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剧：缅甸120华人被杀伏尸街头

2015年2月19日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自治区武装冲突持续，缅甸总统前晚宣布果敢进入紧急状态，军事接管。有消息指，政府军大开杀戒残杀当地华人，微博流出尸体照，死者为平民包括妇人。中国官方冷处理，内地不少网民义愤填膺，高呼：「救果敢杀缅人！」
  
    「缅 军继续在老街市区捕杀果敢同胞。据报：今天至少有十三个果敢同胞在老街被缅军枪决，其中也包括小苏的两名中国籍亲戚。」缅甸华人小苏的新郎博客昨写道。中 国互联网近日不少消息指果敢最少一百二十名华人遭屠杀，并上传平民伏尸街头的照片，其中包括妇女，据说射杀的标准是不懂缅语、讲汉语、黑头髮、黄皮肤的汉 族，又指缅甸军队被灌输「防止中国入侵」的观念。
  
    在果敢自治区首府老街做生意的汉族人小阮逃离家已五、六天了，他昨接受《苹果》电话采访时说：「现在政府下命令中午十二时还在街上的就能开枪。打死二、三十个吧！有些是老人不放心回家看看，被打死了。有几个是带到在我们这火化的。」
  

驳火13次　缅军47死
  
    小 阮目前在果敢接近云南边境一个救助点作志愿者：「这个点现在已经有三千难民了，很多人逃难出来没有带护照无法过境中国。两天政府来叫缅族的难民回家，现在 剩下主要是华人了，政府怕我们和叛军有关系，我们是中立的，希望和平。我们祖先是中国来的。希望中国政府能介入协调一下，平息战事。」
  
    然 而中国官媒冷处理，关于果敢战事多引用缅甸官媒说法：本月九日果敢特区前主席彭家声领导的「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试图攻入老街，四日间与缅甸政府军发生十 三宗战斗，共造成政府军四十七死，七十三伤，有二十八名果敢叛乱分子被打死，叛军装备精良，正规军则实施空袭。云南政府承认已有三万缅籍难民入境避难。官 方《环球时报》前日发表文章「把果敢比喻成克里米亚这很滑稽」，显示中国官方撇清关系的态度。
  

红十字会义工遭枪击
  
    缅 甸国营电视台前晚报道总统吴登盛签署总统令，即日起在果敢实施为期九十天的紧急状态，并授权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军事接管当地一切权力。同日，缅甸 红十字会的救援车队在老街附近遭到据指为果敢同盟军的袭击，造成两名红十字会志愿者受伤。果敢同盟军昨通过其中国新浪官方博客「正义果敢」声明与红十字会 遇袭无关：「完全可能是缅军自己误伤，自导自演诬衊我军。」
  
    果敢地区的大部份居民为汉族，学校教写汉字讲中文，甚至电话区 号手机网络都是中国云南的。中国新浪博客、微博已成果敢同盟军与其支持者的主要宣传舞台。中国爱国者看得热血沸腾：「果敢已经成为大中华的试金石」。中国 军事论坛还有退伍军人建议培训果敢同盟军，组织网上活动教果敢人热带丛林作战，有人甚至表示愿意越境参战。
  

网民有话说
  
    ‧「愿意报名出征。」
  
    ‧「汉族同胞，要坚持住！」
  
    ‧「支持果敢武装，杀死缅族。」
  
    ‧「缅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好好安置一下，还是有希望成为中国的克里米亚的。」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看看它的侨民在海外的待遇就知道了！」
  
    ‧「又开始对果敢同胞屠杀和强暴了！我们无力去帮助同胞，心在滴血。」
  
    ‧「果敢本就是中国的，在我们手上丢失的。罪魁祸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
  
    ‧「空无一人的钓鱼岛是中国的，有二十几万华人的果敢更是中国的！收回来吧，教训一下屠杀华人的老缅政府。」
  
    来源：苹果日报

中纪委权力大无边 "新东厂"横空出世

零八宪章: 中纪委权力大无边 "新东厂"横空出世

王岐山现在扮演的就是习近平的东厂和锦衣卫，权力空前强大

 

 

 

中共中央发布长达一万八千多字的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将旧条例十种违纪行为分类方式整
合为六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并明确列出每一类的「负面清单」。同时，在中共十八大后新发现的问题，诸如拉
帮结派、搞老乡会、妄议中央等皆列入其中。

新版条例是王岐山主政中纪委以来进行制度反腐的一大举措。据说，此前王岐山曾咨询党内各个层级的意见，最终成稿。然而，条例推出后，评价好坏参半，有人称这是从严治党的样本；亦有人说条例存在模糊空间，导致中纪委权限过多，难以落实。

以「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为例，表面上是为了确保中央政令统一，改变过去「政令不出中南
海」的歪风，但由于缺乏具体内容和明确界限，充满灰色地带，导致难以处理。比如甚么叫妄议？妄议是否非议？这顶帽子可以随便扣上。只要你议论党的大政方
针，领导又看你不顺眼，就可以给你扣上这顶帽子，开除你的党籍。

全党上下 沦一言堂

另一方面，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要开除党籍，那么妄议小政方针是否也要开除党籍？大政方针与
小政方针如何区别？难道说是中办发的文件是大政方针，省市的政策是小政方针？在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委期间，他出台很多伤天害理的维稳政策，都是代表中央名
义颁布的大政方针，难道对这些残民以逞的谬政也不能「妄议」？

新条例还专门规定，「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即可开除党籍，意味着改革开放变成绝对真
理，党员绝不可以质疑。显然，当局设立这个条款是为了打击左派，但问题是，改革开放真的就不能质疑？事实上，过去三十多年来，环境恶化、资源透支、贫富分
化、人心坏死、道德沦丧、裸官泛滥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政策执行不当所致，对这些恶政不仅要敢于「妄议」，还要坚决反对。可惜，新条例却祭起开除党籍的大
刀，如此一来，谁还敢说真话？全党上下岂非沦为一言堂？

最关键的是，中央从来没有清晰界定改革是甚么，单位领导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说成是改革决
策。从此以后，各级官员大可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弄权，谁敢反对他，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可能被开除党籍。邓小平当年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探
索过程，要允许试错，对了坚持，错了要改。现在看来，改革开放只能是永远正确，绝对正确，实在荒谬至极。

新条例颁布后，最大的赢家是中纪委，今后能够以执行党规家法的名义大大扩充权力，一个无远弗届的「新东厂」就此横空出世。

文章来源【 太阳报 】

苏联人丢失信仰的三个原因

FISHERMAN'S BLOG.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既要看得透，还要看得远: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造成信仰破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和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讹，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

