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白皮书 台民团批中共敌视民主

针对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内容指香港自治授权是源自中共中央，由台湾太阳花学运组成的"岛国前进"12日批评中共政府如此蛮横的态度，再度印证其敌视自由民主、社会正义、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极权本质。

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把持的国务院新闻办6月10日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白皮书，引发香港民间的强烈愤怒。多个政团6月11日到中联办抗议，批评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国际承诺，破坏一国两制。（潘在殊／大纪元）

"岛国前进"批评中共政府背信弃义，虽然中共政府已透过于1984年与英国政府所签订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具体承诺，包括"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等事项，但10日所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却清楚地展现了中共政府无视国际条约之义务，随时可以背信弃义，完全不值得信任。

支持港人民主运动

他们表示，面对中共政府不断的进逼与打压，香港人民却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香港人民因"新界东北开发案"采取行动占领立法会，对少数党议员面对司法冤狱打压，他们仍不退却，即将在近日再度包围立法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为了捍卫港人普选的权利，已经蕴酿多时的占领中环运动，不断得到更多香港人民的支持，正蓄势待发。

他们强调，面对中共政府此时抛出的白皮书，香港人民透过各式各样的公民运动，展现自己的意志与开创香港未来的勇气及决心，我们致上高度的敬意与支持。我们支持港人的民主运动、希冀能够共同抵抗跨海峡政商联盟对基层人民的剥削。

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表示，中共发表对港政策白皮书，口气强硬、态度蛮横，目的当然是恐吓港人，试图吓阻占中行动。这样的高姿态更加显示出北京对于占中的恐慌。这一次港人要是被吓住，以后就只有做奴隶了。希望港人用更大的勇气和团结，反击白皮书对港人的恐吓。

此外，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指，白皮书内容中有关行政权部分，将使得香港特首普选遥遥无期，立法权最终也将回到全国人大会，在司法终审权的部分也受到干预。我们认为中共一旦权力集中，将造成人权危害，这是世界的普世认知。

黄帝颖表示，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强调"一国"先于"两制"，显示中共将"国权"置于"人权"之上，恐牺牲香港公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基本权利，令人忧心。此外，香港自1997年主权移交中共以来，新闻自由不断倒退，贫富差距扩大，民主和人权均有恶化迹象，台湾与香港互动密切，民进党呼吁中共政府正视香港人民追求民主普世价值的权利。

（责任编辑：高静）

纽时：习近平家族财富曝光后 习家急

纽时：习近平家族财富曝光后 习家急忙脱手
    莉雅
    
    华盛顿 — 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北大毕业生、亿万富豪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的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的报道之后不惜赔本处理资产。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被镇压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
     
    这家美国主要报纸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做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
     
    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六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
     
    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
     
    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
     
    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意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甚至不惜蒙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
     
    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根据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桥桥与邓家贵夫妇还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
     
    在此前的2012年6月，彭博新闻社对习近平家族的资产作出了报道。报道说，他们在总资产达到3.76亿美元的公司中有投资，在一家总资产为17.3亿美元的稀土公司中持有18%的股份，在一家上市技术公司中持有2千万美元的股份，并在香港拥有7处房产，总价值达到5500万美元。这些金额不包括他们的负债情况，因此并不反映他们的净资产。报道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本人或是他的亲属有任何非法行为，也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利用他的职权为他的家人谋利。
     
    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这篇报道之后，中国当局屏蔽了它的网站。当时习近平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他在2013年的秋天正式成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上任后的习近平展开了严厉的反腐运动，号称要“苍蝇老虎”一起打。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现年42岁的肖建华控制着一座庞大的商业帝国，经营的业务涉及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银行、保险、水泥、地产、乃至稀土矿。这些业务大部分有他的控股公司明天集团打理。根据胡润百富榜的估算，他的个人财富达120亿元人民币。
    
    来源：美国之音 (博讯 boxun.com) 

景凯旋 抵抗虚无

前苏联大清洗中的审讯已经远去，但却足以让文学家们写上好几个世纪。在已有的作品中，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最为脍炙人口。书中主人公是第三国际的一个革命家，最后死于大清洗。继库斯勒之后，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写了同样题材，契斯生于1938年，比库斯勒晚了整整两代，他的《达维多维奇之墓》在主题和表现上都不同于库斯勒，但却同样描述了这场革命的毁灭与自我毁灭。

此书取材于真实文献资料，包括档案、传记、回忆录和新闻报道。书中人物来自欧洲各个国家，都是第三国际的成员。这些革命者四海为家，有着狂热的破坏激情，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暗杀、暴动、参战、逃亡、流放、被捕、审讯。他们掀起的革命、内战、集体化在半个世纪里像风暴扫过俄罗斯和欧洲大地，更像是用鞭子抽打着人民的脸庞（书中的一个比喻）。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自己阵营的清洗，在受尽折磨后步向死亡。

