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组成了由杨闇公等优秀分子为核心的团重庆地方执委会，逐渐成为四川革命的领导核心，为重庆成立统一领导全川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这是团重庆地方执委会部分负责人合影（左起：吴玉章、童庸生、廖化平、杨闇公）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提供照片
1926年4月，杨闇公主持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记录。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提供照片
杨闇公（1898-1927），重庆潼南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提供照片
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有4人出生于重庆、四川。其中，朱德、刘伯承、陈毅三大元帅，早在1926年，便一起参加过一次彪炳史册的起义。彼时，朱德40岁、刘伯承34岁、陈毅25岁。
此次起义史称“泸顺起义”，参加的部队有6个旅，约1.4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超过万人规模的武装大起义。起义坚持斗争长达167天，创下中共在“大革命”期间领导武装起义斗争时间的纪录。
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叫杨闇公，虽在起义当年英勇献身，但新中国成立后，依然被大家铭记。2012年，他被选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他被评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四川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拓者。
很少有人知道：领导泸顺起义时，他年仅28岁。
更少有人知道：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团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初，为重庆团的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创建、发展共和国的历程中，凝聚了无数团员青年的突出贡献，深深地镌刻上了共青团的名字，留下属于共青团的无上光荣。杨闇公，便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26岁担任团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
“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重庆潼南双江镇邮政局大院所悬挂的对联，为这个家庭中叔侄两辈、男女8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注解。
其中，排行第四的杨闇公、第五的杨尚昆、第十二的杨白冰最为知名。
1898年3月10日，杨闇公出生于这个大院，这是一幢二进四重天井的四合院式木质建筑，有大小房间39间。面街的堂口原为盐号和代办邮务的铺面。
杨闇公的父亲杨淮清开明进步，大哥杨剑秋、二哥杨衡石均为赴日本留学生，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堂兄杨宝民也是著名的革命人士，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义。
童年的杨闇公就读私塾，受父亲和兄长们的影响，自小便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意识。1913年，在大哥杨剑秋和堂兄杨宝民的支持下，他进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事。
17岁时，他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大的历险。
那是1915年，杨闇公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受命去上海秘密筹运军火，被巡捕发现。
他如同电视剧里的情节一般，穿弄堂、越屋顶，数次变换发型，才得以脱险。
第二次历险也很快到来：1916年，他回到教导团后，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事泄未成，遭到军阀搜捕。情急之中，他夺窗跳岩，滚坡出逃。
在家人的帮助下，1917年，19岁的杨闇公东渡日本，第二年，他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开始接触和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杨尚昆同志曾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四哥杨闇公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历险。他写道：“四哥告诉我，在日本3年，曾被警视厅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和同学们组织读书会，读《经济学》《社会主义神髓》（这些书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内容还很驳杂），被警视厅拘留，说是读书会没有经过学校许可，在他据理力争后被释放了。第二次是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留日学生结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被日本警视厅关押了8个月。他的这些惊险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
出狱后，1920年秋，杨闇公从日本回国。
1922年5月5日，正值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同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童庸生当选为首任书记。杨闇公在成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团员。
几天前的10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团重庆地方执委”）也宣告成立，当时，只有1个支部10个团员，首任书记是周钦岳。1924年9月，杨闇公被迫离开成都，回到重庆，加入团重庆地方执委，担任组织部长，迅速成为灵魂人物。