前苏联的政权崩溃是从信仰的丢失、颓败和瓦解开始的。造成信仰破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这个信仰体系与现实的脱离和它本身内部的矛盾和乖讹。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讹，并不意味着它就此会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实上，在强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诞已经暴露无遗，人们还是会认真地互相欺骗、假装相信它依然是未来的希望。然而，大多数人能感觉到那种空洞和荒诞，足以让这个信仰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的”笑话”。笑话的实质是”乖讹”(incongruity)，康德为乖讹的矛盾本质提供了清楚的说明——”在所有引人发笑的事情里，一定有荒诞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对它得到满意的理解）”。苏联人无法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对灌输于他们的信仰得到满意的理解，他们怀疑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当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领袖的罪行

苏联人对信仰发生动摇，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披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和黑暗秘密，对后代苏联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苏联人（苏联的”60后”）和东欧人有着长久的”唤醒”效应。正如一位过来人所说的，”犹如头部被榔头猛击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和作家帕维尔·科胡特（Pavel Kohout﹐”77宪章”发起者之一）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员，他28岁时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领袖，这简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让许多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恐慌，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此写道，赫鲁晓夫的讲话”摇动了绝对权威的领导教条，程度达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们都陷入了暂时性崩溃。有十几名忠诚的斯大林追随者因赫鲁晓夫的讲话而变得失常，甚至需要医疗救护。其中，波兰共产党的强硬派总书记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斯大林主义的模范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数天后开枪自杀”。
这是最初发生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幻灭，也是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三重信仰危机中的第一重。这三重危机会同时存在，它们各自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形成不同时代或不同阶段的信仰危机特征。
第一重信仰危机主要是由领袖人物的错误、失败和暴行造成的幻灭感，领袖人物的专制暴虐、滥杀无辜、出尔反尔、阴险毒辣、淫乱、迫害狂、言而无信会让人们普遍感觉到错愕、惊慌和恐惧，也使他们陷入一种被出卖和背叛的痛苦绝望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统治的领导人（如斯大林和贝利亚），他们的人格缺陷和道德败坏使得马克思主义事业失去了民心，毁掉了它的正当性。赫鲁晓夫对秘密报告破坏共产主义信仰的后果显然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记叙，匈牙利党的首脑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听说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对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着急。你们党代会里发生的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它会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带来什么”。拉科西预感到的就是一场信仰危机的灾难。一旦领袖的丑事被披露，便犹如精灵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关进瓶子里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响”。勃烈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终究不可能消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长久影响。虽然赫鲁晓夫后来试图用允诺20年实现共产主义来补救共产主义信仰所受到的损害，但始终无效，苏联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过程，意识形态越来越丧失民心，再也难以起死回生，而整个官僚体制也因为丧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钱崇拜和拥权自肥的腐败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灭很难长久地停留在只是对少数领袖或领导人的失望层次上，因为它迟早会引起人们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中会涌现这么多，这么自私贪婪、穷凶极恶、寡廉鲜耻的虐待狂人物，不是个别，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创始人）就似乎已经察觉到，苏联秘密警察”契卡”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捷尔任斯基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前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国总统特别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前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不仅是间谍或警察，其他人员的提拔也是一样，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写道，”官方不断强调要粉碎’人民的敌人’，唤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们不仅经济上有好处，还能得到升迁。”

二 高尚的理想与阴暗的现实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使得无数苏联人，包括苏维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为血腥镇压的对象和受害者。苦难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最好的现实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与阴暗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制度的道义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在苏联进行残酷统治的是一个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别暴戾、残忍、冷酷的人开动和维护的斗争绞肉机。那些特别崇尚暴力的人们一旦开创、建立和维持了一个他们想要的制度，这个制度便会自动挑选那些与其一致，会不择手段保证它不断维持统治的帮凶和投效者。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续机制。
开创者与继承者的传承关系是在制度的同质延续中建立的，民众对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会成为对这个制度的失望。美国历史学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贝利亚：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书里指出，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为贝利亚是苏联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时期苏联制度的本质了”。捷克作家和学者彼得·哈卢比（Peter Hruby）说，”每个国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会成为罪犯的人。在极权专制国家，这样的人机会最好。他们不仅有机会得意发达，而且有机会为服务于伟大事业感到自豪。”恶棍贝利亚官运亨通是因为有斯大林赏识他，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才需要贝利亚这样的副手。艾米·奈特对此写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做决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苏联人民。让这些统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都极端鄙视个体的人，都毫不心软地残害人民”。一个制度与它的领导人和主要运作者的素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在这些人身上的邪恶和腐败一定会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造成马克思主义第二重信仰危机的是高尚理想与阴暗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的极大脱节。苏联史专家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指出，”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社会正义、造就群体意识、建立公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把群众当作能够做抉择的负责成年人。”但是，苏联社会里充满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迫害政治异己的暴行，毫无正义可言。人们生活在害怕被出卖和背叛的恐惧之中，彼此或与领导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难有信任。政府更是对民众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不懂事的儿童或弱智来对待。强权统治”背弃了所有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理想，而代之以一个无处不在的、无以复加的谎言体制”。
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他之所以对共产主义幻灭，就是因为痛恨共产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谎言，他说，”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饥饿，如果这些不是被谎称为自由、正义、幸福生活，会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坏事本来就够坏了，把坏事谎称为好事，那就更坏了，更让人怀疑和不相信谎言的宣传。苏联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产主义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不符是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他写道：”造成苏联帝国崩溃的原因包括苏联人的心理危机。这种危机从1970年代就已经缠上了苏联社会，1980年代终于将它拖跨。冷漠、犬儒主义、酗酒……都是苏联崩溃的（民心）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它的设计师低估了苏联社会愤怒的程度，自从苏联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后，这种愤怒便已经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