达维多维奇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年轻时走过私，当过学徒、码头工人和司炉工，组织过罢工、街头示威和暗杀。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又在俄罗斯指挥征粮，与白军作战。西方一篇评论这样描述这位著名革命家：“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没有道德观念，愤世嫉俗，对理念、书籍、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要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事实上，无论对情人还是民众，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同类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世界围绕着他们旋转，而他们则冷冷地看着世界。

达维多维奇被捕后遭到残酷刑讯。在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角力方面，此书与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有着相似之处，那些审讯者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关心什么历史目的论之类，他们只是凭着对人类的直觉，意识到要让一个有智力的老革命家屈服，就要蹂躏他那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两个陌生青年被带到他身边，由于他拒不认罪，年轻人成了替罪羊，当场遭到枪杀。达维多维奇终于屈服了。

在《正午的黑暗》里，被审讯者为了维护革命事业自动承认了罪行；在《达维多维奇之墓》里，被审讯者的认罪则是由于受不了折磨。同样的审讯主题，库斯勒促使读者去思考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革命者动机的隐秘同情显示出一丝悲剧色彩，而作为年轻一代的契斯对此动机已经十分疏离，他直达事物的核心，以一种超然风格和反英雄形象，让读者感到这些残酷的悲剧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为了探寻思想史原因，契斯在最后一部书《死亡百科全书》中写到诺斯底主义。这个基督教异端教派的文献两千年来一直流传于欧洲各地。创始人西门·马古是新约中一个行邪术者，他否认耶稣赎罪的意义，主张靠天启的知识获得拯救。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仰，西门甚至显现奇迹，缓缓飞上了天。诺斯底思想内蕴的虚无主义与现代人的精神处境相契合，有的存在主义学者就将其视作古代的对应者，认为可以借助它洞察现代虚无主义的意义。

面对一个没有上帝的物理世界，现代人感到基督教建构的世界秩序消失了。存在只是一种偶然，没有任何意义。价值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客观事实。人来到这个世上失去了不朽的抚慰，失去了道德根基，只有绝对的孤独和虚无。书中无论是妓女、贵族革命者，还是哲学家和诗人，他们的内心都缺乏安宁，对他人充满怨恨或冷漠。面对死亡的临近，他们发现自己一生其实孤苦伶仃。旁人对他们的悼词充满颂扬，但他们自己知道，“只有死亡是确实的”。像诺斯底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死亡全都充满了恐惧。

契斯在书中展示极权灾难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伦理情感。他把现代政治迫害归于人类道德的沦落，而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背后，则是对世界的一种虚无主义看法。以虚无始，以自我毁灭终，这就是二十世纪欧洲社会崩溃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布罗茨基称契斯的作品“在伦理失败的地方达到了美学的理解”。

在契斯看来，两个世纪以来盛行的各种学说背后，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导致了现代人的道德衰落和极权制度的产生。这种虚无的力量曾一度征服了全世界的人心，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能够战胜它的唯有其自身的限制。正如书中西门显现奇迹时，上帝对困惑的彼得说道：“他确实凭借他的意志、思想飞了上去，并且正在飞向星辰，无形中也仰杖了怀疑和人类的好奇心，然而这终究是有限的。”

西门最终从云端跌下尘埃，证明了他不过是一个假先知。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极权由于其道德虚无，终将会自我毁灭，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

针对北京4大学100学生搞了六四调查 结果令人吃惊

日前，外媒对北京四所大学100名大学生进行采访，展示六四“坦克人”照片，仅有15人知道照片内容，大部份对此茫无头绪。六四发生25年以来，中共垄断思想和言论，竭力让民众遗忘六四。

100北京大学生仅15人认出“坦克人”

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6月1日报导，北京四所大学100名学生，只有15人认出1989年六四“坦克人”，19名学生错误地猜测这是一场阅兵，而大部份人对这张照片茫无头绪。

“坦克人”指的是王维林，他在六四屠杀发生后的第二天，独自一人阻挡一列开往天安门的坦克车，被美国《时代》杂志以“无名的反抗者”（The Unknown Rebel）命名，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

少数知道这张照片的北京大学生，立即变得精神紧张起来，有人以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为由，回避谈论照片内容，然后迅速离开。

报导说，现在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不知道1989年六四事件，有些人甚至感觉与自己无关，就像古代历史那么遥远。年轻人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对经济和前途的忧虑，想着如何找工作，如何赚钱买房，对这些关乎整体民族命运的大事件却表现漠然。

