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朋
前略
中共18大与党天下的总理难题
在中共党天下生死存亡关头，总理难题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有没有解？如果说没有救党天下之解，那本届总理的难题是否也无解？什么样的总理选任机制可能让新总理建功立业？什么样的执政思路能救中国，也可能为中共的政治重生创造机会？
这些问题，无疑有许多人在思考，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问题基本没有意义。因为中共的罪孽太深重了。中国不推翻中共的党天下，一切进步都谈不上。而笔者认为，后一种立场虽然可以理解，但对中国的进步却是有害的。
的确，中共的罪孽实在太深重了，单从道义的角度而论，党天下多存在一天都不应该。中共至少有这样几大历史罪孽。第一，中共打江山杀戮无数，牺牲无数，虽然责任并不全在中共一方，但没有经得起深究的历史理由能为这样巨大的生命代价辩护，这种代价既非必须，也非必然。第二，中共建政后，又杀戮无数，且造成几千万人死于饥荒，这一惨剧责任全在中共。第三，中共执政摧毁了中国文明无数珍贵的文化传统和遗产，使中国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共执政还造成巨大的、难以修复的环境灾难。第四，中共给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带来无数苦难，这些苦难也非必须和必然，更严重的是，中共以纠错为名的改革开放，竟给权贵制造了无限自肥的机会，完全背离了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也背弃了中共自己打天下时的历史承诺。
问题是，我们是否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现在除了推翻中共党天下中国别无选择呢？这是一个令当今许多中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我和许多人一样，坚信中共党天下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历史的不公正必将被纠正。但我也相信，以中共当年推倒重来的态度来对待党天下，并非理性选择。
在我看来，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使中国完全丧失了社会的自主性，丧失了自治的能力，从而窒息了这个民族的生机。这个罪孽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使中国难以清算中共以前的罪恶，实现历史的公正，而且注定还要制造更多的不公正，滋生更多罪孽，给无数人带来新的苦难。当然，这些不公正、罪孽以及苦难累积的一个逻辑结果，就是爆发大革命，来一次代价高昂的总清算。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这次大革命的代价可能不像前一次那样大，而且，中国人也不至于在革命的废墟上，重新给自己再套上专制的桎梏。但基于同样理由，也就是技术和知识的进步，一个完全丧失自主性和自治能力的社会可能存在相当长，也就是中国有可能长期处在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状态。大革命和社会长期溃败两种可能并不排斥，中国有可能在长期的社会溃败之后，发生一次破坏性极大的革命。如果是这样，中国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而这是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去避免的前景。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共党天下的当权者有可能给中国重建社会自主性，重建社会自治以机会吗？我以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有这样几个。第一，中共建立了最高权力有限任期制。正如我们从江朱和胡温两届执政过程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制度安排的激励逻辑，就是中共领导人会把难题留给下一届，但他们也有动力解决任期内一些急迫的重大问题。江朱不搞政治改革，也不搞社会改革，但他们做出了加入世贸的历史性决定。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国企改革搞不下去，农民就业问题难解，如不扩大外需，经济持续增长就不可能。轮到胡温，也选择不搞困难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他们在三农问题上有所进步，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村的财政支出，也改善了对农民工待遇，否则就会出大乱子。现在，轮到习李，如果他们不搞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任期内就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你不可能指望，这一届领导会清算中共的历史罪恶。第二个理由，这一届领导人对中国爆发革命的危机感空前强烈，更重要的是，第三，这届中共领导人成长的时代和知识背景与胡温有很大不同，从而增加了改革的可能性。
这一届中共领导人和胡温一样，都不是他们同代人中最优秀的。但这一届中共领导人比上届领导人有远为丰富的底层经历，也获得了比他们更系统的高等人文教育。这些是许多人都已经看到的。但还有一点没得到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社交范围，是胡温不能比的。胡温不仅在文革中没有农村插队的重要经历，而且他们的社会交往也十分有限。尤其重要的是，胡温除了工作关系，没有自主的政治性交往。这是他们能够被遴选为中共高官绝对重要的条件。对此胡温自己也非常清楚，因此，在向上爬的过程中，胡温不仅尽量避免交往，且切断了许多旧交以避嫌。这种奴才和内臣的处世之道，极大地保护了胡温，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信息和知识质量，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共在胡温一届陷入治理危机之必然。这种情况，连帝制时代也不如。从培养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角度，胡温成长的信息和知识环境，远不如北朝鲜和利比亚这样独裁的专制国家。
