手中流失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年初,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运动激发了利比亚的反对派,当2月初班加西出现街头示威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镇压。最初,反对派力量完全无力与之抗衡,他拥有武装和财富,国家的全部资源都在其掌控之下。在8月之前,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火,南非、土耳其等国领导人为利比亚的和平变革展开斡旋,卡扎菲是有机会妥协的。但是,他最终仍然选择了暴力。
    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力量对比悬殊,这使他坚信,可以通过武力镇压平定叛乱;其次,长期的意识形态教化使他确信人民是追随他的。在内战期间,在利比亚各地,尤其是首都的黎波里,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他对于参加者表现出来的热情、叫好、感激、臣服,是完全相信的。他觉得自己拥有最广泛的支持。他相信人民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与“叛徒”和“敌人”血战到底。他陷入了独裁者通常都有的“权力幻觉”。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维护自己家族利益的需要。在他统治的后期,其家族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权力利益同家族利益重合了,或者说,家族利益绑架了国家最高权力,而权力的丧失将是家族的覆灭。对这一结局的恐惧,使他无法走向妥协。
    一个革命型的领导人陷于今日之末路,值得深思。卡扎菲是否必定有如此结局呢?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他实际上有机会实现从超凡魅力型权威向着制度权威的转变。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还是有机会的,事实上他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建基于他多年打造的那一套体制,向制度权威或现代国家体制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反,在其统治后期,他全力维持其独裁统治,大肆清除异己的制度、组织和其他权威人物,结果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碎片化了,他成了惟一的权力人物。围绕个人独裁发展起来的庞大的家族利益,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要割除这样的毒瘤,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而在他的权力体系中,已经没有改革的力量了。这样的局面只能召唤来暴力。结果我们就看到了,班加西一场小规模的街头示威,便敲响了他的丧钟。

2013年1月25日 星期五

挪威森林李化平就“同城圈子”发出公开声明


挪威森林李化平先生今天(1月25日)告诉博讯记者,近两个月来,他遭到一些恶意攻击,他说:“开始是因为同城公民圈子的事,他们说是他们发明的,要我接受他们的领导,并说可以给我资助,我没兴趣,我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因为我一直在独立展开,公开的做。他们就说我抄他们文章,其实我是九月后读了小圈子这个文章,觉得不错,引用了不少内容,这是公开的,我从不否认,没有注明,为此我向作者本人道谦过。而之前我写的文章,与任何人没任何关系,或有地方相近,完全正常,因为只是常识。我只写过同城公民圈子的三个文章,《关于同城公民圈子》《话说脱敏,再说同城公民圈子》《身体力行做公益,展开同城公民圈子》看到我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了,觉得我长高了,有人不开心,就开始说我道德坏,说我公开化是崩溃同城,现在开始说我是特务,从一个人说,到一帮人一起说,不断的公开的污黑我,我一直忍让,到这几天,我从不愿意理这帮垃圾的,我也从不搞是非的,现在真是受不了,干脆说出来。同城公民圈子,当然有不少人做了很多事,或有其它人也以不同方式努力,本来都是好事,我也没有什么原创权的,我从来只代表自己,如果人们认同就去做,不认同我的说法只当我是放屁”。
我挪威森林李化平从来就不是什么民运人物,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希望不要给我贴这样的标志。本人从不拉帮结派,对某些圈子里黑污的搞法,本人一直远离之。我只是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我认同公盟,认同公盟倡导的自由公义爱。
如今的所谓小圈子,事实上已成秘密运动,个人认为,已经是一个害公民社会发育的不义事,年青人,远离那个说自己在瑞典的“公民促宪清算联盟”之类的阴谋家,坦然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秘谋的小圈子与完全公开的同城公民圈子完全是两回事。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同城公民圈子饭醉的日子。希望您参与,拥抱自由公义爱。如果你的城还没有同城饭醉,你就去展开。公开化是战胜专制最好的利器。公开化是远离秘谋阴谋家最好的方式。宪法明确的公民权利,大部分被你自己让渡了。再让渡公民公开同城饭醉的权利,我们就在通往朝鲜之路。