三 信仰与伪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第三重信仰危机是因为人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缺陷，并无法通过它自身来克服。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指出，共产主义失败是”自我毁灭”的结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毁的。他写道，”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后来崩溃的种子。这个结果早已在共产主义观念里等着发生了……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别人杀死的。它自己慢慢烂掉了……让人们 看清不过是一个彻底平庸、极端简单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也许能激励我们去牺牲，有高尚的行为，但也是灵魂的鸦片，令人神智不清……随着这个理想所助长的丑恶现实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们面前，它也就干枯死亡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实践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产主义信仰被苏联人抛弃，要为之担负责任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或贝利亚的个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用彼得·哈卢比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便是二者都”信奉无情残害的阶级斗争”。霍兰德对阶级斗争有类似的看法：”相信无处不在、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对道义的敏感，也为在无须运用暴力的社会体制中大肆滥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尔·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级领导反思道，苏联共产主义比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更邪乎，因为”它欺骗地利用了人类最高尚的理想，而纳粹则毕竟还未如此”。英国作家、政治评论员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认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苏联，”其他国家没有像苏联这么自我伤害的，杀了这么多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如此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来推行的迫害和杀戮，它的对象不仅是”敌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战友，甚至连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乔治·奥威尔在讨论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时认为，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凯斯特勒对”革命”就经受了这样的幻灭，”革命本身就是个腐败的过程。……不光’权力导致腐败’，获得权力的方式也导致腐败。因此，一切通过暴力手段改造社会的努力，到头来都会导致（大清洗）的审讯室；列宁导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宁活着，他也会跟斯大林一样”。
波兰哲学家和思想史家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一旦人们看清了这一点，便不可能再把它当作对现实生活有指导意义的信仰。他写道，”马克思似乎在想象，只要消灭了资本家，全世界就会变成一个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机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类就不再会自私自利，就会从此和谐地共同生活。”霍兰德则指出，一个政权靠着乌托邦式的理想来支撑，并以它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这样的制度要比既无须乌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权的体制不稳定得多，它需要不断用暴力维持稳定，越使用暴力，实际上越不稳定。苏联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稳定，道理即在于此。这是苏联制度的一个致命内伤，它的不稳定因素是内在的，而不是由外来威胁所造成的。
以为政府权力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信仰，全都管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观念。波兰裔美国籍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认为，这种让人厌恶的管制方式最终成为苏联人厌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指出，这种管制式统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规范起来，营造一个取消道德选择和差别的社会环境，代之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彻底和谐”。这样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来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为具有政治含义的反抗。苏联政治笑话许多都不是针对政府、政党、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对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谑戏回应，正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被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所管制的，所以对它们的谑戏也就成为对这一权威的冒犯和不敬，成为政治性的笑话，其中也包括那个他们装作相信但实际上已经不相信的信仰.

零八宪章: 英国《大宪章》中国离奇遭遇：大众难得一睹

零八宪章: 英国《大宪章》中国离奇遭遇：大众难得一睹:     在中国，英国大宪章被禁止与更多观众见面。

    在中国，英国大宪章被禁止与更多观众见面。

英国为习近平访英铺开大红地毯，两国关系似乎“好上加好”。但是英国送去中国展出的一件珍贵礼品---『大宪章』北京并不感兴趣。不断变更展出地点，把影响缩小到最小范围，在北京如此，在上海也难逃厄运，最新的消息是：英国『大宪章』800周年纪念巡展上海站的展览地点从先前预定的观复博物馆改到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展出。

这次在中国展出的『大宪章』是英国赫利福德大教堂的馆藏，是1215年『大宪章』原件的1217年抄本，也是目前世上仅存的四份1217年抄本之一。按照计划，在习近平访英前的10月13至15日，这一界定英国王室权力的英国自由大宪章应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展出。随后再在上海和广东巡展。但最后时刻，『大宪章』被限制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展出。

该宪章是英国于1225年签署的第一份迫使英国王室尊重个人权利的法律文件，『大宪章』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保护教会的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接受王权受法律的限制。因此，『大宪章』被视为是英国建立宪法政治的开始，美国宪法也从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

法国世界报评论称，这一限制权力的『大宪法』显然不符合北京的口味，习近平目前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但却不愿意对一党统治的至高权力提出问题。七月份以来，220名批评当局滥用权力的律师被捕。世界报的报道说，要在中国的推特---微博上寻找“大宪章”几个字，立刻就会显示“根据法律规定，你所找的内容无法显现”等字样。

『大宪章』在上海的展出应于这个周六开始，为期三天。不过，英国外交官并没有生气，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一名负责公关的官员Mark Logan称：“在北京的展出很受欢迎，我们期望更多的中国观众抓住这一罕见的机会，看到这一标志性的文件”。

伦敦并不掩饰为了与中国做买卖，把所有跟人权有关的问题搁置一旁。九月份，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不顾新疆当地的宗教不断遭到北京打压的现实，毫不犹豫地去访问新疆。奥斯本的“务实”态度，居然受到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的表彰。称其为“近年来第一位西方高官，强调新疆地区潜在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去重复人权问题”

文章来源：RFI　

中警貪98億 殺富豪奪產 包養十餘女 擁60房產 被小三揭發

文章來源

馬淮海被情婦舉報涉嫌謀殺、侵吞他人財產，手段兇殘。翻攝網路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上海市法官集體嫖妓事件才落幕，又爆出警界高官貪污並殺人的驚悚醜聞！上海市金山區公安局長馬淮海近日被情婦出面舉報， 貪污約98億元台幣、包養情婦十餘人，還坐擁60多處房地產，不僅如此，他為侵吞一名人大代表的鉅額財產，竟找人把對方打死，再故布疑陣為意外死亡，瓜分 對方數億財產。
美國中文媒體「博訊新聞網」昨報導，自稱是馬淮海情婦的美豔女子陳萍（化名），本月5日上午帶著大批資料前往上海一家報社爆料。她出具文件證明馬淮海貪污、受賄逾20億人民幣（約98億元台幣），擁有60多處房地產，並拿出其中31張「房產證」（房地契）影本作為證據。
陳萍說，馬在警界工作20多年，透過收錢「撈人」（把某人從牢裡弄出來）、私自「減刑」等方式，收受鉅額賄賂。
偽裝失足墜電梯
今年5月，馬淮海與人合謀，殺了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進念室內設計公司董事長黃振。
陳萍透露，當時黃振在KTV包廂內唱歌喝酒，馬淮海與黃的部屬合謀，把喝茫的黃振叫到外面去，派人將黃毆打致死，再把屍體丟到廢棄的電梯井內，偽裝成失足摔死。黃的屍體被發現後，馬動用權力把案子定為「意外死亡」，並與黃的部屬聯手瓜分其數億財產。
曾打死情婦滅口
陳萍指出，馬淮海包養十幾個年輕貌美的情婦，一人送一戶豪宅、一輛名車。其中情婦「惠兒」上月為馬生了一個兒子，要求結婚遭拒，惠兒揚言上網揭發與 馬的關係，竟被馬派人打死。陳萍說，她被馬冷落多年，最近和馬的一名年輕部屬發生感情，擔心被發現丟了性命，因此向媒體揭發其惡行，而她爆料後據稱已逃離 上海。
殺人棄屍示意圖

馬淮海派人將富豪打死，把屍體丟到廢棄的電梯井。
情婦舉報官員案例
●2013/06/14：中國經濟與旅遊電視台女主持人紀英男在微博自爆，中國國家檔案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范悅謊稱單身，與她同居4年，范升官後試圖結束關係，恐嚇毆打她
●2013/05/13：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鐵男，被徐姓情婦舉報貪污，事後劉鐵男遭雙開（開除黨籍與公職）處分
●2013/01/17：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與博士後女研究員常艷有婚外情，常艷在網路發表12萬字長文自爆兩人情史，衣被免職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2013年08月12日 蘋果日報