这种情况和胡温的平民出身也有很大关系。毛时代的平民子弟，信息和知识环境远比不上高干子弟。高干子弟能看到大量内部书籍，更不用说能知道大量内部消息，能更大胆地交往和沟通。但是，毛时代成长的平民子弟中并非没有知识更丰富，交往更广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的活跃分子，他们的知识和眼界非胡温所能比。但中共元老把这样的平民子弟视为威胁。这不仅反映了毛之后中共精英越来越自觉地为私而非为公的蜕化，更反映了中共元老的短视和狭隘，反映了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国家不负责任。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老邓是怎么看上胡锦涛的。邓如果真想了解胡锦涛，他应该不难发现，胡根本没有治理这样一个复杂大国所需要的学识和沟通能力。更可怕的是，胡为了保住自己皇储之位，反而更不敢读书交往。有消息说，胡干脆不读任何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问题的书。这是一种多么可怕和可悲的状况。这当然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胡赵被罢免后，中共高层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即将执政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比胡温要幸运许多。虽然他们也必须谨言慎行，但互联网技术整个改变了中国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识环境，同时，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温要大许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高干子弟进入最高领导层。他们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权，而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他们很难不让别人也比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笔者得知，李克强（王岐山？）去年读了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震惊，也十分兴奋，因为这件事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首先，这说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仅知道治国该读什么书，而且敢读这些书，甚至不怕别人知道他们在读这些书。这是一个飞跃，说明元老一代离去后，中共领导人的素养正在走出低谷。其实胡锦涛并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会改革，但他根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指责胡锦涛不作为也有点不厚道，因为你不能指责一个无能的人不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胡犯了和赵同样的错误，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该接的位子。
李克强读大革命这本书还说明，虽然新一届领导人比胡温更有治国能力，但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是比胡温严峻得多的挑战，在他们的任期内，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胡锦涛刚性维稳的结果，是把一个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给了习李。如果说一年以前许多精英对中国爆发革命的现实可能性还存有怀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这种怀疑已不复存在。相反，对革命的恐惧和忧虑开始在中国精英中流行。我们已经从民间精英中看到了这种迹象。韩寒年底前发表的三篇博文，萧翰对社会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长文对“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大革命幽灵的影子。而李克强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则表明这个幽灵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笔者在得知李克强读这本书之后，才知有此书，而且在法国文化部的赞助下，此书早在1992年就出了中译本。不过此书现在只能在网上购得，且身价数倍，莫非是因为李克强读此书的消息不胫而走？
我读托克维尔解读法国大革命的缘由，果然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同时也深感自己学疏识浅。若非得知李克强读此书，竟不知其存在。读这本相见恨晚的不朽之作让我受益匪浅，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为什么真有爆发大革命的可能，同时也更加明确了中国的自救之道。一边感受托克维尔令人信服的洞见之逻辑力量，我也不禁产生一种忧虑，读托克维尔的书会不会把中共的当权精英吓坏了？
此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导致法国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尽管法国的历史和国情与中国完全不同，但此书的读者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临近革命的法国与当今的中国有太多相似之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由于人性相同，中央集权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和精神时尚的后果是相同的，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民族和国家，都逃脱不了中央集权内生的逻辑。