1925年1月，重庆团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月改选”完成，时年26岁的杨闇公当选为团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他与奉派到四川的团中央特派员萧楚女共同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团组织成为领导当地革命的核心力量
就在重庆和四川已经成立团组织、暂未成立党的正式组织之际，当时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团的政治活动，应受党的监察和指挥，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部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同时党也应帮助团的教育及训练工作。”
此刻的重庆和四川便属于此类“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部组织的地方”，因此，团重庆地方执委承担了“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这项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每个团员每周均须分头轮番出去演讲。
团重庆地方执委组织力量到城乡各地张贴反帝反军阀标语，曾组织4万多名群众参加街头游行。
杨闇公、萧楚女、罗世文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并吸收工人参加团的外围组织，免费入夜校学习，在广大工人中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工人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他们创办机关刊物《爝光》《肃清》，传播革命理论，不断扩大团地执委的社会影响。
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们领导成立了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
杨闇公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了中法学校，同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和中山中学一起，被群众誉为重庆革命活动中的“四大金刚”，进步男女青年纷纷云集，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优秀分子。
重庆临近区县的团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出现，革命形势一片蓬勃。
1924年6月，在成都入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团员，于1925年1月在綦江建立青年团支部。
1924年9月，在涪陵的四川省立第四中学任教的童庸生发展鞠雪芹等人入团，建立了涪陵团支部，隶属团重庆地方执委。
1925年2月，团重庆地方执委派张嘉铭回南川县开展团务，吸收汪石冥、张庚白、谈如渊为团员，并组建由张庚白任书记的南川支部。
到1925年春季，团重庆地方执委除了在市区的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巴县师范学校、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还在江北县、南川、巴县永兴场等地建起了团的支部组织。
革命者的“洪荒之力”让团组织的影响和声望日趋高涨，逐渐成为领导四川革命的核心力量。
介绍刘伯承入党
杨闇公带领团组织投身革命期间，了解到中国共产党。
在成都时，杨闇公认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记者注）校长吴玉章，吴玉章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24年1月12日，不满26岁的杨闇公与吴玉章等人曾在成都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5月1日，创办机关刊物《赤心评论》，以革命言论启迪民心。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当杨闇公创建中国青年共产党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近3年。据推断，他并非不知情。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他们觉得自己也有一份救国救民的责任，因而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1924年6月，杨闇公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见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他对恽代英强调的革命工作要从实际入手、重视行动的主张非常赞同。
杨闇公在充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作为后，深明大义，并说服党内同志，果断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盲从，不‘见旗帜就拜倒’，创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后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确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能放弃自己创立的组织，汇入中国共产党的洪流，这种胸怀，令人感佩！”周勇说，“从这些前辈青年身上，当代青年也能汲取精神营养，不要被物欲所裹胁，校正自己的价值观，让人生更有意义。”
通过吴玉章的介绍，杨闇公与很多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相识，包括在成都疗伤的刘伯承。1923年，刘伯承在大足驱逐吴佩孚派来侵川的黔军王天培部队，激战中，身受重伤。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杨闇公对刘伯承非常欣赏，在日记中写道：“与伯承论时局，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1926年，杨闇公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领导出共产党当时“最好工作之地”
1925年春，杨闇公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中央批准，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下简称“重庆地方执委”）宣告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吴玉章负责宣传（因吴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国民党中央工作，改为钟梦侠负责）。
