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

胡德平：破解《舊制度與大革命》之問


近兩年，不少朋友閱讀了法國托克維爾寫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各種評論很多。這些評論大多和我國改革掛鉤，因而引起我的興趣。在這裡談點學習心得，希望聽到批評意見，以提高對當前我國改革事業的認識。

革命是否是不識好歹？

托克維爾在書中經常反問自己，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壓迫）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何以繁榮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來？”“何以減輕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難道革命真是不識好歹嗎？人民真是得寸進尺嗎？是否一味高壓就可以阻止一場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法國大革命前的經濟和社會思潮背景。法國自13世紀以來，封建領主的土地制度逐漸瓦解，土地所有者、小農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領主。這一過程延續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紀。中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現象。不同的是，這一過程發生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是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500年間的事情。中法兩國在兩個500年的期間，都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了新興的工商經濟。這是呂振羽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他認為，退出歷史舞台的各諸侯國封建領主把持山野川澤的禁令逐漸放寬廢弛了，各種礦產、山林、鹽鐵、水產、運輸等資源可以由百姓開發利用，因此私人工商業就得到迅速發展的機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是貧富分化的開始。大地主、大工商業者的出現是必然發生的現象，富可敵國的大豪強和可與諸侯分庭抗禮的大商人層出不窮。尤其是在秦漢時期，自耕農、工商經濟的發展都帶有劃時代的特點。中國古代商人出身的權臣桑弘羊也是這時露頭的。

法國的中世紀也是自給自足的領主經濟，但13世紀以後，多數農奴已擺脫了領主的統治成為自耕農。同時，工商經濟亦如中國獲得同樣的發展。法國的大小領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澤資源，18世紀的法國何以有大規模的採礦、冶煉、運輸業的出現，其規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場，或是集中勞動的百人規模的手工工場。 18世紀初期，英法兩國在冶鐵業方面未見明確統計數字，但世紀之末，英國鑄鐵產量為6.3萬噸，法國則為13多萬噸。法國在煤炭、非金屬、紡織、造船方面比英國遜色，但在絲綢、冶鐵、酒類奢侈品方面則勝於英國。法國還集中了歐洲一半以上的貨幣，並出現了近代重商主義的權臣柯爾貝爾。

與中國秦漢時期的不同之處是法國的工商經濟市場規模比那時的中國更加擴大，而且遍及歐洲諸國及美洲。法國貴族的傳統意識是權力和榮譽來源於封建領地和領地上的人口，而純動產則意味著地位卑下，所以貴族視工商業為賤業。正如托克維爾所言，越到中世紀末期：“貴族階級的財產很快就成了其他階級力圖攫取的共同獵物。每個人都會利用貴族的無知，衝動與弱點，爭先恐後地拼命將貴族擁有的大量非生產性財產納入普遍的商業活動中。”（《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91頁）

中法兩國不同之點更在於，封建領主制度結束以後，中國文化學術上出現的百家爭鳴，被後來強大的秦漢專制皇權封殺了。而法國卻在封建領主制度的瓦解中，迎來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即便是路易十六，口頭上也講“自然法”、“勞動權”、“人權”。法國經濟、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積都有了數百年的歷史。

其次，讓我們思考一下，為什麼大革命的主體只能是第三等級。法國當時不少地方仍然存在著中世紀的殘餘制度，那裡的人民多為農奴。農奴沒有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渴求，當然也不會提出資產階級革命的要求。提出資產階級革命要求的階級只能是法國的第三等級，即為數眾多的工商業者、知識分子階層和廣大自耕農。他們的物質利益得不到保證，政治上無地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受到嚴重阻礙。第一等級、第二等級雖然多已失去領地，但不交稅，又有特權，享有年金。封建專制國家把沉重的財政負擔統統轉移給第三等級。第三等級要交的租稅，據托克維爾統計就有軍役稅、人頭稅、念一稅、年貢、勞役、附加稅、註冊稅等等，法國成為一個主要靠窮人納稅的國家。國王稅收不足，就大舉借債。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國家的債務即增加3倍，達45億利弗爾。這些債務負擔只憑農業人口的稅收遠遠不夠，壓榨的對像也只能是交納工商稅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第三等級的市民了。