中共深知罪恶要民众遗忘

六四发生以后的25年间，中共一直加紧控制思想和言论，不仅中共官方对“六四”事件只字不提，也不允许民间讨论关于“六四”的任何信息，在互联网上展开严密的文字审查，删除一切有关“六四”的文字、图片。

六四成为中共的敏感日期，每年临近这个日期，中共都会大规模抓捕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对于法国汉学家白夏曾而言，中共当局禁止讨论六四本身就说明中共自己知道这是犯罪。

今年，“25年”、“这一天”，“哀悼”，以及带点诗意的“春夏之交”等词汇都成为网络禁词。

美国主播呼吁正视历史

现年82岁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前资深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1989年曾在北京现场采访天安门事件，最近接受美国之音（VOA）专访，透露当年中共官员曾试图强行切断他的卫星信号，企图封锁消息。他表示，中共竭力让人遗忘六四，但唯有正视历史，社会和人民才会更加强大起来。

（责任编辑：李晓清）

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谴责中共掩盖六四真相

中共领导人花了25年确保人们遗忘六四。即使中共已经换了三届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松一口气，旨在抹去公众六四记忆的运动一直在升级和收紧。外媒报导说，中共最大的担心是民众将六四作为凝聚人心的触发点。

中共领导人花了25年确保人们遗忘六四。即使中共已经换了三届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松一口气，旨在抹去公众六四记忆的运动一直在升级和收紧。外媒报导说，共产党最大的担心是民众将六四作为凝聚人心的触发点。（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美联社：中共封锁八九民运信息

美联社6月1日报导说，中国著名博主石述思去年在微博上对他的150万粉丝说，记住六四。几分钟之后，他的帖子被删除。今年的六四周年前夕，石述思没有张贴有关1989年镇压的任何东西。

“大媒体对待它就像它从未发生过一样。”石述思说，“越来越少的年轻人知道这件事。现在没有机会讨论它。”

中共领导人花了25年确保人们遗忘六四。即使中共已经换了三届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松一口气，旨在抹去公众六四记忆的运动一直在升级和收紧。

1989年绝不是共产党唯一的禁忌。西藏，台湾，法轮功精神运动，所有这些在报纸和博客上见不到。但是即使在最爆炸性的话题当中，任何提及八九民运的话都被禁止。

“六四特别敏感，不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潜在批评，而且因为人们可以用它作为凝聚人心的触发点。”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追踪中共审查互联网的研究员吴杰森说。“那对他们（中共）甚至更加可怕。”

六四切断媒体自由趋势

美联社报导说，在邓小平下令镇压之后，中共领导人曾经短暂试图说服怀疑的中国公众，针对手无寸铁抗议者的暴力是阻止国家灾难必要的行动。这次动荡切断了八十年代后期执政党允许媒体更多自由的趋势。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告诉监管机构，放松媒体控制。报纸可以报导公众对腐败和社会控制的挫折感。

在镇压之后，邓小平逼退赵紫阳，代之以江泽民。江以“舆论的正确导向”为由，为接下来三十年中共对媒体的广泛控制设定了基调。

天安门镇压“绝对是理解今天出版审查如何运作的关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编辑班志远说。“其概念是，你必须通过媒体控制来控制舆论，以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

那些希望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将放松共产党权力垄断的评论员们感到失望。随着数百万中国人上网以及获得智能手机，北京重金开发高科技过滤网络信息。官方审查努力的规模和成本是保密的，但是中共据信运营着世界上最广泛的监视系统和过滤系统。

2012年的六四“密码”

美联社报导说，每年六四前夕，手机用户就跟电信运营商玩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试图寻找新的代号来唤起人们对六四周年的关注：比如称这天为5月35日，而审查者试图破译新的代码并屏蔽它们。

审查者在2012年6月4日将“上证综合指数”添加到被禁词汇名单。中国股市基准指数在那一天开盘2346.89，它可以被解读为1989年六月四日的23周年。当天收低64.89，它看起来也像是这个日期。

博客，短信和其他社交媒体的运营商被要求自己出钱雇佣审查员。如果他们不遵守当局规定，他们会失去市场准入资格。上周二（5月29日），北京宣布对微信进行打压。微信曾被一些记者和活动人士用来传播新闻报导和评论。

CBC：中共一向篡改历史掩盖真相

CBC电视台5月31日报导说，本周在加拿大和全世界，将有纪念活动，烛光守夜和示威以纪念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唯独在中国没有。

中共政府成功的重写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篇章，将争取民主的和平抗议者塑造为反革命暴徒。