对我来说，托克维尔揭示的中央集权的财政逻辑、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极其令人震撼，因为它和94年税改以后中国的演变逻辑非常相似。这种演变的逻辑起点是中央随意地，无节制地增加税收，而且当年法国的增税和朱镕基94年税改一样，是由“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见92年版72页）中央政府无节制地增加收入，必然后果是行政机构无序膨胀。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机构，只盘剥和瓜分收入，却不提供服务。于是，卖官鬻爵盛行，这在当年的法国是公开的，而在当今的中国则是公开的秘密。中央政府疯狂敛财的必然结果，是侵害所有自治机构和个人权利，分化社会，窒息自由。这首先是因为中央集权不可能做到税负公平，而只可能把最重的税负，加之于最穷和最弱势的群体，也就是加到农民身上。临近革命的法国如此，94年以后的中国也一样。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一个存在市场和各种特权的社会，中央集权的财税体制之所以会催生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仅在于特权的扩大，更在于特权与责任日益分离。这正是94年税改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趋势。在这种财税体制下，享有特权的人一方面有更多机会捞取钱财，另一方面却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去做好事来维系特权者和弱势者之间的道德依存，从而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全面走向隔离，也就是出现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原子化”。
托克维尔写道：“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的享受和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切与此无缘的阶级中，…。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92版，35页）
这难道不是今日中国社会的写照吗？这样的社会显然不能长久维系。但大革命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被动员起来的呢？这种社会爆发大革命是必然的吗？这显然是李克强和整个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极感兴趣的问题，托克维尔对这些问题同样给出了极富洞见的解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专制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政权和社会完全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德和社会公正的自主性。所有人都发现，在这个社会里做坏事机会很多，而做好事则寸步难行。反过来，中央集权也让专制政权自身变得极为脆弱。只要巴黎发生一次大骚乱，就能使整个政权倾覆。
托克维尔发现，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动员者和教育者。中央政府在剥夺地方和社会公共权力的同时，却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主权话语；政府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下推行改革，实际上是不断加强中央官僚的权力，窒息政治自由的空间，使人民退缩到只关心个人事务的狭小世界里；专制政府以牺牲公平和破坏个人权利的方式推动经济繁荣，人民的处境虽因此而改善，但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增长更快。看到许多人靠官商勾结和政府市场投机大发横财，整个社会“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随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同书，212页）
于是，害怕人民发怒的政府和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困苦和命运，尤其是关心处境最糟的农民的命运。托克维尔写道，在1789法国大革命前十年，“人们经常同情农民，不断谈论农民，研究用什么方法能救济农民，揭露使农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中国读者看到这段话，不会不联想到这些年来中国的“三农”问题热。但法国大革命前出现的结果是，政府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而有教养阶级中的志士仁人救民于水火的革命热情，反而最终“点燃并武装了”人民的“怒火和贪欲”。（见同书，第三篇，第五章）
托克维尔还发现，文人对发动法国大革命有特殊的贡献。他的这一解读，非常值得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深思。托克维尔指出，那些“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生活超脱，“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并不担任任何公职的法国文人，竟然变为法国大革命前的“首要政治家”。而这种奇特现象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这些脱离实际政治和治理的文人，其实对国事非常关心。他们虽然各自主张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起跑点”，“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同书，175页）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文人的大主意，并非像古代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而是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连妇女和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