共匪頭子習近平家族財富過億，權貴精英身家幾何

文章來源

>核心提示：彭博社的這篇報導讓彭博財經網站在中國被屏蔽。這篇報導的信息均來自於公開資料，也十分謹慎地說明了巨額財富並不能追蹤到習近平、彭麗媛、習明澤，而是主要由他的姐姐齊橋橋一家和妹夫吳龍以及習遠平所有。
原文：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Fortunes Of Elite
來源：彭博社
發表：2012年6月29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參考了其他"同來源節譯"，此為全網首發完整譯文。

【文中提到的習家全家福。來源：香港僑報】
習近平，這位"內定"的中國下屆主席在2004年的反腐電話會議上警告說："管好你的配偶、子女、親屬、朋友和下級，發誓不用權力來謀私利。"
彭博社收集的公開資料表明，在習近平在黨內逐步攀升時候，他的親屬們將商業利益擴展到了礦業、房地產、手機設備等領域。
這些利益包括在總資產達$3.76億的眾多公司中的投資，包括在一家資產達到$17.3億的稀土公司的18%的間接股權；還有在一家公開上市的科技公司價值$2020萬的股票。這些數字沒有計入負債的部分，因此也不反映習氏家族的淨資產。
根據這些資料，這些資產不能追蹤到習近平本人、他的妻子或他們的女兒，習近平本月就59歲了；他的妻子彭麗媛49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歌手。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插手推動他的親屬們的商業交易，也未發現習近平和他的家族成員有什麼不法行為。
多家控股公司經營，政府對查看相關企業資料設限，以及某些情況下的網路審查，都使得這些投資處於公共視線之外。然而在數千頁的監管文件中，人們依舊可以找到這些投資的影子。
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查到習家在可以俯瞰南中國海的香港的山頂，有一座價值$3150萬元的別墅。連接著電線的門鈴搖搖晃晃，鄰居們說這幢房子已經空了多年。習家在香港至少還有六處房產，總價值據估計有 $2410萬元。
常委
過去三十年來，習近平在黨內穩步上升，在好幾個省都當過一把手，在2007年進入了政治局常委。這一路上，他因主政清廉而獲得好評。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他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領頭抓過一次反腐運動，2004年也是在那，他發表了那通要官員們"自我約束"的警告。而後，在一起高達37億人民幣的醜聞後他接任了上海的黨委書記。
2009年的一份美國外交電報引用習近平的一位熟人的說法說，他不腐敗，他的動力也不是錢。習近平對"無所不在的中國社會的商業化，包括與之伴隨的新富，官員腐敗，價值、尊嚴和自尊的淪喪等等感到厭惡。"這份由維基洩密透露出來的電報引述朋友的話這麼說。
美國政府的發言人拒絕就這份文件置評。
分一杯羹
人們對中國最有權勢的家族在經濟增長中謀取財富越來越厭惡，這已經形成了對中共的挑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過去20年來，中國城市中的收入差距已經成為亞洲之最。
位於聖地亞哥的加州大學中國經濟方面的教授勞福頓（Barry Naughton）說："普通中國人在聽到有些人利用政治影響力能賺數億，甚至幾十億美元的時候感到憤怒。"他並沒有特指習氏家族。
在十年一度的權力交接即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時，對官員財富的審查也加強了。習近平和下一代領導人將在本次交接後接班。三月，薄熙來，這位中國最大的 城市重 慶的黨委書記遭到清洗，他被控捲入腐敗和謀殺醜聞，讓公眾對任人唯親和權錢交易深惡痛絕。中國的兩家財經刊物和微網誌上都呼籲高層官員要公開財產。四月， 彭博社曾報導，薄家積累了至少$1.36億的資產。（相關譯文可以查看《譯者合集 薄王敗局》）
革命領袖
習近平及其手足是已故的革命家習仲勳的孩子，他幫助毛澤東在1949年後控制了中國，他們曾誓言要結束數個世紀來的不平等和以權謀私。習的出身讓他成為"太子黨"中的一員，他們都是高層黨領導的孩子，在政治和商業上獲得了很大的影響力。
據彭博社的研究，習家的大部分資產都可以追蹤到習的姐姐，63歲的齊橋橋；她的丈夫鄧家貴61歲；他們的女兒張燕南，33歲。
截止6月8日的時候，鄧家貴還擁有江西稀土和稀有金屬鎢業有限公司18%的間接股份。這種可以用於風力渦輪和美國的智慧型炸彈中的金屬因為中國收緊了供應而價格飆升。
遠為集團
2011年12月的記錄顯示，齊和鄧在深圳遠為投資有限公司持股共值18.3億元（2億8800萬美元），這是深圳市一家經營房地產的多元化控股公司。遠為旗下有其他幾家公司完全由這對夫婦所擁有，總價值至少有5.393億元（8480萬美元）。
張燕南在北京合康億盛變頻科技有限公司（Hiconics Drive Technology Co 300048）投資了317萬元，從2009年至今增值了40倍，按照深圳股市昨日的收盤價，已經達到1.284億萬元（2020萬美元）。
彭博社聯繫到鄧家貴的手機，鄧稱他已經退休了。當問及他的妻子，女兒和全國各地的生意時，他說："不方便跟你就此說太多。"彭博社試圖通過電話和傳真到齊和張的公司找到他們，但無果，我們試圖按照註冊的地址去找，也不成功。
新郵通信
習近平的妹夫吳龍開了一家名叫"新郵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的通信公司。根據公開資料和對該公司的一名註冊所有人的採訪，到5月28日時，這家公司仍由吳的親戚——他弟弟的妻子所有。
根據北京諮詢公司"博達克（BDA）（中國）有限公司"的說法，"新郵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從國營的中國移動通信公司贏得了數億元的合同。按用戶人數計算的話，中移動是全球最大的電話公司。BDA為多家技術公司提供諮詢服務。
因為這一話題的敏感性，彭博社在過去兩個月中聯絡的數十人都不願就習家置評。我們在聯絡了習近平的侄女和她的英國丈夫之後，介紹這兩人的網頁隨即被刪掉。
習近平親屬所擁有公司的總資產可以看出他們商業運作的廣度，但不代表其盈利程度。香港房產價值是根據與其可比房產最近的交易價格來估算的。
身份證
彭博社只計算了在文件中是由習家家人擁有的可以被明確計算的資產、房產和持股。根據公開商業記錄、採訪熟人、香港和中國的身份證可以追蹤到的資產。
如果習家人用的是不同於在大陸和香港的名字的話，彭博社是與那些見過他們的人談話，並通過不同的公司文件上所顯示的相同的名字和住址來查證。
彭博社提供了一張列有習家資產的單子給中國的外交部。政府方面沒有回應。
2000年10月，習仲勳的家人在他87歲生日時，在深圳的一個國賓館聚會，這位開國元勛在兩年後去世。深圳毗鄰香港，現已成為中國最富的城市之一，這應部分歸功於習仲勳，是他說服鄧小平將這個漁村變成了開放市場的試驗田。
家族照片
在這張照片中，習仲勳穿一件紅色毛衣，拄著枴杖，坐在輪椅中。他的左邊是女兒齊橋橋，右邊是孫子，他旁邊挨著齊心，習仲勳的妻子。後面是齊橋橋的丈夫鄧家貴；她的哥哥習遠平及習近平，旁邊是齊安安和她的丈夫吳龍。
官方媒體把習仲勳描繪成有原則、有道德的領袖，根據報導習仲勳常向自己的孩子灌輸革命精神。家人們在採訪中回憶說他讓孩子們都穿打補丁的哥哥姐姐傳下來的衣服。
