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

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
徐琳
前言
这篇文章我写了很久,写写停停,多次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决定写出来发表。我知道这篇文章会招来很多非议乃至谩骂,甚至会将我这些年来在圈内获得的信任全都毁掉,这我倒无所谓,我想,如果这些信任不能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那么要这些信任也没什么意义。什么是关键时候?我认为现在就是关键时候。我个人没有什么关键时候,国家的关键时候就是我的关键时候。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科学的决策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的决策不是只认准一种可能,只做一种准备,而是分析各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要有应对措施。否则就是对国家、民众不负责任。当然你可以对你认为可能性最大的那一种情况有所偏重。
好在圈内一直都没人怀疑我的立场,我也多次声明永不参选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职务,因此我的动机也没什么好质疑的。其实本文只是根据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对一些可能性进行分析,并不等于我坚信一定是某种情况,更不是“寄希望于……”。
本文纯属理性分析,如有得罪民主派人士,敬请谅解。也请大家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几种可能性的分析
从习近平一上台,人们就对他有着各种预测。我们先用穷举法列出几种可能的情况:
1、当个平平庸庸的过渡者
2、趁机捞一把
3、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做一个毛泽东式的风云人物
4、走宪政民主之路
对第1种可能性的分析。如果习近平只是想当一个平平庸庸的过渡者,那他就没必要上到这个位置,当个省部级官员就足够了,那样潇洒得多,最好是不要涉足政坛。这个位置风险太大,没好日子过,除非他想过骄奢淫逸的日子,那还可以快活一段时间。
随着习近平打虎行动的扩大和升级,第1种可能性几乎没人相信了。上台才一年多时间,就如此大规模、上档次的打虎,肯定不是一个平庸者能做到的,也注定了他不可能再做一个平庸者。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大。
对第2种可能性的分析。那么他会不会趁机捞一把呢?作为红二代,他要想捞钱可以说一直都有机会,不管是从政还是经商、搞实业,都可以捞很多钱,不一定非得要爬到权力的顶峰。事实上,不少红二代、红三代鉴于前辈的政治命运都已经对政治不感兴趣了,他们要么过着低调的生活,要么通过经商、搞实业等等去捞钱,只有象薄熙来这样的野心、私欲极其膨胀的家伙才会想着靠政治权力去捞钱、享受。
固然,作为最高统治者是可以捞得更多,但是,那必然要犯下很大的罪恶,这只有象薄熙来、周永康那种丧心病狂的家伙才做得出来。从习近平一贯的表现来看,他还不至于是那样的人。何况,既然他是想大捞一把,就没必要如此大规模地打大老虎。你捞你的、我捞我的就行了,干嘛要去得罪人、树那么多仇家呢?有一种说法是薄熙来、周永康要搞政变,习近平不得不反击。那么薄熙来、周永康为什么要搞政变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觉得习近平挡住了他们发财的路子,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如果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没必要搞得这么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地同在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巨大的锅里各捞各的吃,谁当老大、谁捞得多一点都无所谓。想必薄熙来、周永康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习近平是怎样的人。
再说了,如果习近平仅仅是因为薄熙来想政变夺权而抓他,那么也只需要把几个主要的头目抓了就行了,没必要抓那么多人,连央视那些破鞋都抓进去,那些人固然是跟薄熙来、周永康有瓜葛,但不至于真正参与了政变,哪有那么多人参与政变的?那不泄密才怪呢。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周永康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就算要处理那些人,也不用这么急,慢慢来就行了,如此疾风骤雨地抓人,是很容易导致政权动荡的,不是有什么宏韬大略不会走这样的险棋。
所以我认为第2种可能性也不大。
对第3种可能性的分析。第3种可能性,也只有在第2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如果不是为了获得极大的私欲的满足,没有人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追求权力的顶峰。毛泽东恰恰就是一个私欲极其膨胀的人。当然,希特勒是一个特例,但希特勒是一个在性功能上有不正常症状的人,心理变态,所以他经常发出象女人一样的歇斯底里的嚎叫,一直吊着爱娃的胃口直到临死时才跟她结婚,甚至死后还要把自己的尸体烧成灰,怕被人们看到他身体上的异样。
习近平如果是私欲极其膨胀的人,那么早就会表现出来,各种绯闻不断,哪会等到爬到权力顶峰以后?要是真有这样的忍耐力,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尤其是在与江派激烈斗争的时候,如果习近平有什么丑闻,江派肯定会给他抖出来大肆传播。周永康是管政法系统的,什么情况调查不到?舆论口又一直是江派把持,什么邪风放不出来?可偏偏就弄不出一点腥味来。难怪习近平说打虎还得自身硬,看来这话是有底气的。
有人说,体制内的没一个清白的,尤其是能爬到那个位置上的,更加黑。这完全是中共以前搞的血统论、一刀切的那一套说法。至少,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是清廉、正气的吧?胡耀邦、赵紫阳能上去,为什么习近平不能上去呢?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根本不需要象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员那样靠买官、搞面子工程等方式爬上去。事实上,习近平的工作履历上并没有干过什么特别的大事,也正因为这样,也就避免了参与到一些利益漩涡中去。不仅习近平自己,连他的夫人彭丽媛也一直都没什么绯闻,作为一个大红大紫的歌星,去走走穴赚点外快这在现在的中国太正常了,可她偏偏连这都没有。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如今他们都是一把年纪了,还图个什么?难道为了他们那唯一的女儿?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抓那么多大老虎吗?他就不怕下台后被报复?天天一大帮保镖守着,防范着暗杀,不能象普通人那样随意地去消闲,时刻都担心发生政变,这种日子好过吗?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消除他的后顾之忧,才能体验人间的种种快乐。他去吃庆丰包子其实就是为了表现亲民形象和表达想过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心愿,没其他的意思。
