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學習這段歷史，吸取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為建設一個新的未來而奮鬥
帕莎 社會主義行動
1968年5月，法國幾乎將爆發社會主義革命。當時發生的事件為今天中國、香港以至全球的群眾鬥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
法國五月風暴發生在「強人」戴高樂的統治之下。國會權力被架空，賴以維持統治的就是警察鎮壓，甚至一些大工廠也有軍警駐守。戴高樂將波拿巴主義的「個人威權統治」和右翼民族主義雜糅起來，並將法國塑造成「強國」形像。1960年代，戴高樂讓法國退出了北約的軍事指揮機構，因為他不希望法國給美國擔當配角，而且他想讓法國擁有自己的核武器。
1960年代，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處在繁榮期。法國經濟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在最驚人的革命劇變到來的前夜，法國政府看上去依然「強大」且「穩定」。
然而，雖然經濟表面景氣，但法國工人收入卻是歐洲共同市場裡倒數第二低、工作時間最長。革命最終還是爆發了。
今天的中國就有著當年法國的影子。現在習近平建立起了「一人獨裁」，中國目前至少在表面上維持著6%以上的GDP 增長率，國家機器似乎不可戰勝。但事實上，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惡化。無論是經濟、工人、環保等都問題是社會的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學生運動與工人階級
五月風暴提供給我們的另外一個經驗，是學生在群眾運動中的角色以及他們同工人階級的關系，法國五月風暴被視為最成功的學運，原因不在於其學運本身的強大，而是其觸發了整個工人階級的總罷工鬥爭，繼而有可能掃走當權者，並且取而代之。
學生在運動中無疑能夠扮演重要而進步的角色，但他們無法獨自領導群眾建立新社會。學生無法扮演獨立的政治角色，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則能做到這一點。學生中的佼佼者往往來自上層社會，他們被專門培養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精英，而來自其他背景的學生則認同工人階級和他們的鬥爭。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在學生隊伍中看到階級社會的所有階級矛盾。
不幸的是，在華語地區中許多人「神化」學運，認為「這是屬於學生的運動」，將學生推舉為領導力量。這種情況出現在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運動、2014年香港的雨傘運動、以及2014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的確，就像法國五月風暴那樣，學生是發動這些運動的關鍵力量。但學生的作用被誇大了，而其他階層的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作用則被淡化、甚至完全被忽視。有時這是無意的，但也有時是工人階級的政敵刻意為之。群眾被貶低為學生們的「啦啦隊」，而非由有組織的勞動階級帶領鬥爭。這種學生精英主義是個錯誤的立場，也是當年的致命傷之一。
相反，五月風暴的學生沒有自我任命為運動的主導，反而走進工人宣傳罷工。在學生的支持下，工人衝破了保守的工會領導人的束縛。而且罷工也從一開始為期一天的行動發展成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總罷工。
正正是連續的總罷工癱瘓了資本主義社會，架空戴高樂政府。總罷工提出了「社會是由誰統治」的問題。工人階級必須接管過去由政府和統治階級所扮演的角色，而且工人開始明白自己能夠通過民主的控制和管理建設起一個不同的社會。
在中港台的運動也需要理解到，鬥爭需要發展為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運動， 因為工人階級有能力去建造一個新的社會，取代資本主義和「強人」統治。
1968年是全球反資本主義革命運動的一年，同時在捷克斯洛伐克也爆發了反對斯大林主義一黨獨裁的鬥爭。暴虐的墨西哥獨裁政府受到大規模群眾反抗，而美國則有反越戰運動和黑人反抗種族壓迫的激烈抗爭。反過來，法國的革命運動亦感染鼓舞了其他地方的工人起義。
今天，全球資本主義處在更嚴重的危機和爆炸性的緊張局勢之中。工人、學生和受壓迫的少數群體承受著無休止的緊縮和親富人政策。1968年，工人和青年的偉大運動因為領導的誤導而失敗，尤其應該為此負責的是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因為他們的政策幫助戴高樂和資產階級幸存下來。社會主義者學習這段歷史，吸取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為建設一個新的未來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