根據一本習仲勳的傳記所說，習仲勳還拒絕讓橋橋在北京上最好的中學，那時她的考分不夠但是學校還是願意招收她。後來，她以母姓上了另一所學校，這樣同學們都不知道她的背景。橋橋和安安有時也用父姓。
黨校
在今年三月一日，北京的中央黨校，習近平對2200名幹部說有些人入黨因為認為這是通往財富的快捷之路。"要保持黨的純潔性更困難了，但也比以往更重要了。"一本官方的雜誌這樣記錄了他的演講。
他的女兒習明澤則避免曝光。她在麻省劍橋的哈佛大學讀書，用的是化名。
習近平將被提升到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還沒有最終確定。他必須在18大上成為中共的總書記，然後才能在明年三月的人大會議上成為國家主席。
鄧小平
對執政精英們利用政治權力來獲取個人財富的不滿，從30年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始時就已經存在了，當時他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其他人共同富裕"。
其他高層領導的親屬們也有商業活動，溫家寶的兒子與他人共同成立了一傢俬募基金。溫家寶的前任朱鎔基的兒子則是中國的一家投資銀行的老總。
亞洲開發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萬廣華說："我真正擔心的是金權掛鉤，使貪污腐敗和不平等愈演愈烈，持久不消。"
政府官員炫富引起日益激烈的公開批評。前海關總署署長去年被發現配戴勞力士金表，網民們表示不齒。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今年3月出席政協會議，也有人譏嘲她身穿的一套國際名牌，價值12000元，足以讓200個貧困兒童穿上暖和的衣服。
“不平等"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中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說："民眾很憤怒，因為賺錢途徑不平等，成果被少數人掠奪，大眾利益照顧得不夠。"
溫家寶在3月26日的國務院會議上說權力必須"在陽光下運行"，以打擊腐敗。雖然中國官員必須向有關當局申報收入和財產，以及直系親屬的私人資料，可是這些資料並不公開。
由於缺乏透明，更加助長在中國要發財得靠"關係"的想法。這種情況說明了沒有正式職務的太子黨何以勢力這麼大，或者像中國俗語說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上面有人"
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的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說，"如果你是中國某個要人的手足，人家會認為你可能是潛在的權力代理人，拚命巴結你，希望與權貴搭上關係。"
政治權力和財富之間的結盟並非中國獨有。根據總統圖書館的介紹，1927年，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早年很窮，他是靠借來的$75元上了西南德州師範學校。但1964年（他的第一屆總統任期期滿時）生活雜誌上的數據顯示，就在競選成功後 的30年，到了1964年，他和他的家族在媒體和房地產的控股價值達到$1400萬。
紐約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說，在任何國家都可能發現金權勾結，可是以中國為最，只要屬於這些家族成員，就佔很大的便宜。
對習不公平
退休的政府研究學者姚堅復呼籲領導人更多地公開財產，但這樣把習近平和他的家族的生意聯繫起來不一定是正確的。
姚在電話訪談中說："如果家族的其他成員是獨立的商業代表，我認為這樣把習家的財富算作是習近平的就不公平了。"
習氏家族的關係並非總是優勢。習仲勳在1962年被毛澤東清洗。和許多其他的"太子黨"一樣，在文革中，習家的孩子被趕到了農村。齊橋橋和其他500名年輕人在內蒙古種田，有5元錢就感覺像發財了，她在接受清華大學的訪談時這麼說。
1976年毛死後，習家重新興旺，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到軍隊開始工作，成為了武警的一名指導員。1990年父親退休，她便辭職在家照顧父親，她在上述的訪談中這樣說到。
購置房產
一年後，她在當時的英屬地香港以300萬港幣的價格買了一套公寓——當時這一價格相當於普通中國工人年收入的900倍。地產登記記錄顯示，這一位於香港寶馬山的寶馬山花園的一套物業仍在她的名下。
根據文件記錄，1997年，齊和鄧在後來成為深圳市遠為實業公司的企業中投資1530萬元。這家公司的資產不能公開交易。但是其中的一個子公司深圳 亞偉投 資名下的資產到2010年底時為18.5億元。根據一家股票公司2011年的文件顯示，這對夫婦擁有這家公司的99%股份。
在那次清華訪談中，到了2002年，習仲勳去世後，齊橋橋才決定進入商界。2006年，她獲得清華經管學院的MBA學位，並成立了一家民間鼓樂隊，這是習仲勳的老家陝西省的民樂。
文件追蹤
過去20年，齊橋橋、鄧家貴、張燕南的名字，以股東、董事或法人代表（也就是董事長等公司負責人）的名義，出現在中國和香港至少25家公司申報的文件中。
在一些文件中，齊還使用了Chai Lin-hing的名字。可以確認這是她因為中國公司的一份文件中的生日等特徵信息和其他以齊橋橋的名義公開訪談一致。Chai Lin-hing 在香港和鄧家貴還擁有數家公司和一處物業。
2005年，張燕南開始在香港的文件中出現，那時齊橋橋和鄧家貴把一家物業控股公司的99.98%轉移給了她。這家公司名下有一處物業，位於Park的Regent的一個單元，估值有5400萬港元。
淺水灣別墅
土地登記紀錄顯示，張燕南2009年以1.5億港元在香港淺水灣麗景道購買一幢別墅，而自那時以來當地房價上漲大約六成。
她的香港身份證號碼出現在一份銷售文件上，與在她和母親、鄧家貴所擁有的Special Joy投資有限公司上所用的身份證號碼一致。五月十二日的登記文件顯示，三個人共享了同一個香港地址。
張在香港會景閣擁有另外四戶豪華單位，該處房產毗鄰君悅酒店，可以看到港島全景。
自從1997年從英國回歸中國治下，香港一直實行自治，擁有自己的立法和銀行系統。據中原地產統計，大約1/3的新豪宅的購買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
在中國大陸，齊橋橋和鄧家貴的開發項目是一個名為"觀緣"的豪華複式住宅，靠近北京的金融區，廣告號稱其擁有精心修整的花園以及重現北京城歷史宅院風貌的灰磚外牆。因為北京限制了對公司的查詢，開發商的融資細節難以獲知。
北京項目
在2006年的一次採訪中，他們告訴《成功營銷》雜誌，為了給開發提供融資，夫妻倆從朋友和銀行那裡借款，目標是吸引國有公司的官員和管理人員。官方數據顯示，首都的房價在隨後的四年中上漲了79%。
根據北京市土地資源局的數據，該項目的開發商——齊和鄧的遠為公司擁有70%的份額——在2004年以9560萬元獲得了超過1萬平方米的土地，用於開發觀緣。
6月，觀緣一套189平方米（2034平方英呎）的三室公寓在網上的掛牌價格是1500萬元。每平方米售價79365元，比中國的年度人均GDP的兩倍還要多。