对第4种可能性的分析。既然前面三种的可能性都不大,那么第4种的可能性就应该是最大的。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是一位有良知、有民主思想的人,这在民间是有口皆碑的。习近平有民主思想和良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不想继承他父亲的思想、愿望,那么他就不应该从政,更不应该爬上这个权力顶峰去趟这潭浑水,因为处在那个位置就必然要做出抉择,要么走民主道路,要么继续走专制道路,对他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只要他不走民主道路,就是违背了他父亲的思想、遗愿,按中国传统说法就是“大逆不道”,他会是这样一个人吗?如果是,他就不会陪他母亲一起去祭拜赵紫阳。尤其是在当前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要想平平庸庸地维持专制统治是不可能的,要想维持专制统治,就必然要强力打压民主人士,犯下滔天罪行。他在历史上还没有犯下过什么直接的大的过错,更没有血债,他会在这把年纪了去犯下血债吗?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全世界都在谴责,甚至有些国家对一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进行起诉、通缉。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必然要做出抉择,是漠视、包庇还是作出处理?他肯定不想背这个黑锅,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予以处理。但长达十多年的大规模的迫害,这个罪过不是哪一个、哪几个人背下来就能算了的,这个体制是逃不了干系的,这个体制中的其他人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只有彻底否定、抛弃这个体制,才能使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人摆脱干系。
最近官方公布的十四个邪教组织,其中就没有法轮功。8月18日,新华网报导《中国将严查违法买卖人体器官》,这是官方首次承认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人体器官的非法买卖、 私下分配,及移植死囚器官”等罪恶。8月22日京华时报报道“全国最大贩肾案终审”。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当局想与迫害法轮功摆脱干系的意图。
不要以为追求民主是民间的民主人士的专利,胡耀邦、赵紫阳不也是想走民主道路的吗?赵紫阳曾经说“要开始培养反对党了”,作为他那样地位的人,说出这样的话,还不能证明他是想走民主道路的?事实上,体制内的人尤其是上层的人比我们更清楚民主的和理性和好处,他们有内参,也经常出国,与民主国家的政要交流,他们心里清楚得很。毛泽东当年反蒋的时候说的那些宣传民主的话连现在的民主人士都自叹不如。正因为他们知道民主的合理性、优越性,所以他们大都把子女亲属送去那些民主国家。连王立军都知道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美国领事馆跑。那些反对实行民主的当权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私欲膨胀、没有良知。
民间很多人说,习近平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什么博士文凭的都是靠关系弄来的,他不可能有很高的认识水平,也没什么能耐。习近平的真实水平达到什么程度,想必参与评审习近平的博士资格的北大教授孙立平先生比较清楚,孙立平先生一直在倡导宪政民主,发表了很多很有见地的言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但好像没见过他公开评价习近平的水平。如果真的很差,想必会有人曝出来。即便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是别人代写的,他能在答辩的时候不出洋相也算不错了。当然,从总体来说,中国的博士水平就那样,没什么好恭维的。这些且不说了。从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打这么多大老虎还能基本保持稳定来看,他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连薄熙来、周永康那么阴险狡猾的家伙都不是他的对手。谁把他当傻瓜,谁就是傻瓜。当然,有些人是装傻。我有时候也装装傻。
习近平为什么能上台呢?这当然是中共元老中有人支持。实际上,中共元老中有不少有良知的人,例如万里、朱镕基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胡锦涛、温家宝。没有胡、温的支持和之前做的一些准备工作,习近平不可能在上台才不久就打这么多大老虎。万里都快一百岁了,朱镕基也有八十六岁了,最近还出来活动,为了什么?他们在民间的口碑一直都还不错,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大的劣迹,习近平打虎肯定不会打到他们头上。如果习近平仅仅只是打虎,只是为了维持专制统治,他们完全没必要掺合,养好自己的老就行了。只有当他们认为习近平要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义不容辞地辅助他。
一说到温家宝,大家都说他是在演戏,有人还专门写了一本揭露他的书《中国影帝》。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也不想看,我想,如果里面有什么精彩的东西,网友们肯定会广泛传播,但我一直没看到有人传播。最近网上又有传闻说温家宝海外有多少多少资产,然而他不但没被当老虎打,而且还很活跃。依我看,不管温家宝海外有多少资产的消息是不是真的,只要他没有包养二奶、通奸,也没有直接做伤害人民的事情,就可以认为他不是坏人。
关于说温家宝演戏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演戏?演给谁看?如果是演给老百姓看,想骗取老百姓的信任、拥护,那么他只须演清正廉明就行了。你看那些被拿下的贪官哪个不是平时口口声声清正廉明的?再说,老百姓信任、拥护又能怎样?能给他投票吗?哪个官员是真正靠老百姓的拥护上去的?如果说他是害怕专制政权垮台后被清算,那么,他既然相信专制政权很快会垮台,那还演戏干嘛?来真的岂不是更好?何况,他只要不作恶就不会被清算。如果他有作恶,靠演戏能骗得过人民吗?专制政权垮台后,所有的罪恶都肯定会查得一清二楚。那么他演民主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不仅是简单地喊喊口号,而是说得很深入、很到位、很有见地,不是一般的水平。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与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时候宣传民主的情况不一样,毛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夺取政权,为了打倒蒋介石而争取民心。温家宝现在这样做则是对他个人没有一点好处,反而会得罪那些顽固派,引火烧身。事实上他确实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他是不是演戏,其实那些高层官员们最清楚。