2013年1月12日 星期六

互联网时代如何发起革命

(互联网时代如何发起革命)接上页

   在各个地区,各种不同场合的现场动员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是有些共通的规律。
   
   1,建立团队:必须有多人分工合作才能进行有效的现场动员。由于现场动员一开始就要形成一定的规模,需要有多个小组同时在多个地点进行动员。一个人无法分身同时出现在多个场合,必须要有一个团队,成员之间要分工合作。一般来说,每个小组至少要有3批人,一批是主要的动员者,对人群进行正面的动员;一个协助者,在被动员的人群中引导情绪,响应动员者的号召;一个注意周边的情况,并及时向其他两组同道通报。
   
   建立志同道合者的同城圈子,是进行民众动员的必要前提。如果只是个光杆司令,无论他能力多强,名气多大,在全国有多少粉丝,都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现场动员。
   
   2,思想准备:现场动员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要有冒险犯难的思想准备。尽管中共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是在崩溃之前,做最后的挣扎,对革命者进行拘捕,监禁和酷刑都是有可能的。有这种思想准备的人,一旦开始行动,就会拼命向前,力求革命成功。
   
   3,物质准备:现场动员要有基本的物质准备。动员的工具要齐备,比如扩音器,大型的标语条,和小标语牌,旗帜等。这些物质准备不能太提前,太提前有被发现的风险。最好是在动员前夕准备就绪。
   
   4,选择地点:动员的地点要是人口稠密、反共者多的地方。比如中下层人民聚居地城市社区,农民工聚居的大型企业的宿舍,大学校园等地方,都是进行动员的最佳地点,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高级住宅小区,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或者员工不多的高科技企业,就绝对不适合作为现场动员,原因是这些地方具有强烈反共情节的人不多。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也不是初期动员的场所,因为即使动员起来,也较难扩散。如果同道者人数很多,就要尽可能多选择一些地点同时动员。只要其中一个动员成功,就可以以此为基础把事态扩大。
   
   5,聚集民众:现场动员首先要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把分散的人聚集起来。民众本来都是在各自得住宅,车间,店铺,教室或宿舍之内,动员者先要制造一些引人注意的事件把民众都吸引到一起来。聚众的方法可以是直接地向民众做革命宣传,也可以先用间接方法把人聚集到一起,比如可以在工厂关掉电闸,然后在引导工人们走出车间;在闹市区与少量的警察或城管发生争执,引起市民围观; 在学生宿舍大楼与政工干部争论政治问题,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个环节一定要多人合作,一部分人制造事件,一部份人夹杂在人群中引导情绪,烘托气氛。
   
   6,走上街头:当现场气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直接鼓动人群走向街头,并且自己要走在第一排。如有必要,组织者也可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标语,旗帜和小牌子分发给大家。这一步也需要团队合作,小部分人作为组织者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大部分人则在人群中对领导者的号召作出积极的回应,以此引导人群跟随领导者。
   
   7,扩大战果:初步动员成功之后要形成涟漪效应,让事态迅速扩散。比如说,一个20人的团队在一个居民小区成功动员了一万人走上街头,这时的这20个中的15个人都应当从被动员起来的人当中挑选一批自愿者,形成15个新的动员团队,分头去周围的社区,工厂和街道进行动员。用这种方法,动员的能量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强。
   
   一旦走上街头,革命的规模就要不断扩大,停滞意味着被镇压。一个地区的规模大扩大到当地警力无法镇压的时候,民众动员就算旗开得胜了!

