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而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重提当年延安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对中共的历史和当今中共的独裁专制好像“浑然不觉”，有“忘本”之嫌。
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率”对话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当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外界观察，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基于抗战后期，中共实力还很弱小，为了骗取民心，毛泽东需要对民主党派大搞统战。
中共为夺权 对中国民众大灌迷魂汤
抗战时期，针对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搞一党专制的说法，刘少奇曾“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除此之外，毛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与中共领袖的这番民主承诺相呼应，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报纸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民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称：“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称：“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5年7月3日《新华日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
时政评论人士韩梅认为，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民主运动中的种种民主高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国民众特别是一批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中共窃国后大耍流氓
最令人讽刺的是，当共产党打着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后，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当年信誓旦旦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裁统治。
韩梅表示，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诡计得逞后，却又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供认不讳。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回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习近平也是被洗脑者
时政评论人士刑天行表示，习近平大赞毛泽东，包括中国其他人，大多数原因是，他们本人对真实的历史是不了解的，他们学习的历史也都是中共给大众宣传的党史。
中共的真实的历史是，中共走的是一条独裁、专制，充满谎言和暴力、又善于伪装的、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邪恶的“新路”。
刑天行认为，世界历史的潮流是走向民主的，但是中共让中国人走了回头的路，是一场民主的灾难，如果是当初就走真正的共和民主路，中国早就融入世界了，今日的中国的文明程度至少不会比台湾差。
刑天行表示，今天很多人看到共产党的危害，但还在向中共索要民主，还对中共能改良充满希望。这就是毛泽东的最阴险之处，是个最能整人、控制人头脑的大骗子。
黄炎培的可悲下场
黄炎培，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自此从事教育事业达三十二年。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蒋介石请他迁居南京，许以官位，并表示想提携其后辈，他不为所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居然就相信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大的独夫民贼的美丽谎言。
据史料记载，其实，就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一辈子不肯当官的黄炎培，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于1954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人祸，尤其是1957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清华大学授课的权利长达二十多年。而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
黄炎培去世于1965年，他的名字在文革中被人打叉之外，本人免去了遭受更多的荼毒和迫害。可黄夫人姚维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夫人在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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