原因之一，就是“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文人们“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托克维尔指出，正是这些文人的处境让他们盲目相信自己的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读到此处，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中国一些大牌学者的名字，想到了他们爱用的大字眼：“市场”，“法治”，“宪政”，“民主”。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些我十分尊重的人，但他们关于“土地私有化”，“废除户籍制度”，“发展贫民窟”等大主张，恰恰说明了他们存在托克维尔指出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发生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政治自由。这些文人“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同样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众，则“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这样，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笔者夹议：在改革时代的中国是乔装成经济学）于是，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变成了“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唯有他们在执掌权威”。（同书，177-178页）
这些首席政治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首先是因为每个法国人在每天的生活中，“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都要受到旧体制的折磨，而他们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药方，于是产生了一种“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的感觉。其次，贵族们竟然没有意识到，“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权和生存“水火不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一边坐享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那些支撑他们特权和生存的习俗如何荒谬。这其实也是中国今天的权贵存在的现象。
革命前的法国，所有的阶级都要求改革现存体制。“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托克维尔认为，这意味着“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正是写到此处，托克维尔引用了那句著名的法国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同书，176页）
而法国文人发动革命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们让所有人在非常糟糕的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181页）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文人的这种政治作用是极其有害的。它使得“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深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而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语言游戏绝非儿戏，事实上，有什么样的语言游戏，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文明秩序。法国文人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体系，崇尚夸大其词”的属性，被行动起来的民众搬到政治之中，是大革命巨大破坏力的一大源泉。
读者一定会问，笔者如此不厌其详地引用托克维尔的文字，并强调大革命前的法国与当今中国的相似，是否要得出中国在劫难逃，必将发生一场大革命的结论？我的回答是，如果中国精英不能够认真对待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不能从托克维尔深邃的思想中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中国确实很可能发生一场破坏力极大的大革命。
一定有人会反驳说，历史不同，时代不同，且国情也不同，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轻率了。我承认，中国确实有很多情况与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比如，当年的法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革命，精英和大众均很愚昧，而中国在上世纪，两度江山易手。中国精英和民众对大革命有清晰的集体记忆，不希望那样血腥的事件重演。况且，法国当年是君主制，中国今天是党天下，整个社会都在中共组织的严密控制之下，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重上井冈山，都没有了可能。对此，我的回答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中国不会发生当年那样的大革命，但不等于不会发生由现代技术支持的大革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发生的中国大革命虽然样式不同，但其破坏性未必就小。且不说核武器失控的可能，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如果出现非典那样的大瘟疫，出现大天灾，则大革命导致中国全面失序，从而让千百万人死于非命绝非没有可能。
因此，与其争论中国会不会发生一次新的大革命，不如认真探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共党天下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连这个危机存在的事实都不承认，一切关于中国未来的讨论都没了基础。
回到本文的主题，如何理解和求解中共18大的总理难题？这个问题究竟与李克强读的书有什么关系？我以为，中共18大面临的总理难题，绝对不是一个人选问题，也不仅是中共高层的派系权力平衡问题，而涉及到18大后，整个中国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通盘设计，涉及到中共应对危机的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