2013年1月11日 星期五

互联网时代的民众动员

互联网时代的民众动员
   
   李一平
   
   现代民主革命的战略是以民意动摇军心,动员民众的能力是革命者最大的实力。革命形势形成之后,就要把这种实力最充分的发挥出来,在短时间内用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示威浪潮对各级党政机构形成强力冲击。
   
   由于现状不允许全国性的统一号令的政党或政治联盟出现,所以民众动员一定是各地的反共民主志士小团队各自自主进行的,然后大家互相呼应,合力形成全国性的革命浪潮。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民情风俗不同,因此民众动员的策略技巧都要根据当地情况,由当地志士自行筹划决策,我只在这里就一些可以全国通用的动员步骤,工具,原则和方法提出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民众动员的两大步骤:造势和现场动员
   
   民众动员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造势,第二阶段是现场动员。
   
   造势就是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革命前夜的气氛,让民众形成对革命的期待,形成革命一定会爆发的共识。大批民众有了这种共识和期待,一旦采取行动,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形成一股洪流。古人说:“其势险,其节短”,意思是势造得越大,动作起来就越快速有力,就如巨石悬于山顶,只要有人一推,就会急速滚动下山。造势就是要形成这种巨石悬于山顶的效果,就是要让民众都知道革命即将发生,让所有希望革命的人都做好出击的准备。势造得越大,动员起来就越容易。势造得不够,动员就会很费力,甚至失败。
   
   东汉黄巾起义之前,就用非常原始的方法做过成功的造势。当时社会很流行谶语,就是具有预言性质的民谣。太平道的教主张角就制作了一个谶语让门徒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谶语的内容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各地信徒看见这个谶语,就知道甲子年全国同道都要起义。所以当张角起事的时候,全国信徒立即响应,把东汉政权的统治秩序彻底搅乱了。
   
   造势成功之后,革命志士团队就要在分工合作,亲身去当地的工厂,居民区,学校和大街小巷去号召民众走上街头,这就是现场动员。现场动员最重要的一步,所有的造势都是为走出这一步所做的铺垫。要走出这一步,不仅需要一个地方的志士具有分工合作的能力,还要有一批敢于冒险犯难,为事业牺牲的大勇之士。
   
   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一部分志士也想效法,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以当时国内外反抗阵营的能力,只能勉强进行第一阶段的造势,而没有实力进行第二阶段的现场动员。茉莉花革命的风声全国人都听到了,因为没有一大批人到各地去进行现场动员,想革命的民众都处于一种群龙无首,观望不前的状态,革命根本开始不了。 所以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紧建立各地的同城小圈子,形成具有现场动员能力的团队。
   
   互联网是造势的利器
   
   中国民间有个传说,元末刘伯温为了约定各地豪杰同时起义,在月饼中夹带字条,上面写道:八月十五杀鞑子。这种月饼分发到各个地方之后,豪杰纷纷响应,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
   
   
   这种约定时间一起革命的方法,2011年埃及革命者也用上了。只不过他们不用月饼,而是用互联网。埃及的青年人利用互联网的推特和脸书互相沟通,在现实中也联络结成小团体。当他们听到突尼斯革命的消息之后,就开始在网上发布通告,号召2011年的1月25号全国革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由于当时埃及大多数人民对穆巴拉克政权的贪污腐败和独裁专制已经相当不满,革命声势很快就遍及全国,到了1月25日埃及革命准时爆发。
   
   从埃及革命可以看出,在互联网时代,只要政府失去民心,进行革命造势比过去容易多了。互联网不仅仅是把一台台电脑连成网络,而且是把操纵电脑的分散的个人连成网络。互联网一出现,就宣布了所有专制政权的死刑。因为专制制度的存在的先决条件是民众处于分散的状态,而互联网的基本功能是把民众连成网络。有了这个网络,无权无势的阶层都可以掌握话语权,被禁止结社的大众有了结社的能力。如果一个专制政权能够为人民提供基本的服务,人民就可以暂时让他们存在;如果政权腐败无能,已经掌握了话语权而且互相联络的民众很快就能把他们推翻。中东革命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没有预料到,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互联网具有改变社会的强大功能。
   