其实胡锦涛、温家宝就是一路的,胡锦涛由于江派的钳制,没法有大作为,只能暗中打一些基础,例如一些境外的支持民主的媒体,其实是他们掌控的,替他们发声的,那些一般人弄不到的消息乃至图片,很多遥遥领先的预言,都是他们放出来的。例如,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里丑态百出的照片,那些照片抓拍得那么好,是谁拍的?不是一直盯着他,不可能抓拍得那么好、拍得那么全。那些照片又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按说,人民大会堂里开中央级会议的时候,管控是很严的,拍得的照片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才能带出去。象这种丑化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肯定是带不出去的,除非最高层有交代。弄出那些照片来,显然就是要故意丑化江泽民。丑化他干嘛呢?江泽民已经退了,胡、不久就也要退了,费尽心思搞这些小动作还有什么意思?除非是有更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彻底搞掉江泽民团伙。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显然需要后任的参与实施,也就是说,胡、温、习是早有准备的。当然,他们深知,没有民间的力量支持,他们的民主之路是走不通的,必须带动民间的民主运动,所以温家宝就承担了这个任务,通过他的发声来推动民间的民主运动。“实现民主需要民间的支持”这话他已经很明确地说出来了。一些民间的民主人士不愿承认温家宝所发挥的作用,于是就把他说成是在演戏。
事实上,胡、温、习一直都在通过一些事情表达要走民主道路的意向,例如祭拜胡耀邦、赵紫阳,探望支持民主的北大老教授汤一介等等。汤一介老先生一生正直、不谄权贵,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晚节不保,习近平也不可能冒冒然去探访他,必定是先由其亲信去进行了沟通,把习的真实意图坦诚相告,才上演这一出戏。戏有真有假,就看你会不会看。还有最近把朝鲜脱北者移交给韩国,支持美国空袭伊拉克暴恐分子,等等。包括最近的平度事件的处理等。当然,仅凭单个事情是不能作出这种判断的,但是把一系列事情联系起来看,找出其中的逻辑关系,就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初王立军跑进美国领事馆以后,很快又被美国移交给中共当局,这当然是中美达成了一些协议的,这个我们且不说,但王立军带的那些绝密材料是留了一份给美国的,美国对此一直没有透露半点东西出来,一直没有就此做出反应,为什么?王立军带的那些绝密材料肯定是有关薄熙来、周永康等人的惊天罪证的,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保他的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奥巴马只有权力对王立军个人的去留作出决定,但对那些材料如何处置,奥巴马是没有权力的,因为它涉及的不是一个外国人的生命,而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必须经过国会决定。那么美国国会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了慎重起见,可能只是给少部分议员查看了材料,并向他们转达了胡锦涛的意图,于是这些人最终决定暂不作出反应,这也就等于是跟中共当局做了配合。美国是一个正义的国家,它会与一个邪恶的政权在这种事情上做配合吗?除非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正义的。
最近还有一些反常的现象,例如facebook在北京设办事处,对新公民运动网站设限,及其他一些配合中共的行为,难道facebook也丧失道义、良知了?还有德国之声开除有“六.四”背景的中文网记者苏雨桐,甚至美联储主席最近满嘴昏话,连台湾马英九政府也与中共勾肩搭背,等等,好像全世界都跟中共沆瀣一气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大家可能会笑我:张召忠将军的口头禅你也拿来用?我只能说,他说过的话我就不能说了吗?事实上,如果中国要走民主道路,就注定是一盘很大的棋,如果掉以轻心,就必然失败,胡耀邦可以说是布局没布好,走急了。
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无疑是给了胡、温、习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不得不谨慎行事。这一次的变革如果再失败,其后果肯定会比上一次更严重,因为现在中国的状况比当年更复杂。害怕引起社会动荡,这是胡、温、习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作为我们这些深受专制迫害的普通民众,急切地希望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哪怕牺牲个人生命也无所畏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的失败,牺牲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生命,而是很多人的生命,更严重的是丧失了一次几十年、上百年难遇的大好机会。
很多人说,既然习近平是要走民主道路,那么就赶紧释放政治犯呗,赶紧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呗,怎么反而加紧了言论控制、加大了对民主人士的打压呢?这正是很多人想不通的地方。我曾经跟几个很值得信任的朋友说过上述看法,他们也是提出这样的疑问。我开玩笑地说:都给你看出来了,他还玩得下去?虽然是开玩笑,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真正的原因比这要复杂得多。
有人说,习近平兼那么多小组长,显然是想当皇帝的节奏嘛,这话开玩笑说说也没什么,真要这么认为那就是傻瓜一个。中共是一种集团专制,不可能让某个人当皇帝。在如今这个年代,习近平也不会傻到想去当皇帝。
要实现民主,首先要废除专制,而在专制严重的国家废除专制的做法与实现民主的做法不是一回事,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要想实现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而不发生动乱,必须要控制大局,要想控制大局,就必须有足够的、直接的权力。我曾经跟一位台湾朋友探讨过台湾实现民主的过程,台湾当初在制度转型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段时期的集权现象。我在两年前就在博客里写到:用专制废除专制,靠民主完善民主。
要用专制来废除专制,首先必须要维持社会稳定。那么,作为上层决策者,不可能在对下面发出指示的时候把真实意图说出来,也不可能交代得那么详细,于是,下面的人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能为了表功,也可能出于一贯的匪性,也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对民主人士的仇恨,从而随意扩大化、滥用酷刑等等。事情不闹到一定的地步,最高层是不会插手的。陈光诚在那么严密的控制下能够逃出去,绝不是偶然、侥幸。
当前的维稳已经不再是以往的那种表面的维稳,即仅仅只对发生的群体事件进行维稳,而是深层次维稳,即对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控制,包括那些温和派的人,象许志永、王功权、浦志强、徐友渔等等,连在家里搞个聚会都要抓,甚至连薛蛮子、秦火火这种政治立场不鲜明的网络大V都抓,即使在以往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这样,难道习近平比周永康们还狠毒?而且,不仅打压右派,连左派也一块打。目前司马南、胡锡进、吴法天、戴旭已多日未露面,有网友说看见司马南被关在某看守所里。当然,打压左派不光是这个,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
有人会说,你这样说不对,你前面不是说,温家宝都说,上层要实现民主必须要有民间的配合吗?那么现在这样打压民间民主力量岂不是自相矛盾?