检讨胡温执政得失，首先是不论谁当新总理，象温家宝那样连任十年，且一人对经济决策大权在手，这对中共政权乃至整个国家的风险都实在太大，不堪承受。其次，胡温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知如何对付地方政府。他们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是完全失败的，结果是肥了无数贪官，害了亿万百姓，留下无穷后患。18大后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规则设计和总理选任规则的设计，不仅要求对解决地方有效治理这个要害问题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新总理将要面对的新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强势封疆大吏。这个问题在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开始突现，令胡温不知所措。规范面临变天危险的党天下总理与有全国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之间的政治和行政关系，不仅涉及到新的政治平衡是否稳定，而且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些重大立法和政策的协调。
不言而喻，18大后党天下的总理难题，最关键的焦点还不在总理与地方大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如何安排，而在于总书记习近平与总理之间将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张力。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将影响整个中共权力结构的未来布局。习李双接班的安排，是曾庆红的杰作。这个有想象力的创意，展示了曾庆红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谋略。曾庆红17大时为什么以激流勇退为这样的安排开路，非常耐人寻味。
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助力太子党在18大后主政中国。曾庆红不可能不知道，推动这一格局，不得人心，而且也不可能不遭到胡锦涛的坚决抵制，但他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又为什么要安排李克强以总理的位子与习近平一道接班？原因之一，当然就是避免清朝垮台前皇族内阁的下场。如果中共最高权力完全被太子党垄断，其政治后果会非常严重。但如果因此而认为曾庆红只不过是想让李克强作个陪衬，或不得不向胡锦涛妥协，就太低估他了。
我的看法是，曾庆红真心想推动中共内部形成一种健康的派系竞争，增强中共内部的活力。我作此推测，是基于我对他的一些了解和分析，当然这种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与曾没有任何个人接触，但朋友之中，确有与曾庆红有交往，对他有一定了解的人。众所周知，曾的父亲曾山，是毛在江西苏区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毛反“AB团”，以血腥手段镇压党内异己的干将。曾山是中共极其残酷的内部斗争的幸存者。他手上沾过同志的鲜血，但他不同于夏曦那样的嗜杀狂。这样的嗜杀狂无论在哪里最后都很难幸存下来。对于父亲“打AB团”这段阴暗经历，曾庆红年轻时不可能全然不知。这可能就是他比许多高干子弟更懂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中共高层政治早已没有任何浪漫想象。曾庆红还有一段多数高干子弟没有的经历。他出生不久，就被送回江西吉安老家抚养，他的祖父象赵紫阳的父亲一样，是一个优秀的乡绅，据说被国民党杀害。曾长到9岁，才从乡下回到父亲身边。因此，曾庆红的童年不同于其他高干子弟，他得到了更多乡土中国的文化养分。曾庆红天资不低，学业优秀。有人告诉我，因其父任内务部长之便，曾很早就在家里看到过东厂档案。所以，曾庆红对中国帝王的御人之术，早有领会。这些独特的成长背景，使曾庆红成为同代中共高官中极其罕见的人物，他不仅热衷权力游戏，且有深邃的历史和政治知识。
曾庆红在辅佐江泽民中的独特贡献，已为人所知，无需赘述。他在保住江泽民大位的权力斗争中展示的政治才能，为他赢得了“大内高手”的绰号。我和一些支持赵紫阳的朋友都感慨，如果赵紫阳有这样的助手，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当我听到胡锦涛做王储，曾庆红对胡并不支持，两人关系紧张，我认为曾太霸道，太欺负人了。现在看来，胡曾的人格矛盾无法调解。曾庆红应该是最早认识到胡锦涛心理阴暗且治国无能的人之一。但他没有办法，胡是邓小平选中的皇储，无人能搬动。因此，没有人比曾庆红更清楚胡锦涛给中共政权带来的危险，也无人比他更了解中共自我毁灭的悲剧。
曾庆红有政治权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曾庆红是否有追求大道之心，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我知道他对中共的历史罪孽私下最直言不讳，但他似乎也热衷权贵的无聊嗜好。他能纵横捭阖弄权，但他能扮演超越性的历史角色吗？曾庆红现在的地位极其重要也极其微妙，他是真正的立储者，也是太子党的影子领袖，他显然试图带领红色贵族们救中共江山于即倒。为此，他在超越性方面准备走多远呢？从他站出来支持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来看，尤其是从他对海外流亡人士的态度来看，曾庆红可能走的比许多人想象的要远。因此，我相信，为了中共的党天下，更为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曾庆红会支持太子党与李克强、汪洋这些所谓团派大将真诚合作，相谋为国。
问题是，太子党和团派之间并不能构成有积极内涵的政治张力。即使存在权力之争的张力，将其转化为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政治张力也不合适。总书记和总理两个角色之间的张力，应该含有远超过党内派系权力之争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政治内涵。历史上帝相之间的角色张力的内涵前文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就中共党天下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角色张力而言，历史上也是有多重政治和治理含义的。除了继承帝相的传统，总书记代表国家的正统权威，主持军事和外交及一切大政，而总理除代表行政权力之外，在治理分工上，中共的传统是总书记管农村，而总理则更多地负责城市和工业。这是因为中共在农村主要以党组织实行基层治理。