   中共防互联网如防洪水猛兽,但是现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无法全面长期地禁止互联网。所以不管他们如何限制,在互联网上我们总是有很多活动空间。下面是几种网上造势的方法简介。
   
   1,利用大型门户网站的社区论坛造势。大型门户网站很多,都可以用来造势。人流量最大的要数天涯网,它设有全国所有省市县的论坛,适合各种层次的造势活动。比如说如果要想在广东顺德造势,就进入顺德社区论坛,在那里发帖子,散布革命即将爆发的消息,鼓动民众参与。
   
   以中共网络管制的能力,他们可以很容易追踪到发帖的人,所以首发造势帖子的人越少越好,发了之后就好马上转移,把自己暂时隐藏起来。但是评论转贴的人和马甲就要越多越好,转得越快越好,争取把整个论坛的首页都变成与革命相关的讨论区,在短时期内形成强大声势。
   
   2,微博造势。微博的传播能力在于它的一传十十传百的转发功能,一旦有人们都感兴趣的消息发布出来,一旦一条消息刺激到社会的敏感神经,这条消息就会在短时间内广泛流传,中共要想阻止,只有关闭所有微博。但是一般来讲,微博的传播速度快于官僚机构的反应,等他们想关闭微博的时候,全国性的革命声势已经形成了。
   
   微博的是个全国性的平台,没有地区划分,所以不太适合地区性的局部的造势,只适合全国性的造势,需要各地的同道者和广大反共网友互相呼应,共同推进。
   
   3,利用QQ群造势。QQ在中国有数亿用户,很多用户都加入一些QQ群。一般的群都有几十到几百人的规模。一个人可以轻轻松松把一条消息或一篇文章发到几百个群中,让几千
   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看到。老电影上经常有这样的镜头:革命者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把一叠传单撒向人群,然后乘乱逃离。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只要上QQ群发帖就行了,效果比到王府井撒传单的效果都要好得多!
   
   
   以上三种造势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有志之士可能在造势阶段被抓捕。虽然中共崩溃在即,即使被抓也不可能被长期监禁,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没,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候缺席会成为终生憾事,所以要尽可能降低风险。最好的降低风险的方法莫过于委托海外的朋友来做。尤其是为革命造势的首发微博、论坛帖子、QQ群内发言,应由海外民运人士来做。国内朋友只需大量转发、跟贴,这样风险就小多了。我们在海外有个为国内志士提供服务的小团队,需要这样的服务的朋友请发邮件至liyiping1911@gmail.com.
   
   4,群发电子邮件造势。1998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就是是用电子邮件来进行鼓动和联络的。现在的电子邮件用户又比以前多了数十倍,电子邮件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居民最主要的通信手段。我建议各地的志士都通过各种渠道尽量多收集一些本地人士的电子邮件,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就可以通过群发邮件方式大规模造势。收集电子邮件信箱的方法则有无限多种,大家充分运用想象力就行了。比如有个朋友在天涯的某地社区论坛上发了一个贴,自称是一个被小官员始乱终弃的二奶,为了报复要把艳照和视频广发。居然有几千人把电邮信箱寄给个他。此法对严肃古板人来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对很多喜欢嬉笑怒骂的网友来说,寓革命于娱乐,似乎也无伤大雅。
   
   通过群发邮件造势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安全。特别是谷歌邮箱的保安功能非常好,用它来群发邮件,中共很难追踪的邮件来源。但是绝对不要用国内公司提供的邮箱来做这件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共的监控之下。所以大家都应当注册几个谷歌邮箱,将来一定有用。
   
   利用象征符号造势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传统的造势方法照样有用。比如在公共场所书写大幅反共标语,散布有关中共当局内讧或军队政变的传闻,都能起到激励民心的作用。这些手法,大家都已耳熟能详,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我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利用象征符号造势的方法。
   
   象征符号对于革命群众的作用就如军旗对于军队的作用,它可以向人们显示革命者在当地的存在。如果革命的象征符号到处都是,就如军旗漫山遍野,造成一种革命者无处不在的气氛,起到鼓舞民气,打击官威,动摇军心的作用。
   