這種革命在落後的農奴地區是無法產生的，它一定要在生產發展，社會進步，但又遇到強大阻礙時，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風雨。正如托克維爾所言：“這場革命主要發源地的法國那些部分，恰恰正是進步最明顯的地方。”“相反沒有什麼地方的舊制度像盧瓦河流域及河口處、普瓦圖沼澤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裡點燃並滋養了內戰戰火。”（《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14、215頁）。
我們萬不可被所謂繁榮了，壓迫輕了，負擔少了，為何革命卻發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維爾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在交納工商稅的資產階級有足夠發展的區域開展，而不可能在落後的農奴地區開展。

第三，讓我們想一想法國大革命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什麼。法國農村多有公社組織——這是我們研究法國歷史必須要理解的地方——這在托克維爾、馬克思的著作裡都提過。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許多省份地主便奪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頁）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英國經濟學家阿瑟·揚，在革命爆發前十分驚異地發現，大量土地已被原來的農奴，現已變為農民的人佔有。這種情形，他估計佔了法國土地面積的一半。所以，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這是另一場革命，它與使農民變為土地所有者的那場革命一樣偉大”。

用今天的話來說，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場所有製變革，資產階級希望佔據統治地位的革命。農民佔有了土地，但沒有所有權；工商業者有了自己的產業，但也未得到明確的所有權，因而才與當時的國家製度，生產資料所有製產生了嚴重的對抗性矛盾。路易十四在一項敕令中的理論是：“王國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國家的條件被特許出讓的，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並不完全的佔有者而已”。 （同上，第227頁）第三等級沒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權，卻要為產權不完整的土地繳納越來越多的稅收，此社會矛盾未除，新危機又出。那時為了應對財政困難，還要加稅、舉債，又一次觸動了第三等級的所有權問題。這才是法國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為擺脫政府的財政危機，不得不召開全國三級會議，但在召開三級會議、代表名額、全能法院、國民會議、制憲會議等方面，均與第三等級在這一根本矛盾上產生了激烈衝突，就連特權階級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轉向革命。矛盾由弱到強，由小到大，革命終於在1789年7月14日順勢而發，巴黎群眾攻下巴士底獄。

不能認為革命不識好歹，群眾得寸進尺。革命的每一步驟，都包含著百年的歷史積怨和憤懣，革命群眾沒有退縮，而政府卻沒有根本對策，最後只能是全盤崩潰。 “8月4日之夜”，法國的製憲會議在亢奮激昂的氣氛下，通過了大革命後第一部新憲法。現節選有關條款如下：

第一條：議會聲明封建制度從此廢除。這包括“現存關於封建制度的不動產所有權，以及一切來源或代表農奴制的製度的收費都應馬上廢除而不受保護”。

第九條：財政上的免稅權力已被永久廢除，稅款將會通過相同形式向全體公民收取，新的稅款徵收方式正在製定當中。

第十一條：所有公民，無論其等級及出身，均有任職政府機構及軍隊的資格。

以上新憲法的若干條文正是體現了激進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更體現了封建專制政府和法國人民大眾的矛盾。所以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無疑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後，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讚美的目光仰望這個時代。”（《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44頁）

法國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個例外。該省是一個經濟繁榮，壓迫減輕，居民負擔較少的省份，由市民階級治理。他們向法國君主買下了所有的徵稅權、官位權，而國王則以保留該省的三級會議為代價。這裡不但未爆發革命，反而在革命中還持保皇的立場。所以托克維爾不無遺憾地說：“倘若當初那些君王不是僅僅考慮坐穩江山，他們只要把用於取消和歪曲省三級會議的一部分的頑固勁頭和氣力拿出來，就足以使省三級會議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於完善，並使之全部適合現代文明的需要。”（同上，第279頁）或可走上托克維爾羨慕的英國道路。