公眾對飆升的住宅成本非常惱怒，使得房地產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成了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溫家寶總理3月份表示，房價"遠遠超過了合理水平"。
“競爭環境"
缺少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難以承受的房價，意味著"你只能遠離中國夢"，專注於中國政治研究的波士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如是表示"如果靠此類不公平的機會來取得發展，中國的崛起能夠持續嗎？"
國立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薄智躍表示，那些找對了人脈的人能夠獲得政府控制的資產。
他說："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只不過是比其他人更先一步加入遊戲，然後他們就能夠獲得巨大的收益。"薄並不是特指習氏家族成員的投資。
鄧家貴另外一起投資的時機也把握得非常好，是在一家國有公司中投資稀土金屬。
稀土
一份債券說明書顯示，2008年，鄧家貴的上海王朝投資公司以4.5億元（7100萬美元）購買了江西稀土30%的股權。
鄧在上海王朝中持股60%。在公司的登記文件中，有一張鄧的中國身份證的複印件，與在原位分支機構文件中發現的身份證相同。文件顯示，原位集團相關的管理層同時擔任江西稀土的副董事長和首席財務官之職。
中國在稀土金屬的生產上近乎擁有壟斷地位，而這筆投資恰發生在中國正在收緊控制稀土的生產和出口之時。該政策導致部分稀土金屬的價格在2011年飆升了4倍。
在位於南昌的江西稀土，總裁辦公室的一位女性接聽了電話，說她無法提供財務信息，因為公司並沒有在交易所上市。她拒絕談論上海王朝的投資，說這太敏感了。
合康億盛變頻
齊橋橋的女兒張燕南在合康億盛投資317萬元，三年後這家總部位於北京的電氣設備製造商於2010年公開上市。根據合康億盛的創始人劉錦成在清華網站上的資料，他和齊橋橋曾就讀於同一個EMBA班。
公司董事會秘書王東沒有對傳真的問題和要求評論的電話作出回覆。
齊和鄧的商業利益可能更為廣泛：他們的名字是位於北京和深圳至少11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兩個城市都對獲取公司的文件信息都設限，很難判斷公司的所有權或者資產的價值。
大連萬達
例如，鄧家貴是一家總部位於北京的公司的法人代表，在2009年的一次私人配售中，該公司以3000萬元購買了中國最大的開發商之一大連萬達商業地產集團0.8%的股權。大連萬達商業去年的銷售額是953億元（150億美元）。
大連萬達商業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不就私人交易進行評論"。
一家官方網站和公司記錄顯示，鄧也是一家獲得政府10億元（1.57億美元）橋樑建設合同的公司的法人代表，該項目位於中國中部的湖北省。
研究中國金融和政治的史宗翰（Victor Shih）是位於伊利諾斯州埃文斯頓市的西北大學的一名教授，他說複雜的所有權結構在中國很常見。史宗翰表示，太子黨任用他們信任的人，通常是遠系家族的成員，代表他們開設公司、從國有企業競標合同。他並非特指習氏家族。
新郵通信
拿習近平的妹夫吳龍來說，廣州開發區網站的兩份報告（一份2009年，一份2010年）可以證實他是新郵通信的董事長。
新郵通信在網站上沒有提供管理層名單。在中國的搜尋引擎百度上用"吳龍"和"新郵通信"搜尋，會引發一個中文的警告："搜尋結果可能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未予顯示。"
資料顯示，新郵通信由兩位名為耿敏華（音）和華豐（音）的人擁有。在公司的文件中，他們的地址指向北京一座數十年樓齡的9層混凝土建築物，耿年老的母親住在那裡，在她的客廳牆上釘著她女兒的手機號碼。
6月6日通過電話聯繫，耿證實她和兒子華豐擁有新郵通信，她的女兒嫁給了吳龍的弟弟吳明（音）。耿說吳龍負責公司，她不參與公司管理。
另外的所有者
在6月27日一份6頁的聲明中，新郵通信證實另外兩個人洪英（音）和馬文彪（音）為公司所有人，並表示公司的頭是一個叫劉然（音）的人。公司沒有對我們再一次提出解釋所有人不同的要求作出回覆。我們未能聯繫到吳龍和他的妻子齊安安進行評論。
新郵通信是一家從國家合同中受益的初創公司。它的專業領域是政府強制的、由中國移動部署的家用3G移動電話標準。據BDA的消息，2007年它擊敗了摩托羅拉等眾多的資深競爭者，獲得一份手提終端的供貨合同。
BDA董事長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說："他們原本籍籍無名，突然一下子冒了出來。人們本來認為摩托羅拉在設備合同中會獲得很大份額，然後一家無名的公司就一下出現在了榜首。"
新郵通信在聲明中說，2007年，中國的移動標準仍在發展中，很多大競爭者在袖手旁觀，讓公司獲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
習遠平
去年從摩托羅拉分拆出來的摩托羅拉移動被Google有限公司收購，其在北京的發言人威廉·莫斯（William Moss）拒絕對任何單獨競標的細節發表評論。中國移動公司的發言人張璇（音）在電子郵件中表示，中國移動"一貫堅持公開、公平、公正和可信的競標原則"。
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創建了一家名為國際節能環保協會的能源諮詢機構，並任主席。據一位拒絕透露身份的僱員說，他在該機構中並未充當積極角色。
習近平的一位侄女擁有豐富資歷。去年，齊安安與吳龍的女兒吳雅凝（Hiu Ng）及其35歲的丈夫Daniel Foa被列為一個網路座談會的發言人，與英國億萬富翁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和女演員達里爾·漢娜（Daryl Hannah）一起代言馬爾代夫的可持續旅遊。
哈德森清潔能源
吳雅凝最近開始與哈德森清潔能源合夥公司合作，幫助其在中國尋找投資機會，該公司在美國管理著一個超過10億美元的基金。
在彭博社記者聯繫這對夫妻之後，他們的細節被從網際網路資料中刪除。Foa在電話中說不能就他們2007年建立的清潔能源公司FairKlima資本發表評論。吳雅凝沒有對要求採訪的電子郵件作出回應。
在FairKlima的網站上，兩人都不再被提及。6月3日一個"聯繫我們"的緩存頁面上，在"高管團隊"的標題下還包括有吳和Foa的簡歷。
6月8日在吳的Linkedln資料中提及她曾在新郵通信工作過，此後被刪除，同時被刪的還有她的"哈德森清潔能源合夥中國公司副董事長"的頭銜。
總部位於新澤西的私人股權投資公司Teaneck創始歐尼爾（Neil Auerbach）說他曾與吳雅凝共事，因為吳對可持續性長期以來都有興趣。
在6月13日的採訪中，歐尼爾說："我們瞭解她的政治關係，但她的關注點是可持續投資，那就是目的。我們很樂於與她共事。"
　習近平家族擁有資產
　　─大陸─
江西稀土稀有金屬鎢業集團18%股權
鄧家貴持有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0.8%股權
鄧家貴持有
深圳遠威投資
齊橋橋、鄧家貴持有
北京合康億盛變頻科技
張燕南持有
新郵通信設備
吳龍持有
　　─香港─
北角寶馬山花園單位
深圳遠威投資持有
堅尼地道御花園單位
張燕南持有
淺水灣麗景道別墅
張燕南持有
四個灣仔會景閣單位
張燕南持有