   设计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要满足一下几个要求:
   
   1,简明易懂:令人一见便知其含义为革命。
   
   2,传播方便:符号非常简洁,任何人可以毫不困难地在任何地方书写涂画。在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只要十来个人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把符号写遍所有重要的公共场所。
   
   3,风险极小:书写涂画者不需要承担太大个人风险。
   
   4,效果极大:当此符号出现在全国各地大街小巷,道路乡村,会造成反共者无处不在,中共四面楚歌的心理效应。
   在此,我向大家推荐一个完全满足上述条件的符号:并字外加一个圆圈,并字的左边一撇改为一竖,就是倒立的 “共”字,含义即为“倒共”。圆圈有完整,全体的含义,引申为全国人民一起动手;另外,从书写涂画的效果看,加上圆圈之后,倒写的共字更加容易引起注意,视觉效果更好。这个符号由海外民运人士团队“并同盟”和网友组织“公民宪政同盟”共同设计,希望所有具有反共民主意识的访民朋友,有良知的网友,各地同城圈子都来参与推广。
   
   
   下面是给志愿者参与者的几条建议:
   
   1,书写涂画符号的地点:全国各地。任何适于书写涂画此符号的的公共场地,例如公共栏,电线杆,各级政府机构建筑物外墙,各种交通枢纽附近。原则是既能让公众看到符号,又不会造成对建筑物造成破坏。
   
   2,书写涂画符号的工具:任何书写工具,美术工具,油漆工具。尽量使用用完即丢的工具。
   
   3 ,书写涂画符号的时间:任何时间,只要不会引起人注意。尽量快闪。
   
   4, 绝对不要使用印刷品。印刷品容易被查获。
   
   5,有机会就书写涂画,但每个地方不宜逗留过长时间,要尽量快闪。
   
   6,被中共讯问时坚决不承认曾经书写涂画过此符号。
   
   7,如果在书写涂画时被中共发现,坚决不承认知道此符号的意义。
   
   现场动员的基本步骤
   
   造势只是革命的序曲,现场动员才是革命的正式开始。一旦现场动员开始,大家就要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正式与中共政权短兵相接,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走出这一步之前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周密的筹划,力求旗开得胜。

2012年12月30日 星期日

同城公民 凝聚共识

陆杨

华盛顿 — 中国一种新的自发性的公民组织形式越来引起当局的恐惧。这种公民活动的方式之一是“公民同城饭醉”活动。参加者相聚在一起,共同关心国家的民主、法制自由和人权。警方以各种借口阻止这类聚会。

*每月末同城公民‘饭醉’*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中国网民自发组织的同城公民圈的聚会日。12月29日,上海和深圳等地举行“公民同城饭醉”活动。不过,这个饭醉跟司法无关,饭是吃饭的饭,醉是酒醉的醉。

上海网民的这次活动遭遇到警方的阻挠。上海网络作家李化平(网名挪威森林)、知名民运人士汪建华、杨勤恒、胡可师等人,或被警方传唤到派出所,或被警方堵在家中,无法参加当天的聚餐。

其中李化平在派出所呆了13个小时,30日零点才回到家。据维权网报道,“汪建华被阻拦去聚餐,干脆到普陀区分局要求归还电脑,直到晚上11点被强行送回家。”

*同城公民圈 志趣相同者的社区*

“同城公民圈”的设想是李化平今年4月在网络上发起的,尽管此前也有志趣相同的网友从线上走到线下,聚在一起为国家的前途出谋划策。

李化平12月30日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今年2月开始构架同城公民圈的设想,4月正式对外发布。这项行动得到了全方位的响应。根据他的了解,“同城公民圈”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已经全部启动,现在一部分的三线城市的网民也加入到了公民圈的行动。

他说:“得到了全方位的响应。从普通的网友到有一些有独立思考的公民,无论哪个阶层的,他们都看懂了这种形式在中共统治下的可操作性。”