看起来确实是很矛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习近平们有另外的考虑呢?我思考良久,觉得也许有这样两种可能:
一、害怕民间势力搅局
由于民间的派系太多,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在民主大环境还没形成的情况下比较难达成一致,且没有经过长期有效的组织活动锻炼组织能力,尤其是长期的社会矛盾产生了较深的仇怨,一旦专制体制解体,容易出现混乱。如果民间的民主人士完全是一盘散沙,习近平他们倒不怕,怕就怕有一定人数的势力。就目前来看,这种势力还没怎么形成,但专制一旦解体,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很容易聚集成一定人数的势力。他们不了解习近平们的计划,即使知道也不一定会相信,不一定会配合习近平们的行动,从而搅了他们的局,就像辛亥革命时期那样。因此他们要把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有效地控制起来,以便自己按部就班地实施计划。
这种由强势集团主导的民主转型,同样需要有众多的民众了解民主、拥护民主,并且要让人们有心理准备,所以既要做启蒙工作,并有低烈度的民主活动,但又要防止形成一些较大的势力来搅局。沙是没有粘结力的,但没有沙也建不成高楼大厦,靠烂泥是肯定不行的。把民众变成适合建造楼房的沙子,这大概就是习近平目前打压民主人士的意图所在。
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影响力较大的民主、异议人士恐怕就没那么快放出来。
二、保护中共元老、红二代、红三代
习近平要兼那么多职务,高度集权,必须获得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元老的支持;他要打大老虎,除了要获得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元老的支持,还要有红二代、红三代的支持,至少这些人不要给他添乱。要想获得他们的支持,就需要向他们作出承诺,有让他们认为可行的方案。
习近平在谈到前苏联解体的时候,说了一句“竟无一人是男儿”,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其真正含义。其实这话就是说给中共元老、红二代、红三代们听的。我们从语言逻辑上来进行分析:首先,说别人不是男儿,当然就是说自己是男儿;其次,象他那样地位的人,当然不会拿自己去跟一般人比较,肯定是拿与自己地位差不多的人来比较,所以他所说的不是男儿的人指的是苏共高层人员;其三,谈苏联解体的话题,本身就是一个晦气的事,即便要说、要逞能,他也应该是说“我不会让中国出现那样的局面”,这才显得吉利,也更显得有能耐。可他不是这样说,而是说,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也就是说,我要是在那种情况下,就会是一个真正的男儿。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共政权也会解体,二是,那时我会比前苏联的领导人做得更好。
那么,习近平认为前苏联的领导人做得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指苏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解散了。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想保住中共。既然想实行民主,为什么又要保住中共呢?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转型过渡期利用中共庞大的力量维持稳定,二是,避免中共元老、红二代、红三代们被清算。当民间的民主力量不能有效集聚,那么就只有让共产党以绝对优势主导一切,而他们最需要掌控的就是清算问题。这也正是习近平对中共元老、红二代、红三代们作出承诺的核心内容。想必他与他们是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的。据说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失踪的那段时间就是在跟他们进行沟通。
也正因为担心被清算,所以后来就有了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公开向文革受害者道歉。试想,那么多年都过去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道歉?如果这个专制体制还能维持较长时间,他们有必要道歉吗?即便是为了良心上过得去,有必要搞公开道歉吗?所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公开道歉,主要是反映了红二代们担心被清算的心理,而且,他们最担心的是文革式的清算,因为在废除专制后民主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文革式的混乱。中国人经常喜欢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得不担心。但毕竟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有一点良知的,并且从长辈和他们自身的经历也看清了专制本身的邪恶,在民主派的启蒙中和世界大环境中认识到了民主的合理性和好处,所以还是愿意实行民主的,只要他们不会遭到太大的报应,他们是会支持的。最近有不少红二代都出来发声支持习近平。
因此,尽管习近平们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但会有一段时间仍由习近平及共产党掌控局面。当然,共产党可能会改名(这一点邓小平也提到过),也可能由共产党分化出两个党派。
这种做法跟俄罗斯的情况有点类似,但管控会更严一些。会有言论自由,会通过真正民主的方式立宪,但党禁可能暂时不会完全放开。
最近中共大力宣传邓小平,这既是为其政权的延续寻找依据,又是为其变革寻找依据。前者是对民间而言,后者是对体制内的人而言。习近平还想让中共政权延续一段时间,就得选一个基点,即延续谁的模式。中共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模式就只有两个,毛泽东模式和邓小平模式。所以,选择邓小平模式也就是否定毛泽东模式,表明不会再搞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而习近平又是要搞政治体制变革的,如果邓小平说过一些关于政治体制变革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来更好地说服体制内的人。事实上邓小平确实说过一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当然,你可以说邓小平说那些话只是为了骗人,而且他的不少话也是自相矛盾的,但不管怎么样,习近平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拿他认为合适的内容来用。对于中共元老、红二代、三代来说,只要邓小平这杆破旗不倒,他们就觉得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多少感到安心一点。
王德邦先生在《人权践行者郭飞雄的“中国梦”》里提到郭飞雄对习近平比较看好。在与郭飞雄的接触中我也看出来、听出来了,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我觉得事情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没多久他就被抓了,关押至今。我认为也并不是他看错了,只是他想得简单了一点,走得太急了一点,但我当时不好说。当然,这也不是说他就做错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不确定因素太多,对于民间民主派来说,很难说哪一步就是对的、哪一步就是错的。只要没有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没有欺骗,就不是错事,就问心无愧;只要自己无怨无悔,就是条好汉。
正因为要打散民间的民主力量,所以那些混在民主圈里的特务就经常故意制造争吵,包括理论上的争辩(真正没把问题搞清楚与故意引起争吵是可以看出来的)、立场的攻击、斗争形式的争吵、募捐款的质疑等等。最近屠夫吴淦也因募捐的事被质疑搞得焦头烂额的。海内也吵,海外也吵,吵得不可开交。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民运的发展,而这正是中共当局所希望看到的。我倒不是说参与争吵的都是中共特务,但肯定有人被利用了。
总之,当前对民主力量的打压已经不是为了消灭(当然也消灭不了)和完全压制下去,而是为了打散,使之无法凝聚。例如,最近当局就比较成功地打散了长沙公民圈。当然,这并不是说长沙的民主运动就失败了,至少人都还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抹煞的。
还有那些暴力呼喊派,之前我以为有些是钓鱼的,但后来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些傻乎乎的容易被钓的人根本就成不了什么事、没有价值。我觉得这事有两种可能,一是习近平当局利用这些呼喊暴力的来营造这样一种恐怖气氛和乱象,于是就有借口进行集权、实行严格的管控。二是顽固派利用呼喊暴力的来吓唬主张改革的。不管是哪一种,都使得呼喊暴力的有了存在的空间。于是,温和的、主张非暴力的进去了,呼喊暴力的却还在裸奔。