把党内派系之争，尤其是大政方针之争，正式转化为总书记与总理之间的角色张力是说不通的。温家宝以总理的角色呼吁政治改革，总书记胡锦涛又另唱一套，是一种非常状态。那么，中共18大之后，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张力，应赋予什么新的政治和治理内涵呢？我的理解是，要增加有利于促进地方自治，用地方自治来带动社会自治，扩大政治自由的政治张力。
积多年对中央地方关系之研究和思考，我提出这样一个具体思路，以推动中国精英，尤其是推动即将主政的中共新领导去思考。
第一，让几个重要省份的封疆大吏正式参与国务院日常决策。鉴于重庆、广东以及上海、新疆在探索地方自治路径的重要战略地位，应考虑让这些地方的主政大员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定期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
第二，以上措施必然加强总理直接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关系的职权。这种安排，有利于促进总理的这一职能，促进高层精英合作，从而避免再发生类似4万亿那样的决策灾难。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是一种既有利于维护法律和政令统一的尊严，又有利地方创新的政治形式。为此，可以进而考虑常务副总理轮流坐庄，进而考虑总理轮流坐庄。
第三，以上安排，增强了总理既代表中央行政权力，也代表地方行政权力的政治基础，这就提出了如何增加总书记的权力和手段来制衡总理之权，从而有效制衡整个官僚系统权力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由党中央，也就是由总书记直接任命部分县份的一把手。这实际上是对帝制中国郡县制传统的再创造。由中央直接选拔和任命一批县份的一把手，对这些人实行新的选任和激励机制，可以解决前两届存在的政令不出中南海问题。这一措施能够对各省的治理和改革，施加有效的压力和监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个办法选拔和培养一批职业政治家。
这个权力结构改革设计中最重要的思路，是利用中国郡县制的治理传统来改造党天下封建化的地方治理。众所周知，中共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地方治理危机，地方政府的集体腐败，地方权力与黑恶势力的勾结极为普遍。这种普遍现象的制度根源之一，就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红色封建在改革过程中发生了腐败蜕变。薄熙来在重庆以高压打黑的办法，解决了当地这类问题。但全国没有那么多薄熙来，而且，强人治官的办法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办法。
为什么不用选举的办法？这里涉及到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否普遍支持直选产生地方行政长官？我相信多数人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那就是今天中国多数地方还不行。这无关老百姓的素质高低，而是因为直选会颠覆现在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失序。有人会说，直选的目的就是要颠覆现在的秩序和利益结构，实现公平和正义。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这种主张实际是用选举去发动革命，当权者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而且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
我的基本假设是，中国完全可以改造科举传统，像新加坡那样先实行开放的精英主义，以某种公开和公平的程序，从全国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政治人才，由中央直接委任到一些治理失败的县份担任一把手。这些“父母官”会受到当地人民和多数官员的欢迎。如果选拔和激励机制得当，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县完全可以走上法治和民主自治的轨道。我曾经把这个想法与许多人交流，结果让我更相信这个假设能够得到中国人的常识和经验支持，因为它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也符合国情。
不过，早在2007年，我就公开撰文提出这个主张（见“中国政治改革的新思路”）。这个主张虽然引起不少关注，但这个看似温和的改革思路，对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也意味着很大的威胁。我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个思路最大问题是冲击了买官卖官的市场，切断了许多人的财路，所以不会被接受。这是一个令人很沉重，但也很现实的判断。中国这些年买官卖官之猖獗，实在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其高峰的年度交易额，恐怕以千亿计。
因此，不论多么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的改革创意，没有危机来打破政治均衡，都不可能被付诸实施。但危机爆发之时，又往往是最愚蠢的办法被青睐之际。正因如此，中国的知识人与其去讨论革命还是改良，去批判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还不如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多准备一些有可能行的通的创意，以便在危机到来时开明的政治家有更多选择。中国现在确实陷在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双重陷阱之中。知识人指出这个事实并描述这个陷阱的黑暗是必要的，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这不足以帮助我们爬出这个陷阱。历史的事实是，没有革新制度和文化的创意和能力，任何文明都难以摆脱现行制度和主流文化对思维和行动的限制。比如美国，由于精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过于自大，结果对此次金融和债务危机毫无预见，美国人民很可能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应从美国精英的失误中得到启示，不仅要激发自己反省和批判本国制度和文化的能力，更要激发自己创新本国制度和文化的能力。