*同城三原则:公开、低调、合法*

李化平说,同城公民圈的原则是“公开、低调、合法”,公民圈借用了儿时玩过的“找朋友”的游戏,把相信自由、公义和爱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守望相助,互相鼓励。

李化平说,除了聚餐活动,同城公民圈的参加者还以爬山、喝茶等形式将同城的网友联系在一起。李化平本人把普及同城公民圈做为他自己公益活动的一个项目,每到一个城市他都跟当地的网友宣传同城公民圈的概念。他说,同城公民圈是公开合法的行动,当局要想阻止他们的聚会也只能找借口,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胡佳:打破个体公民的无助感*

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既是北京同城公民圈的参加者有时也是组织者。他说,在专制社会公民的权利可以被当局肆意践踏,个人的力量非常单薄。

“在专制社会,他就希望把公民割裂成原子化的个体。当一个人面对整个体制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你的权益会在瞬间化为乌有。”

胡佳说,同城公民圈让公民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顿便饭,小叙,然后就会形成讨论交流的局面,这才是同城公民圈所谓一起“饭醉”的根本目的。

胡佳说,他在参加饭醉时大家曾一起讨论过废除劳教,如何抗击强制拆迁等问题。他认为,同城公民圈的形式有助于打破个体公民在遇到问题时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2013年计划*

李化平告诉记者,2013年同城公民圈的计划是“百千万新公民同城圈子公开饭醉”,拥抱自由、公义、爱。他说,争取三线城市吸收一百人,二线城市一千人,一线城市一万人参加同城聚会。现实中百万公民守护相助,网路上千万公民实名公开表达看法和诉求。

2012年12月28日 星期五

习近平“忘本”重提“历史周期率”对话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而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重提当年延安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对中共的历史和当今中共的独裁专制好像“浑然不觉”,有“忘本”之嫌。

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率”对话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当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外界观察,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基于抗战后期,中共实力还很弱小,为了骗取民心,毛泽东需要对民主党派大搞统战。

中共为夺权 对中国民众大灌迷魂汤

抗战时期,针对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搞一党专制的说法,刘少奇曾“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除此之外,毛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与中共领袖的这番民主承诺相呼应,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报纸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民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称:“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称:“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5年7月3日《新华日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

时政评论人士韩梅认为,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民主运动中的种种民主高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国民众特别是一批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中共窃国后大耍流氓

最令人讽刺的是,当共产党打着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后,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当年信誓旦旦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裁统治。

韩梅表示,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诡计得逞后,却又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供认不讳。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回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习近平也是被洗脑者

时政评论人士刑天行表示,习近平大赞毛泽东,包括中国其他人,大多数原因是,他们本人对真实的历史是不了解的,他们学习的历史也都是中共给大众宣传的党史。

中共的真实的历史是,中共走的是一条独裁、专制,充满谎言和暴力、又善于伪装的、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邪恶的“新路”。

刑天行认为,世界历史的潮流是走向民主的,但是中共让中国人走了回头的路,是一场民主的灾难,如果是当初就走真正的共和民主路,中国早就融入世界了,今日的中国的文明程度至少不会比台湾差。

刑天行表示,今天很多人看到共产党的危害,但还在向中共索要民主,还对中共能改良充满希望。这就是毛泽东的最阴险之处,是个最能整人、控制人头脑的大骗子。

黄炎培的可悲下场

黄炎培,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自此从事教育事业达三十二年。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蒋介石请他迁居南京,许以官位,并表示想提携其后辈,他不为所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居然就相信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大的独夫民贼的美丽谎言。

据史料记载,其实,就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一辈子不肯当官的黄炎培,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于1954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人祸,尤其是1957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清华大学授课的权利长达二十多年。而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

黄炎培去世于1965年,他的名字在文革中被人打叉之外,本人免去了遭受更多的荼毒和迫害。可黄夫人姚维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夫人在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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