馬來排華根源 中共輸出革命的台前幕後

馬來排華根源 中共輸出革命的台前幕後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當與李光耀總理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 做？」這一來，反讓李光耀吃了一驚，於是，李光耀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1980年，鄧小平接見了馬共總書記陳平，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

曾經讀到過一份資料：
文革中的1968年，7月的某一天，中午13時，對中國有關部門負責收聽到馬來亞民族解放陣線「革命之聲」中文廣播的工作人員來說，有三、四分鐘的廣播，會讓他們終身難忘。
「馬來亞民族解放陣線」，是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對外公開機構，「革命之聲」則是馬共擁有的廣播電台名稱。
當時，在收聽「革命之聲」的女播音員，用中文平靜的播送馬來亞共產黨人民軍的戰報時，突然，聽到電台中傳來自動武器射擊的聲音，並且，槍聲在逐漸增多、增 大，還聽到了手榴彈那種特有的爆炸聲。不久，槍聲逐漸稀疏，而出現了手槍發出近距離射擊的響聲。很快，又聽到一大群人用中國人聽不懂的語言在叫喊，緊接 著，傳來女播音員的喘息聲，還很清楚的聽見她發出的呼喊：各位聽眾、同學、親人、朋友們親愛的祖國，永別了!
在廣播中傳來一聲爆炸的巨響後，廣播便嘎然而止，寂沒無聲了。
當時所有收聽到這一廣播的人，都猜到了，槍聲、女播音員悲愴的告別聲與爆炸聲，及此後廣播的嘎然而止、寂沒無聲，是意味著什麼。
很多年後，人們知道了這個與電台共存亡的女播音員令人驚異的情況：她姓焦，原是中國山東濟南市的一個紅衛兵，濟南某中學的高三學生，一個美麗的姑娘。
六十年代後期，以支援世界革命為己任的格瓦拉主義，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青年人的欣然認同與接受。因此，一批中國紅衛兵自行跨過邊界，自發投入到東南 亞的叢林中，參加了當地的共產黨游擊隊。來自濟南的焦同學，便是其中一員，她成為了馬來亞共產黨人民軍戰士，在設於叢林中的馬共廣播電台，做了一名播音 員。
據那份資料說，當時，因受到馬來西亞政府軍特種部隊的偷襲，在抵抗無效即將被俘的最後時刻，女播音員拉響了一捆集束高爆反坦克手榴彈。
距女播音員死後1年多後，1969年11月15日。
當天，寂靜了多日的馬來亞民族解放陣線「革命之聲」的廣播，突然，又重新響盪在空中，而且，所播出的聲音，功率更大，音質更強。
然而，這個聲音，卻不再是發射於馬來亞與泰國邊境的叢林之中，而是來自一個出人意外的地方：中國、湖南省、益陽縣境內的四方山、代號為「691」的建築群。
這樣做的目的，非常明白：安全、穩定、播音質量高。
電台分別以馬、泰、華、英語進行播音，每種語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時。
此後，長達12年，馬來西「革命之聲」的廣播就再也沒有停止過，不論馬共人民軍與政府軍的交戰如何激烈，或如何艱巨，馬來西亞「革命之聲」的廣播，都能飄蕩於天空。
直到1980年6月，這個聲音才撤出中國，重新回到馬來西亞與泰國交界邊境的叢林。
由此，「691」便成為了一段歷史，也成為了一座「文物」。
從湖南省會長沙市，向西約60公里，便到了益陽縣境，在距319國道只有幾公里之處，有一個叫岳家橋的小鎮，四方山就在小鎮的附近。而隱蔽的「691」建築群大院，便處於四方山中的一個水庫旁，佔地面積近200畝。
當年馬來亞共產黨的「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就設在這裡。
「691」並不是專為馬共「革命之聲」所建，而是六十年代中期為戰備需要，國家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所建的一個二線備用台基地。後來，應馬來亞共產黨的請求，便提供給馬共使用，將它改為了馬共「革命之聲」所在地。
當時電台的發射機50千瓦，輸電線電壓11萬伏，備用柴油發電機480匹馬力，發射塔高94米，整個兒就是一個省級廣播電台的水平。
馬共廣播電台到此，起初人數不很多，發展到後期，才增加至百多人。
電台總編輯是馬共中央委員陳田。
馬共中央總書記陳平，也常住到這裡。在「691」大院內，有一排紅磚平房，之中，就有陳平及馬共中央的領導人的幾間住房，以及辦公室、會議室。
「691」內的生活很單調。
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時間上班，吃飯和休息，娛樂休閑活動並不多。一早起身後，吃了早餐就去電台上班。11時30分就是吃午餐的時間。電台工作人員的飲、食、 住、行，全由中國方面包辦，不必電台的人操心。馬共人員只管電台的播出，中國工作人員則負責電台的發射等一切技術上的事務，也負責保障馬共人員的日常生活 事務需要。
「691」的大門內，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崗亭，大院內還有二幢部隊的營房，一個連的解放軍駐守在這裡，負責警衛大院與電台的安全。
在「691」院內，馬共人員和中國人員分成兩個部分，也分別住在兩個區。雙方人員不準私自往來，不準互相聊天，必須嚴格遵守。大院內，另有一道中門，將大 院隔開為兩個區。中門之內，是馬共人員的天地，門外則是中國人的工作與生活區。馬共人員與中國人之間很少有往來，雙方人員更不能建立私人友誼。
在馬共人員的區內，有幾幢雙層樓房，供他們居住;還有兩間文娛室，讓他們從事消閑活動。但是，只有兩架黑白電視機，大家只能集體在一起看電視。但在區內， 馬共人員有機會觀賞電影，影片會定時送進來放映。此外，馬共人員一年有兩次出外旅行的機會。基本生活費他們不用操心，吃集體，用集體。他們每個人每個月另 領40元人民幣的生活津貼，大家都一樣，總編輯陳田也不例外，每月也只領40元人民幣。
馬共中央總書記陳平，有時也住到長沙市南郊的青園賓館。當時，青園賓館是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聯部)管理，是專門接待東南亞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特殊賓館，對外不開放。於今，當然已不再有神秘的面紗，而成了一所普通的商旅賓館了。