我上面提出的权力结构安排，虽然有可能增强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却未必一定增强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未必能扩大政治自由。因此，中国要在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关键在于我曾提出的横向秩序整合创新。为此，我主张创新已经实行多年的“地方对口支援”机制，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化关系来推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新的权力结构安排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这种政治形式有可能为发展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
所谓“地方对口支援”，是中国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直接转移资源，促进地方平衡发展的一种机制。这个重要的机制虽然已经实践多年，但在国内没有受到知识阶层的足够重视，在海外更是鲜为人知。其实，这是中共一项极有意义的创新。这一创新在2008年四川遭遇特大地震灾害的救灾以及此后的灾区重建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
马克思说过，“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包含着重要的真理，但不完整，事实是，有产者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向往自由的人民只有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在中国创造的“地方对口支援”这一机制中，包含着向往自由的人民如何帮助别人解放，从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的重要思路。
我们看到，对四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国做出了以一个发达省包干一个重灾县的安排，结果是，各援建省在灾区的重建过程中出现了竞争。竞争之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世界奇迹。正是因为效果如此显著，现在中共又把这个办法用于对新疆南部的大规模援建。
四川震区灾后重建虽然速度很快，但也暴露了不少严重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完全失控，浪费极大。为了国家的面子，如此挥霍人民血汗创造的财富，是极大的犯罪。事实上，把对口援助的机制稍加改革，就能带来很大节约，也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改革的方向，就是增加援助方和受援方的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有契约关系，也就不会有负责任的竞争。如果由中央制定规则和标准，并且监督执行，援助方和受援方可以相互选择、谈判，结果会大不一样。没有了责任的竞争，必然产生浪费的结果，而引入问责机制的竞争，将会带来降低成本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地方政府本能的反应，就是尽可能引入民间和私人部门参与，而不会像现在那样，政府独吞肥食，滋生腐败。
“地方对口支援”如果能够引入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地方间关系。这种契约化的地方间关系，这对于解决中国发展地方自治的难题，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地方自治，是政治自由最重要的内容。没有地方自治，不可能发展法治，而没有地方自治和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只可能是坏的民主。这个道理本不难理解，但在中国却很难被接受。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对发展地方自治非常不利。提到地方自治，许多中国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这会不会导致分裂，导致天下大乱。一些对中国不友善的西方人，以及仇视中共的李登辉，都公然提出中国只有分裂才有出路，更强化了中国人对地方自治的恐惧。
二十一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当时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地方主义的兴起”。也许是知道了我对地方分权的主张，费正清老人在他去世之前不久，曾约我去面谈。他问我，“你想象的中国式地方分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构造？”我当时无言以对。二十一年后，我认为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这就是“互惠性地方主义”（reciprocal localism）。
互惠性的地方主义之本质，就是允许地方各自探索如何扩大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自主权，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每个地方自由和平等的扩大，必须为其他地方自由和平等的扩大创造机会，而不是相反。（就是说，需要一个全局性的高层契约，即顶层设计！没有法治导向的顶层设计，地方的好主意第一无法避免“人去政息”的厄运，第二无法扩展、弥散；完全仰赖自由博弈，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精英总能跑在痞子前面。哈耶克的“自发演进导致自由秩序”不是普适规律。）当年的包产到户，就符合这个原则。当时安徽率先包产到户，一开始遭到不少发达省份的反对，但后来这些省份发现，安徽农民的自由，对自己是有利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安徽的包产到户缓解了粮食的短缺，而当时粮食征购的重负，主要加在发达省份。因此，安徽农民的解放，带来了发达省份农民的解放。