重庆地方执委担负起了领导重庆和四川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重任，业绩斐然。到1926年8月，全川党员增至120人；10月，增至168人。1926年春至1927年冬，相继建立了成都、内江等10个特支，荣昌、南川等18个支部，还在驻万县国民革命军第20军杨森部秘密建立以卢振纲为负责人的党组织，在驻涪陵国民革命军第20军郭汝栋部秘密建立以尹肇舟任书记的中共涪陵驻军支部。
在杨闇公的领导下，四川地区一跃而成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对重庆地方执委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四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有为别省所不及者”。
大革命时代的“民主生活会”佳话
杨闇公曾留下过一次“民主生活会”的佳话。
1926年2月，杨闇公任重庆地方执委会首任书记，童庸生担任团重庆地方执委会书记，4月，重庆党组织便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批评会”。
为什么召开这个会呢？原来，1925年12月24日，党员杨洵写信给党、团中央，反映重庆团地执委存在“指导非人，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团体个人化，行动浅薄而浮嚣”“乱闹学潮”等问题，甚至指责了重庆部分同志和工作。
杨洵1923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周恩来、赵世炎影响，从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曾参加旅欧共青团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党、团中央高度重视，当杨闇公、童庸生等人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有关负责人便召集他们两人谈话，上来就问：你们重庆党组织怎么分成两派呢？弄得两人一头雾水，直到看了杨洵的信才明白怎么回事。
中央最后决定，让两人回去后，召开一次会议，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团结一致向前进。
1926年4月15日，杨闇公、冉钧、童庸生、程秉渊、杨洵、张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刘成辉、吴鸿逊等10名重庆党团干部，召开了这个会。
主持会的杨闇公开门见山地指出，只可“赤裸裸地把许多经过的事实说出来，请各同志加以批评，以免因一点小事妨害团结的工作进行”。
杨洵首先发言，一连讲了10个他感到不适不解的问题。
接着，童庸生一一作答，言谈中对杨洵的做法深表不满。
然后，与会人员分别就事情本身及二人所谈发表了看法。有人指出，童庸生性格急躁，工作不讲方法，“有时近似于谩骂”；有人说杨洵工作不够努力，“有高等党员的气概”；有人说今天童庸生和杨洵的发言都有问题，等等。
一群风华正茂、意气方遒的先驱为了革命事业推心置腹地秉烛夜谈，最终误会双方冰释前嫌，参会者深受党性洗礼和教育。
主持会的杨闇公非常值得称道。本来，在情感和工作上他是比较同情童庸生的。两年前与其相识，之后他感到“不觉精神大振，内心的痛苦亦全忘却矣”。杨洵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在整个批评会期间，杨闇公一点也没表现出倾向，而是让大家表达观点。
最后，杨闇公根据大家的发言，鲜明地指出了两人的缺点：一方面强调了团体的统一性，不能因一点误会而离开团体去说话；另一方面又提醒任何人都不能把团体个人化，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会后，与会人员达成了思想统一，重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加，各项工作积极展开，取得突出成绩，受到中央的表扬。
当事人未受任何影响，一身轻松地投入紧张的工作。童庸生始终战斗在斗争最前线。杨洵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不幸于1949年12月7日牺牲。
“这份92年前的档案，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最为详细的、最原汁原味的党内民主生活会记录，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穿透历史、真抵心灵的能量。”周勇说，“重读这份记录，对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好各级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进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大有裨益。”
发起领导泸顺起义，为南昌起义预演
在无产阶级上升成为统治阶级以前，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
以杨闇公为首的重庆地方执委审时度势，在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专注于工农群众运动的“幼年时期”，便勇敢地、创造性地迈出了掌握革命武装、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步伐，其革命勇气和远见，令人惊叹。
人们熟知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起义是1926年10月23日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或者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的八一南昌起义。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考证后发现，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8月1日，其灵魂人物是周恩来、贺龙、刘伯承、朱德等。“但在此前的1926年，曾有几乎一模一样的一次武装起义的预演——泸顺起义”。
他介绍说，经请示党中央，1926年，重庆地方执委决定在顺庆、泸州、合川三地举行起义。目的是牵制四川军阀不要东出，策应北伐战争的成功。
为此，重庆地方执委成立军事委员会，杨闇公为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陈毅也参加领导工作。
顺庆方面原定12月5日趁军阀何光烈阅兵时，将其生擒，但不慎泄密，只得提前行动。12月3日，顺庆打响起义第一枪，把何光烈包围在师部。敌惊惶失措，纵火焚烧了4条街，何光烈在混乱中化装潜逃。