习近平肯定是要当第一届、第二届总统的,倒不一定是因为个人目的,而是他必须兑现他对那些支持他的中共元老、红二代、红三代的承诺。谁若想跟他争,很可能就会吃亏。至于之后谁能做上总统,那就要看在转型期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情况和有志参选者的能力了。当今的民主人士在之前和现阶段的表现到那时候估计没多大竞争力了,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抗争能力,而转型期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
其实,不管习近平想不想当总统,作为民间的民主人士,本来就不应该带有过于强烈的个人目的。当然,有能力的,去争取一个恰当的职位来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进步也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福利,这也是应该的,但也要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其实,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真正有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非要当上某个职位才能发挥作用,而是有很多途径、方式的,甚至在野发挥的余地更大,可能获得更大的名和利,因为在民主社会里,职位越高,受到的限制越大,事务越多,顾忌也更多。我早就声明永不参选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职务,这并不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合适,也不是为了显得自己高尚,而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同时也降低一点风险。所以一直以来几乎没人质疑我的目的、动机。我唯一的目的、动机就是废除这个专制体制、实现宪政民主。
当然,我并不是说非得要象我这样做才行、只有我这样做才是最好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真正想要实现宪政民主并且有一定头脑的人,我相信他会做出最适合他的选择。
那些坚称习近平绝不会走民主道路的,我不想去质疑他们的目的和原因,我只能说,带着僵化的、一刀切的思维,不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作深入细致的逻辑分析,或者沉浸在历史的仇恨中,或者为了说出几句自以为得意的、富有个性的句子而在观点上固执地偏居一隅,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的。
我不敢说上述分析一定是正确的,只能说从目前所看到、听到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可能性。请不要把“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故意歪曲成“寄希望于”。给别人乱贴个标签然后乱扫一通,过瘾倒是过瘾,这样不是对时代、未来负责任的做法。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我笑笑说:放心吧,驴倒是想踢来着,可是没踢着。
也许还有人会说,你这哪是分析啊,简直是帮习近平出主意嘛。我怎么会帮他出主意?要出也是帮他出馊主意。他有那么多智囊,应该不会比我笨。如果没有那些迹象,我也想不出这些东西来。
对策
不管习近平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消极或乐观地等待。他怎么做是他的选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首先,对民众的启蒙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抗争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哪一种情况,民间的民主力量基础都必不可少。否则,即便当权者或民间的民主精英们想实行民主,也会被各种势力搞乱。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如果习近平是上面说的第1种情况,那么民主派只要像以往那样继续努力,就有望在其任期内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历史上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在平庸的后继统治者身上发生的。
如果习近平是第2种情况,那么我们就注意搜集他的贪腐证据,予以揭露,从而让更多人看清他的真实面目以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发动更多人起来反对他,加上被他打击的那些政治对手们也都想反攻报复,则专制很快会垮台。
如果习近平是第3种情况,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勇士以各种方式去抗争。任何方式我都不反对。当然,我反对也没用,我有多大能耐呢?有多少人会听我的呢?我只是想为那些以各种形式抗争的行为的正义性作一点辩护。五毛们总是说社会动荡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可是,现在人民的灾难还不大吗?那些抗争者们为了大家的利益不顾个人的牺牲去抗争,无怨无悔,那些面对邪恶和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无动于衷的人因此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一些损失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如果社会变革会发生什么大的灾难,那绝不是少数人能造成的,既然是很多人造成的,谁又能挡得住呢?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推翻统治者的斗争都没有错,错的只是推翻旧政权后没能选择一个好的政治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宪政民主是最好、最合理的制度,我们一定要实现它,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否则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会在专制体制下不断地付出更多的代价。
如果习近平是第4种情况,那么,就需要谨慎、深思了。
习近平主动走民主道路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是我们最希望的,谁如果不希望,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有些人一谈到这个问题就避而不答、转换话题,说什么“你希望有什么用?他根本就不可能!”那么现在就请直接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希望还是不希望?
如果他真的是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当然不必去费什么心思。但如果他有这种可能,哪怕是一点点,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堵死他们这条路?
首先,有一些态度、立场值得深思。
例如,关于清算问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自然法则。在民主社会里,这种自然合理性是通过多数人的意见和民主程序来体现的,要不要清算,如何清算,都是要按法律程序来进行的,当然,总统有一定的赦免权。也就是说,你现在喊清算根本就没用,最多只能是起个威慑的作用。当然,在邪恶者正在犯下罪恶的时候,予以警告是必须的,但是,在他们已经有忏悔的意思、想改邪归正的时候,再去过于渲染清算这个问题,会不会吓退了他们、堵死了他们改邪归正的路?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是单纯的恩怨必报,还是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如果是后者,对于恩怨是否可以不那么计较?那些为宪政民主事业做出牺牲的先烈们,他们本来就是自愿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宪政民主,现在有这样的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实现他们的夙愿为重呢?复仇不是最好的祭奠,只有胜利才是最好的祭奠。复仇不一定是胜利,胜利不一定要复仇。“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北定中原”不一定是消灭敌人、实施复仇嘛。
即使是对于那些无辜的受害者,难道不是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来让他们的亲人、后代过上好日子更能慰藉九泉之下的他们?