哈佛大学中国学者何晓青说，中共政府在篡改历史掩盖真相方面做得一向成功。她也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挣扎的声音》作者。

“即使在1958-1962年的大饥荒导致3600万人饿死，他们仍然总结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她接受CBC采访说。“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

没有人能够证实天安门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根据不同说法，这个数字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中国红十字曾经估计，死亡数字是2600人，后来收回这个数字。

美议员指中共掩盖六四镇压

《今日美国》5月30日报导说，当陈青林看到朋友在天安门大屠杀当中被射杀，他于北京的生活在1989年6月4日被改变。数千人在那天死去。就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因为试图传播这场悲剧的真相和继续为中国民主而战，陈在牢狱中度过数年。

当陈青林加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工人抗议行列，施压中共停止政治垄断和国企垄断时，他是北京气象学院的二年级学生。但是政府不但没有进行改革，反而派遣坦克和士兵包围学生领袖和其他异议人士。

陈青林说，“暴力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迄今已经25年。共产党在继续这些努力，我们希望知道为什么。”他是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五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的五名中国异议人士之一。

根据由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出版的《天安门广场1989：解密历史》所述，中共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造成500到2600人死亡。中共官方死亡人数为246人。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共对天安门镇压信息的处理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掩盖”。

史密斯说，在访问北京期间，他在互联网上搜索天安门广场，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结果，仅仅是一些宽阔地标的漂亮图片。他说，美国对中共整体人权镇压的反应可以描述为几十年来“错失机会”。

史密斯也批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未能更多施压中共改善人权。

李克强哥哥执掌中投？ 传言激起千层浪

近日，管理资产超5,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换帅，新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名叫李克平。因现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一个同胞哥哥名叫李克平，一时间网络猜疑中投这次换帅是否涉嫌〝鸡犬升天〞。

1月21日，《中国证券网》发布消息称，原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由于年满61岁近日正式退休，他的继任者，是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克平。

报导表示，李克平2011年7月被任命为中投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其中，首席投资官一职，也是继任自高西庆。

从中共官方公布的简历来看，这个李克平1992年3月至2001年5月期间，在国家体改办任职。

新任中投副董事长的李克平。（网络图片）

消息发布后，有网友指，现任总理李克强的二哥同样叫做李克平，而且李克强这位二哥也曾在体改办任职。

这一消息瞬时激起千层浪，众网友纷纷质疑这一调任充满猫腻，有〝鸡犬升天〞之嫌。

香港《苹果日报》21日当天立即调查、核对，结果发现，这原来是个误会。

报导表示，近查证，这次履新中投公司副董事长的这个李克平籍贯陕西，而李克强的家乡是安徽；更主要的是，该李克平出生于1956年，甚至小过1955年生的李克强。因此，他和李的胞兄只是恰巧同名同姓而已。

公开的资料显示，新任中投副董事长的李克平1982年8月开始在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工作，此后历任历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巡视员，然后又十年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任职，历任投资部主任、秘书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职，2011年6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投资官，2011年 7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张允若：不要挑战国人的常识

常识，是人们公认的对客观世界常见现象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系统的探索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或者说没有基本的常识，就谈不上对客观世界更加深入系统的认识和把握。起点错了、或者说违背了基本的常识，那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认识和行动上铸成大错。

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来在华夏大地上总有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人们公认的常识，将国家引入歧途。而被这种人操控的媒介或宣传工具，总会不遗余力地加入这种挑战常识的鼓噪，把大千世界搅得一片混沌，给亿万民众带来严重的苦难。

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事例，便是胡话连篇的”大跃进”和”粮食放卫星”。不论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或其他作物，每亩产量从千斤、万斤一直吹到十几万斤、几十万斤，根本无视最基本、最起码的常识，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祖辈耕作的老农私下说：全是一片梦话，把稻谷和稻草一起加拢来，也到不了这个数！除非在地面铺上几寸厚的稻谷，要不然根本到不了这个数！可是掌权者及其吹鼓手，执意要向人所共知的常识挑战。结果当然一败涂地，可是还死不认错，偏要按这种吹出来的产量向农民要粮，农民交不出，便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一直闹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创下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世界纪录。

这种荒唐的做法到”文革”时期又推上了新的更加荒诞的高峰。不过这时挑战的不再是生产常识，而是文化常识、历史常识、社会常识、人伦常识等人间一切常识。只要发现谁家有幅古代名人书法绘画，那就是妄图复辟封建主义；只要发现谁家有本民国时期的报刊、里面有点当年头面人物的照片或文字，那就是妄图变天、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只要发现谁家有海外亲属寄来的片言只字，那就是里通外国、充当帝修反的特务间谍，……凡此种种，当事人都要挨批斗、受关押、甚至遭遇杀身之祸。运动的发动者及其操控的媒介和宣传工具，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利用红卫兵和中小学生的无知，挑战人间一切常识、挑战人类基本良知，把亿万民众投入了一片血泊之中。