現在，「691」大院已成為了歷史，在那兒人們已看不到任何當年電台的痕迹，只剩下一幢幢被林蔭遮掩的破舊樓房，與瘋長的雜草共存。雖然在市場經濟大潮之 下，有關部門也曾想開發利用「691」這幽靜的幾百畝地，然而，可能是因其地畢竟身處深山之中，搞了許多年，都沒能挖掘出它的商業價值，辦企業不適宜，做 賓館太偏僻。倒是其神秘的往事，經常吸引一些人前來觀賞，使「691」大院，成了當地一處特殊的景點。
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二戰期間，馬共建立人民抗日軍。
1945年8、9月間，英國重佔馬來亞，於1948年6月20日頒布了「特別緊急條例」，其核心是為恢復其宗主國的統治。對此，馬共決定進行反抗英國人的武裝鬥爭，並於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當時的馬共總書記，就是時年26歲的陳平。
馬來亞在1957年獲獨立後，有著眾多華人的共產黨，被邊緣化，因而，武裝鬥爭的矛頭又指向了政府。
1960年，馬共的主力部隊共約3000人撤至馬泰邊境泰方一側的四個府(省)的叢林中，以求休養生息。這裡山多林密，重巒疊嶂，便於隱蔽;又有鐵路直通馬來西亞、新加坡，有海港可達香港。
馬共巧妙地迂迴於馬、泰兩國地方軍政的矛盾之間，在夾縫中求生存，得以在泰國的領土上生存20多年。
進入8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巨變。
1982年的7月，泰國陸軍制訂出「征剿」馬共的「泰南安寧第11號計劃」。
泰軍「11號計劃」的「圍剿」戰績是：攻陷了馬共3個團的團部，佔領了很多營地及生產基地。使馬共武裝喪失了經營多年的藏身之所，從而丟失了後勤基地、情報文件站及幹部訓練中心。
然而，馬共最大的變化，是在此戰役結束之後。
從1979年起，作為馬共最大支援者的中國，以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政策調整，取代了階級鬥爭與革命。從那以後中國發生的變化，讓馬共領導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他們的理想與前途。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當與李光耀總理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做?」這一來，反讓李光耀吃了一驚，於是，李光耀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
1980年，鄧小平接見了馬共總書記陳平，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
從1987年起，一些馬共高級領導人，面對當時泰國首相差猜發出「不要戰場要商場」的呼籲，便先後開始響應，按泰國官方提出的三項政策，首先與泰國政府達成和解。
泰政府的三項政策是：
一、凡放棄武裝鬥爭者，不必寫「悔過書」或「脫黨聲明」。
二、和平歸來後，不受監視或坐牢，免除判罪，就業自由，保證人身安全。
三、其子女可以出國，可以自由上學、就業和結婚，不加限制。
最後走出叢林、放棄武裝鬥爭的，是馬共中央總書記陳平。
1989年12月，在泰國邊境城市合艾，以陳平為團長的馬共代表團，終於與泰、馬兩國政府代表簽署了和平協議，決定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回歸大社會。
奮鬥了60年的馬來亞共產黨便予以解散。
泰、馬兩國政府向原馬共人員按每人5英畝的標準，在馬共原活動地區，無償提供土地，作為馬共人員賴以生活的生產資料。並建立了若干個「友誼村」、「和平村」，供不願離開原活動駐地的原馬共人員居住。
現在，這些「友誼村」、「和平村」中的一些前馬共軍人，將他們原來的戰鬥場所，予以開發。加之外商的投資，使當年的游擊區，變為了泰馬邊境的特別旅遊地，吸引了不少國內外觀光遊客，由此給「友誼村」、「和平村」的村民──前馬共人員帶來了不小的經濟收益。
走出叢林後，一些原住在泰馬邊境的馬共領導人，按和平協議中可以無條件回國的條款，要求回國(馬來西來)，以葉落歸根──他們很多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
這些人的要求，大體上都被滿足了。
然而，居住在泰國曼谷的前馬共總書記陳平，在2003年，以一個80歲的老人身份要求回到馬來西亞的家鄉的申請，卻被馬來西亞政府拒絕了。
為此，陳平的律師向馬國法院起訴政府的這一違約舉措，然而，官司打到2008年的7月22日，馬來西亞最高法院的最終裁決，卻仍是不准許陳平回國。理由很可笑：陳平拿不出他在馬國的出生證明，因而，不能證明陳平是馬來西來公民，因此，不能打官司，也不能入境。
顯然，馬國政府方面，仍然有人對陳平耿耿於懷。
對此，馬國的很多報刊，便嘲笑政府：1989年12月簽署泰、馬政府與馬共的三方和平協議時，就是陳平代表馬共在協議上籤的字，那時，政府怎麼不問問陳平 是不是馬來西亞人?按政府現在的做法，要麼1989年簽和平協議時，政府就是搞錯了，與一個不是馬來西亞的外國人簽了協議;要麼，今天政府不讓馬共領導人 陳平回國，就是在自食其言，違反了1989年的協議。
但是，陳來終究沒能回到他的祖國，只能仍居住在泰國。
2003年，陳平用英文發表發他的回憶錄《陳平：我方的歷史》，講述了他參加共產黨的一生。他的文章，被獲准在馬來西來的報刊上公開連載，並成書出版、銷售。
對此，東南亞學界評價頗高，認為允許陳平出書講述馬共的歷史，是一個讓失敗者也參入對歷史進行評說的範例，打破了自古以來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所撰寫的鐵律，從而開創了歷史敘述實現雙向互補的先河。
2004年，陳平獲新加坡政府特許，以學術研究為由，短暫訪問新加坡。
2009年11月，陳平發表談話，以前馬共總書記的身份，向一切當年曾受到馬共活動中暴行傷害的人們及其家屬，予以公開道歉。
2013年9月16日，陳平在泰國曼谷的一家醫院病逝，享年89歲。
——陳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