那些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在实现民主转型的时候,又谈何清算呢?如果习近平确实是象上面说的那样做,那么就有点象君主立宪式的转型,只不过这个君主是一个集团,而且最终还是会消散的,而不是象英国那样到现在还保留着王室。
当然,完全不清算是不可能的,那些罪大恶极的肯定会要清算,这点他们自己也知道。事实上,习近平也正在对那些罪大恶极的进行清算。他们害怕的是,当他们的政权失去后,出现文化大革命式的滥捕滥杀。因此,这需要民间作出姿态,体现出宽容、理智。
当然,作为个体的人,你要坚持高喊清算的口号,那是你的权利,但你要明白,你只代表你一个人,你不能不让别人有不同的态度,不能对别人的不同态度进行攻击、侮辱,那样的话你就不懂什么叫自由民主。
那些之前对这个问题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人,如果觉得本文的分析有道理,并且在对局势的进一步观察中越来越相信这种可能,那就不应该再瞎起哄、渲染清算这个话题。我们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清算,而是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体现出理性、克制。最近有人提出一个“断代工程”,那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毕竟有些红二代、三代并没有犯下什么罪恶。况且,即使把红二代、三代、四代都杀光了,也不可能实现民主,专制体制没推翻,就不断会有新的替代者。
当然,这里说的对待清算问题要理智、克制,也只是对历史上的罪恶而言,对于仍然、正在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的,我们还是要大声断喝:你一定会遭到清算!事实上,那些仍然继续在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的,基本上都是已经犯下滔天罪行、自知必遭清算的,他们试图专制的垮台、清算的到来,在做垂死挣扎,但他们不可能得逞。
秦永敏先生一直在致力于与当局的对话、和解,这就是一种态度、理性的体现。很抱歉我没能详细看他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发动大家讨论一下清算的时间界限和罪恶性质。
暴力问题也是一样。我从来不反对采用暴力方式与专制集团进行斗争,那是各人的选择自由。但是我觉得,真正有心、有能力做的,不会公开叫嚣,也不需要别人鼓动。想革命的,拦都拦不住,不想革命的,拉都拉不动。尤其是在形势好转、当局已经发出了比较明显的政改信息的情况下,还极力公开叫嚣暴力革命,这合不合适呢?有人说,他们已经欺骗了人民几十年,现在又是在忽悠,我们不能再相信他们。我只能说,你可以不相信,如果你一直在做暴力革命的实际准备,你就继续做你的,我还等着你哪天揭竿而起了就去投奔你呢;但如果你只会空喊暴力革命的话,那就趁这个时候歇一歇吧,等到他们的假面具被揭开的时候再使劲喊。
还有关于平反“六.四”的问题。有人认为,认可平反就是认可这个邪恶的政权,而我们追求的是宪政民主的制度,是不认可这个政权的,因此绝不能接受平反。这话看起来是有道理,但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当局要平反“六.四”,会怎么搞呢?我们先看看可能会有哪几种情况:
1、全面肯定“六.四”运动,承认中共的错误,承认在“六.四”事件中有人员伤亡,并给予赔偿。
2、避开政治立场问题,承认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做法有失误,承认在“六.四”事件中有人员伤亡,并给予赔偿。
第1种情况,那等于是彻底否定了中共的正义性,作为当权者,既然到了这一步,那还不如干脆废除专制制度、全面实行民主。既然要彻底废除专制制度、全面实行民主了,那么还以中共的名义来给“六.四”平反就没什么必要了,不如留到实行民主后去处理“六.四”问题,那样就不叫平反了。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第2种情况,对于一个执意要走专制道路的政权来说,肯定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了,就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六.四”,了解中共的邪恶,从而起来反对它。那么如果要做的话,只可能是有走民主道路想法的当权者才会这样做。可是,如果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们不理解、不配合,这件事就会做得很尴尬,意义不大。所以,只可能是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做。所谓条件比较成熟,那就是当权者已经通过其他事情释放了比较强烈的信号,让人们对于他会走民主道路比较相信了,再通过与一些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进行沟通,在他们愿意配合的情况下才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目的,一是进一步让人们相信他是要走民主道路的,二是通过这些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的配合来促进和解环境的形成。
那么,如果中共当局真的这样做了,难道你会站出来抗议平反“六.四”吗?那恐怕不合适吧?别的且不说,“六.四”受害者的家属会是怎样的感觉呢?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要么沉默,要么就说:平反“六.四”并不代表他们洗清了所有的罪恶,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是他们最好的解脱。我觉得这样说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如果为“六.四”平反,都算是习近平当局的一个进步,尽管这个进步离我们想要的还相差很远,但我们总不能因为没能完全达到我们的预期而拒绝、阻止这种进步。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为他的这点进步而叫好,毕竟这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毕竟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他今后究竟会怎样。正如前些天一个网友要我创作一首支持习近平反腐败的歌曲,我说对不起,我不擅长拍马屁。
有些人喜欢把斗争方式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又总喜欢显示自己立场最鲜明、最坚定,慷慨激昂地指责别人,这样是不利于团结的。
也许有的人又会扯出另一个问题来作类比,那就是香港的普选问题。当局说,先搞一个不那么完美的普选,“这封红包虽然小一点,你们先收住,以后再给大的”。
我觉得,香港普选的问题不能与“六.四”平反的问题作类比。假普选就是假普选,不管假到什么程度,它都是假的,当然也就是不能接受的。那个红包不是小一点的问题,而是里面装的是假钞。
中共也许会强行照搞它的假普选,但香港市民可以不参与,可以继续游行示威喊抗议假普选。而中共搞平反“六.四”的时候你喊“抗议平反‘六.四’”显然就不合适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平反“六.四”是中共的私事,就像一个犯了罪的人他做忏悔,你难道不许他忏悔?而普选则是公共事务,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谁都有权反对假普选。即便是抗议无效,也要继续抗议。
还有一些态度、立场问题,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述了。总之,你可以不退步,但也不要阻止别人的进步,哪怕他只是假动作。也不要还没深入思考就一腔情绪使劲吵,甚至搞到人身攻击。
其次,是斗争的方式问题。
习近平想打散民主力量,那是他的事情,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原因,我们都不能轻易就范,毕竟上面那些分析还只是推测,还不能确认,万一不是那样呢?那我们不就变嘎宝哒(湖南话“傻了眼”的意思)?