现在中国的局面，看似与当时不同，本质上却一样，只不过是轮到发达地区要帮助欠发达地区才能解放自己。朱镕基94年的税改有一层含义，就是地方要用钱来买自己的自由。这个安排不仅导致极不公平的税负，也就是越穷的地方税负越重，而且，这种安排还迫使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大量从外地农民工身上榨取财富。结果是，发达地区自己的环境和治安日益恶化，社会越来越不和谐，而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更是遭殃。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自然资源遭到掠夺性开采，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后患。仅靠市场的力量，显然不可能扭转这个格局。现在发展互惠性地方主义，就是要自觉地组织发达地区和城市，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农村，重建家园。
在新形势下推动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就是要明确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援助义务。为此，中央要把更多的财力留给地方。事实证明，地方花钱向中央买自由的结果，是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顾人民的死活。这不是一条通往自由的出路，而是一条通向新型奴役的死路。把更多的经济剩余留给地方，让他们解放自己，也解放别人，应该是一条真正通向自由之路。
中国正在进入建设社会保障，提升底层社会基本福利的关键发展阶段。其实，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平均收入水平，中国早就应该开始这个过程。但94年后的财税体制不允许这样做。地方官员可以大量增加公款消费，却不能提升社会福利，谁这样干，谁倒霉。尤其是发达地区和城市，不可能提高外来人口的福利，因为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只有坏处。我的一些经济学同行，不是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而是宣扬中国不宜提升穷人福利和社会保障，并引证福利国家出现的弊端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确实出了大问题，美国现在的债务危机就与此有关。但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仅仅是因为福利水平太高？现在看来，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出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政府承担的责任太大，另一个就是管理权太集中。这两大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随着社会保障的提升，社会和地方自救和自助的动力和能力下降，因此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就是摧毁了人们千百年形成的各种道德依存机制。为了一面提升社会保障和福利，一面凝聚社会，发达国家精英的一种选择，就是对外扩张，用掠夺别人来维系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会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的机理。
中国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不能搞社会保障，不能提升穷人的福利。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出路就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发达地区和城市要不仅为自己的居民，而且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此，要组织有效的竞争，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中国在教育、司法，尤其在医疗服务方面，完全有条件既获益于规模经济，又获益于竞争。这恐怕是中国唯一的自救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也有可能成为一条拯救世界的路。因为中国文明自古有天下主义的自我期许，正是在这个期许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明，这个文明谁也消化不了，反过来谁也救不了，只能靠我们自己救自己。而为了救自己，我们最后也要去救别人。
西方文明有许多成功之处，世界从西方文明的兴起中受益不少，受害也不少。现在中国文明有了复兴的机会。我们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机会。中国文明的特质是不轻易损人，而比较容易害己。美国作家何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那就是美国比较容易自以为帮别人结果害了别人，中国则相反，比较容易伤害自己结果也伤害了别人。以牺牲亿万农民工的生命、血汗和后代的福祉成就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已经显露了伤害自己来伤害别人的趋势。中国要扭转这个趋势，找到一条自救之路，然后去帮助那些“失败国家”，实现中华文明天下主义的自我期许。
“失败国家”其实是西方失败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援助模式的产物。不应该把这一结果归咎于西方的阴谋，因为西方既有利己的考虑，也有高尚的动机。事实上，西方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要从西方的失败中学到真的教训，否则就会闹百步笑五十步的笑话。
写到此处，这篇长文该收尾了。在此，我要表达对中共18大的真诚期望，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自由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人闹了两场革命，却没有得到自由。这其中的教训究竟是什么？向往自由是人类的本性，中国人绝不会例外。为此，中国人很可能还要再来一场大革命。即将主政中国的中共领导人不可能阻止这场革命，但他们可以做到让这场革命不在今后10年内发生。他们还可以通过开放的精英主义和互惠的地方主义，扩大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从而为一场光荣革命准备条件。这样，党天下虽然不可避免会被终结，但中共有可能像国民党那样，获得新生。
原文发表于2012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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