同日，黄慕颜在合川起义，并开往顺庆，刘伯承随军到达南充，三路起义军在南充会师。12月10日，三路起义军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刘伯承和各路军司令正式就职。
顺庆、泸州起义相继爆发，震惊了四川军阀。敌军围攻顺庆，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很可惜，这场起义最终失败了。”周勇说，这是重庆地方执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更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独立领导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它积累了党领导军事工作的经验，参与领导起义并取得宝贵经验的吴玉章、刘伯承、朱德、陈毅等，均成为后来“南昌起义”的骨干和中坚。“泸顺起义可以说是南昌起义的预演，为其准备了干部”。
“杨闇公最突出的功勋，就是领导了泸顺起义。”周勇说。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对泸顺起义作出了高度评价：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
29岁壮烈献身
泸顺起义失败后，杨闇公很快便遭遇了人生的第五次历险，但这一次，他虽一度化险为夷，最终却没能逃脱敌人的抓捕。
1927年3月31日上午，他与重庆各界两万余人，在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
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受刘湘指派，安排便衣混入集会的人群。
11时，会场内忽然枪声大作，便衣手持短枪、大刀、棍棒，见人便打，逢人便砍，开始血腥大屠杀，参会群众及学生慌乱地四散逃去，史称“三·三一”惨案。
杨闇公随群众跳越通远门的老城墙后，潜藏在通远门外一户农民家中，才得以脱险。
4月4日，他乘船前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
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
敌人以死威胁：“难道你不怕死吗？”
他答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4月6日，临难前，杨闇公痛斥军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军阀割断他的舌、砍断他的手、剜出他的眼，最后开了3枪，他就这样无比壮烈地牺牲于佛图关前，年仅29岁。
他为儿女取名杨赤化、杨共产
杨闇公大无畏的英勇表现感召了一名狱卒。遇难的次日凌晨，他家居住的二府衙70号，一阵低沉而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开门后，来者四下环顾，确认无人后，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交给开门人，一番耳语后匆匆离开。
包裹里有一枚戒指。见状，屋中的老者顿时老泪纵横，一旁的年轻女子当场晕倒在地。
送包裹者便是这名狱卒，为杨闇公的精神感动，冒死将其遗物送交给其家人，并告诉了遗体的位置。
除了这枚戒指，杨闇公还留下了太多遗产：
他牺牲后，他的妻子赵宗楷偷偷将他的3本日记从二府衙70号带回双江，藏匿在老家房间的墙洞里，保存下来。1949年后，杨闇公的亲属将日记捐献给了国家。
这是一份见证了一名革命者无比忠贞的宝贵遗产。
1925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我们能把这个责任，放在肩上，从民众的团结上着手，外而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而铲除封建的割据，实现平民政治，使无产阶级得（以）掌握政权，则目前的苦恼，一定会减去的……我们的责任，真比什么还大呵！努力！努力！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得了！
在日记中，杨闇公对人物的判断，也体现出惊人的洞察力。
1924年1月8日，他针对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所作宣传的报告写道：较前次各种报告都要系统些，他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而在前一天，他写道：特立（指张国焘——记者注）说话的技术太差，不应突如其来的（此处“的”应为“地”——记者注）表示，所以失掉了许多中派的同情，引起会场反对派的抗议。
如今，这3本日记作为一级文物保存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其复印件则摆放在杨闇公旧居供世人参观。
生前，他为女儿取名杨赤化，儿子取名杨共产。他去世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们分别改名为杨赤花、杨洪彦（杨肇中）。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本来，杨闇公的家庭非常富有，但他却选择了为主义而投身革命。”周勇说，自己在杨闇公的家乡工作时，曾广泛收集资料，印证了杨闇公牺牲得极其惨烈的传闻。
他说，杨闇公牺牲后，其遗体被运到嘉陵江边一个小庙中，家人请照相馆为遗体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平躺在一块木板上，身穿白色衣服，全是血迹和泥土，脸上有很多刀痕，没有手；另一张是遗体清洗后，换上黑色的新衣，让他坐在椅子上，没有手，脸上的刀痕清晰可见。1987年，潼南人民将杨闇公墓迁到新修的陵园，打开棺木，其遗体没有手，他以生命和热血践行了人生格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杨闇公就义后，中央向重庆（四川）委派了几位党组织书记，很多都壮烈牺牲。第二任书记傅烈到任1年，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不到两年，第三任书记刘愿庵牺牲，时年35岁；同年，刚就任的第四任书记穆青牺牲，时年32岁。
“杨闇公这一批青年，如此年轻，在如此血雨腥风的时代，能有如此抱负，忘记个人安危，足以成为激励当代青年奋进的一面镜子。”周勇说，“眼下，有一些青年不思进取，沉溺于网络，遭受不了任何挫折，我希望他们能认真温习这一段历史，振作起来，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真正承担起责任。”
“在那段风雨如磐的年代，是青年在冲锋陷阵。”周勇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青年也应勇挑重担，做命运抉择无畏挑战的闯将，做攻坚克难创新创业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