要想不被打散,首先是同仁间要相互包容,不要动不动就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甚至乱质疑动机、辱骂。发言时不要用那种强势姿态,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好像谁不接受谁就是傻瓜、没文化。别人要是有不同看法,就觉得是扫了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也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观点,除非是有明显的逻辑错误,那就指出来具体错在什么地方,而不要笼统、无的放矢地评价。有不同看法的要好好说,发现对方态度不对,就指出他态度不对,不再跟他说。
其次,通过公开活动发展力量,增加相互信任。
公开的活动一定要理性、文明,不要提出过激的、侮辱性的口号,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和不利于公共秩序、环境的行为。一般情况下,不要试图用长时间的对峙迫使当局妥协,除非是很严重、迫切的事情。为了防止有人捣乱,最好是打出“理性表达”的牌子。当警察来干涉的时候,要由代表主动进行理性沟通,不要说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话。如果情况不妙,就赶紧撤离,不要逞一时之勇。撤退并不是胆小,只要之后还再出来,那就是真正的勇敢。
活动的形式要多样化,有艺术性、趣味性。
多参与官方的公共活动,利用这种机会理性、文明地表达立场、观点,或指出官方活动的不合理之处。如果不是比较紧迫的对人民利益有损害的事情,诸如什么医改、房改之类的,不要提那些专制框架下的改进建议。
总而言之,其实也就是进一步搞好公民运动。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1、顽固派(很可能是通过隐藏在民主圈里的特务)故意煽动发起一些激进的活动,如何辨别、应对?
2、一旦中共上层发生大的动荡,民间如何应对?
这两个问题我就不谈了,留给大家思考、讨论吧。
利弊分析
假定我们相信习近平会走民主道路,结果错了,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
我想,最大的损失无非就是该出手时未出手,又让他平稳地延续了几年。如果我们一出手就能把他推翻,那就不要等了,管他走不走民主道路,赶紧出手吧。如果我们出手不能推翻他,那就只能是消耗自己的力量,那还不如等待时机成熟再出手。既然相信也是等,不相信也是等,为什么非得在不相信中等待呢?上面我已经说了,不管他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们照样要做启蒙、揭露工作,该抗争的还是要抗争,这是常务。所以,相信他会走民主道路,即便错了,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损失。
相反,如果习近平是要走民主道路的,而我们不相信,该给他留的路子没给他留,那么有几种可能:
1、实现民主的时间延迟了或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2、在他的任内没完成实现民主的使命,后任是谁、会怎样未知。
3、欲走民主道路未遂,顽固派被夺了他的权,实行极左政策。
4、在顽固派夺他的权的时候民间乘机一举把他们都推翻。
第1、2、3种情况显然都是对我们不利的。至于第4种情况,不确定性很大,很难说就一定能成功,也就是说,很难说是利是弊。
那么,相信他会走民主道路,没什么损失;不相信他会走民主道路,有三种不利情况和一种不确定的情况。相比之下,应该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事实上,如果人们都相信习近平会走民主道路,反而会大胆地参与到民主运动中来,而体制内的人也会不敢再肆无忌惮地作恶,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也不敢太猖狂。如此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有些人怕被人笑话、怕被人指责为奴才而不敢这样说,甚至转发本文都不敢。
当然,即使相信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暂时的、谨慎的,只要他有违背民主的做法,我们照样要揭露、批判、抗议,包括那些打压民主人士的行为,即便这可能是他走向民主所采取的步骤,我们也不能傻乎乎地配合,何况不一定他下面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按他的意思做的。我们只是对于那些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不去唱反调、可以配合的做一点有限的配合而已,比如,对于文革道歉,拿出点高姿态,行不行呢?只要你阐明你的最终愿望是建立一个合理的体制使得这种悲剧不再发生,那么你这就不算是妥协,而是宽容。尤其是那些非当事人,能不能不瞎起哄呢?
(完)
  • 馮仲林 首先,他是中國人。中國人是如何處理權力和利益,大家都懂的,習近平不可能例外。
    其次,再有盼明君的念頭,本身就是封建思想入骨。無須故作高深,他只是隱藏數十年,一朝登頂而已。此類人在中國幾千年比比皆是。
    結論,習近平只是因勢利導,為其一己之私或一黨之私而已。在歷史長河中,他執政行為不值一提。或許他成為獨裁政權最后一任最高領導人而留名于史。
  • 习特勒 关键时候的确暴露一批人比如五岳散人、焦国标,,,,,任何对体制抱持改良幻觉都是在为专制延伸铺床叠被。
    昨天 10:22 ·  · 6
  • 王中義 要不就是拿錢了,要不就是自我催眠!不要鬧了,早點洗洗睡吧!
  • 王中義 還有一點是比較可憐的,就是,人在自覺無望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些幻想,可以理解。但是我們還是要從幻想回到現實中來,畢竟做夢做不出一個民主憲政!
  • 王中義 看見獅子露出牙齒,不要以為它在向你微笑!當然要大膽的參與到民主運動中,但是在這黑暗中,還是要先看清路,才能走到目標!