“文革”结束，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常识有所普及，历史和现实的是非，应该让实践来检验、让民众来评说。可是，历史的发展常有严重的惯性，挑战常识的事例仍不少见。

先说一件每年都会遇到的事例。10月1日是中共建政的节日，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媒体上总是把它说成是”我们祖国的生日”，甚至堂而皇之地声称”这是我们祖国多少多少年的华诞”，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我们祖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被缩短为五十几、六十或六十几年了？那些眼睛盯着每张报纸每篇文章每个标题的审查官们，怎么都认可了这种无视常识的笑话了呢？有位所谓的作曲家，竟然在他创作的歌曲里反复咏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请问在他眼里1949年10月1日以前到底有没有中国呢？如果有的话，他又依据什么说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是出生在十月一日的呢？多少年来，这样的歌曲长盛不衰地在媒体播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再比如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所谓”基本正确”、”成绩是主要的”、”功大于过”等等，常常违背基本的数学常识和统计常识。就拿1957到1958年的”反右”运动来说，在帮助中共整风的过程中，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在55万以上（一说为300多万），经过1970年代末的复查，几乎都已”改正”。”反右”时期报上点名的头面人物，不予改正的只有五位，在当年公开点名的千百个”右派分子”中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甚至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都已改正了。一个运动错案率如此之高，却还要说它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不是挑战最起码的数学常识吗？这还只是数量上的考虑，如果再从当年多数”右派”（包括未获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实际言行来看，不就是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推进国家的民主改革吗？认真地回顾一下整个历史进程，用现代民主的观点分析一下这些言论主张，把他们打成”右派”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吗？

这种挑战基本常识的事例，近年来又有重新泛滥之势。

比如说，有人在官媒上发表长篇大论，大肆讨伐宪政民主，大谈宪政之不可行，认为宪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采纳或仿效，甚至还有人下令宪政概念不能在高校教学中讲授。这不是咄咄怪事！宪政者，依宪治国、依宪施政之谓也。这是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不是有宪法吗？难道我们不该贯彻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施政吗？不搞宪政，难道我们应该搞人治、搞独裁？难道应该废除宪法、重新回到毛泽东津津乐道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状态吗？

再比如，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过”三大改造”，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个体手工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以后在我们的国土上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一统天下；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连老大娘卖几个鸡蛋，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禁止了），全面实行了计划经济，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城镇，对私营经济先是公私合营、给私方付定息赎买，后来干脆取消定息收归国有，迨到”文革”时期，城镇全部土地、房产、工商企业、各种生产资料都已国有化。在农村，先是合作化、随后公社化，而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构，统领当地工农商学兵一切事业，实际上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完全归于国家支配。这便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整套社会制度，这便是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这套社会制度，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废除和改变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所有制并存，今天的民营经济不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所占的比重来说，远远超过”三大改造”之前的私营经济。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当年的计划经济。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已是国人和世人共知的事实，也就是国人和世人公认的常识。

奇怪的是，如今官媒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时，总要重申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设（即”文革”结束之前的27年）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的”辉煌成就”；谈论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时，除了推崇他领导全党夺取了政权之外，还要强调他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还要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继承他所开创的道路和伟业。明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恶果已不复存在了，明明毛泽东时代建造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和计划经济模式已不复存在了，可还要重申他创建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这不是无视现实的变化、无视人所共知的事实和常识吗？已经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竟然还是他的丰功伟绩，这是什么逻辑？莫非谈论者有意要恢复那已经否定了的一切、来个否定之否定？

回顾起来，所有挑战国人常识的行为，都有其特殊的政治目的、都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对于此，本文不想展开论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常识总归是常识，只要它是社会现象的正确认知，谁也无法否定它、违背它。如果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来否定它、挑战它，不仅徒劳、而且注定要碰壁的。如果以为绕点弯子、编点说辞，就能自圆其说、达到否定常识常理的目的，这就未免过于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到头来只会遭到民众的讪笑，以至失去自己的公信力。试问：你连社会历史现象的ABC都闹不清(或者是有意混淆)，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你的高谈阔论、相信你的高明教导吗？

（2014年1月）

张允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3年毕业。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曾先后在江西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执教。1988年、1998年两次主编全国通用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自学考试大纲和教材。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等。在国家级或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50多篇。退休以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多家网站上辟有个人博客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