  • 余杰 奴才就是奴才,即便假裝異議人士,骨子裡也是奴才。
    昨天 11:36 ·  · 3
  • 墨白索士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焦虑:”我知道这篇文章会招来很多非议乃至谩骂,甚至会将我这些年来在圈内获得的信任全都毁掉,“
  • 余杰 確實是這樣的下場。
  • Jeffery Lee 就事论事,如果认为文章说理是歪理,论据也是胡编乱造的,就写出文章来反驳,如果你说的有理,人们凭借自己的判断自然会偏向你这一边。发泄一些奴才类似的孔洞话语,有失身份。
  • 王天鹏 对他的怀疑是正常现象。反对派就是把怀疑常态化,从而起到分权制衡的作用。没有怀疑,那不可能成就宪政民主,也更不可能是民主宪政。
  • 王天鹏 不能因为怀疑而把怀疑者打入那类腐败群体。
  • 王天鹏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昨天 12:02 ·  · 1
  • 杨军 太长了一点
  • 杨军 又不是明天就炸中南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拭目以待
    昨天 12:52 ·  · 1
  • 墨白索士 我想就这个帖子说几句话。

    对于习怎么样,或想要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之前怎么样,或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之前我没听说过,就听说彭丽媛的丈夫是习,当主席之后,也不了解,因为我感觉习做的,忽左忽右,忽高忽地,忽然高调露面,忽而一段时间又寂静无声……,确实’高深莫测‘。这样的做法,让我无从判断,至于之后人家要怎么样或想怎么样,那我就更加无法判断了,因为那超出了我的思维理解能力。
    ......查看更多
    昨天 14:04 ·  · 1
  • 徐琳 不是我混淆”清算“和”复仇“,而是他们害怕有人会混淆,把复仇当清算。”如果真的实施了民主制度,那还用怕’文革‘式吗?“民主制度不是一下就能完善的,有些人低素质的人还不能一下适应。
  • 陶志遠 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世界觀中除了鬥爭還是鬥爭),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毫無認知(竟然指導香港人要三權合作),對新聞自由從骨子裏反感(曾用訓斥口吻應對外國記者的提問),加上有點倔的性格(敢於冒險),還有紅二代的身份(以保江山為己任),這就是習近平,指望他給中國人帶來民主,恐怕是白日做夢吧?以前的流氓花言巧語、百般掩飾依然被您識穿,現在的流氓撩開褲子直接耍流氓您倒不認識了吧?
    昨天 15:00 ·  · 3
  • 陶志遠 即便不同意此文的觀察分析,但無損於對徐先生的信任與尊重。
  • 周琪 有时候我真的很迷茫,希望稳定的生活,又害怕独裁。
  • Jeffery Lee 以下是对你文章某人的看法,不妨看看。
    ******************************
    扫了一眼,且不说观点是否正确, 仅仅从行文风格来讲,就貌似严谨其实漏洞百出。随便举几个例子: 一,他先列出几种统治者模式,然后做排除法。首先他列出的几种可能性就没有涵盖所有的可能性,比如做一个他们自己认为的所谓"明君",也就是说专制制度下相对较好的独裁者,既所为新权威主义者, 他匯列了三种显然不是他的特征的统治者类型,然后逐一排除,接着就得出要推动宪政民主的结论,太勉强了。而且用排除法是也不严谨,他说
    ......查看更多
    昨天 20:04 ·  · 1
  • John RO 包子如果看到此文 会不住笑 的 心想还有这等傻逼
  • 张中耀 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做一个毛泽东式的威权人物,这个才是所谓“红二代”之傀儡习近平的目的;说道胡温是一路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俩是一左一右,胡锦涛的先锋薄熙来事发令他一败涂地,而温家宝却是江泽民的代言人完美退场,结局立判高下。
  • 罗志刚 我看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判断习有无政改的关键就是先停止洗脑再开言禁,那么诸位看官认为习是在停止洗脑还是在加强洗脑?
    20小時 ·  · 2
  • 端木家順 凌晨5點要睡了,讚后留待下次再看。
  • 宋木 即使习真的要往好的方面做,如你所愿,如民反愿,等他做好了再赞也不迟,与权力保持距离,保持审慎的批判的态度,是一个智识者保持独立自由人格风范的。此时急就式的站出来反谓的关键时刻即站队表态的关键时刻,投名状的关键时刻,新皇加冕了,双手怎不去兜着他的龙袍,他们在旧皇时代没逢上这机会,所以现在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一生难逢的机会,所谓关键时候就是这等时候没。
  • 陈七 徐琳老师是理想主义者,别抱太大的幻想了,从习上台开始就大批抓捕民主人士,说明习只是想保红色江山千年万年长而已,泄露习动机的高渝不也遭秘密批捕了吗?习绝对没民主意识,当然我也希望习能走出往宪政方向政改的一步,但这机率微乎其微,我是没幻想了
    14小時 ·  · 1

蔣介石對痛失大陸的反思:我們對共產黨太寬大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蒋介石是个遵从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又信了基督教,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苏共二十大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毛泽东)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书第一编的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

  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今天看来是更为精彩、更值得研读的内容。

在第二编中,蒋介石先是总结了国民革命各战役的成败得失。对第一战役--北伐战争,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十年内战”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第三战役--抗日战争,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

  接着,蒋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门别类地检讨各个方面的失误。

  检讨的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蒋介石说在这部分中,他是针对俄共的行动规律来检讨自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在(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中,蒋说,中国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不念旧恶,国民党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重伦理、讲信义,对中共如此,对苏俄亦是如此。“哪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他的具体论述又分两点,第一点说“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蒋介石认为,尤其是1924年后和1946年后,国民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使共产党有可乘之机,“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蒋介石说,30年来,共产党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所用的战术,对一般群众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对国民革命是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对于共产党的战术,他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国民党党员“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他说,很多人因此被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等欺骗。蒋介石写道:“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变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希特勒兴起,1935年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

  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

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

  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

  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会主义;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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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一 前 言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份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蕩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援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布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年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黨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這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20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他們為甚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甚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甚麼?他們是恐怖份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於何方?
四、 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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