雖然托克維爾認為，革命群眾的內心有著複雜的心理和企望——貪欲、嫉妒、仇恨和獨特的殘忍，但他還是擺脫了他的貴族立場，盡情歌頌了它。絕不要相信法國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輕鬆愉快，自尋開心的表現。他認為：“給這些人打開一條出路吧，讓他們擺脫他們似乎不介意的苦難，他們立即會朝那個方向飛快地跑去，勢頭暴烈，要是你擋住他們的道，他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就從你的身上踏將過去。”（同上，第172—173頁）這話多麼熟悉，讓我們想起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托克維爾這種態度、語言充分肯定了法國大革命的正當性、合理性，而他對法國高度集權的官僚專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國又有人重讀此書，我覺得也是對那種“告別革命”思潮的一種反省和考問。 “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不會過去”，一個中學生以此寫了一篇作文，直擊我心。中國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革命、犧牲，無法令人忘懷，中國的“革命”二字在歷史上是怎麼寫出來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熱血、生命寫出來的？在內戰中死亡的敵方官兵，也是共和國成立的一種代價。我國革命在1949年已告結束，但絕不可忘記過去的革命！記憶加創造等於社會變革，為了不再發生革命，我們要以前輩的勇氣、決心和智慧，參加今日中國的改革。

舊制度給大革命留下的唯一遺產是什麼？

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嘯，毫不猶豫地摧毀了法國的君主王權制度、法律制度和經濟基礎，改變了法國社會的風尚民俗，並且越出國界，在歐洲境內“打碎一頂頂王冠，蹂躪一個個民族”，“似乎最終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煥然一新，可以說要創造一種新人類。”（同上，第43，44頁）

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和舊制度沒有完全斷裂，但遺產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來的遺產，就是舊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權，“我承認中央集權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歐洲羨慕我們，但是我堅持認為這並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這是舊制度的產物，……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後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頁)這種羨慕並非褒義，而是對歐洲君主的揶揄。

這裡說的王權或中央集權，實質上都是國家政權中的行政權，而立法權、司法權，雖然名義上也有，但都是僕役、婢女，可能還是封建領主時代的遺留風俗。托克維爾說，只有當王國民情鼎沸時，中央政權才讓他們出頭露面，“暫時理事，允許他們熱鬧一番”，“社會飛躍發展，每時每刻都產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種新的需求，對中央政府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權力源泉，因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滿足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頁）這就是經濟學中“尋租”現象產生的製度環境。因為司法缺乏靈活性，其活動範圍是固定不變的，新的案件層出不窮，立法又無例可循。

法國君主的王權，中央集權是怎樣形成的呢？那是伴隨著大小領主勢力的沉淪，王權開始發展和膨脹起來。就和中國秦漢兩朝一樣，封建領主成為衣食采邑的食利階層，就不再是領地的主人了，即使領主們手中還有一些領地中可憐的司法權力，只要能兌換成金錢，領主們也不吝交換。這樣隸屬中央的地方行政權力就乘勢建立了起來。大革命前的法國劃分為34個總督管轄區，各管轄區都由國王委派總督，各縣則有總督的代理人管理，總督代理人的手下則有稅務員、行會理事和警察承擔政府的行政職權。省屬的各教區一切事務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區實行的法律不再是過去的領主法律，而是君主專制國家的法律。

隨著中世紀領主土地的陸續失去，他們轉發國王敕令、徵集民兵、徵收捐稅的公共權力已不再擁有，不再直接統治地方。大的貴族住到巴黎靠年金過活，中小領主則生活在農村、鄉鎮。 “領主事實上只不過是一個居民而已，與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稅權和特權；他擁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權力。總督們在寫給他們的下屬的信中，特意說道，領主只不過是第一居民。”（同上，第70頁）

王權的形成，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頂峰，“朕即國家”即是王權形成的權威名言。據托克維爾所說，圍繞著王權，形成了一個擁有特殊權力的行政機構，這就是御前會議。它集中了法國國家所有的權力，充分顯現著王權的意志。御前會議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級行政法庭，掌管一切特別管轄權；並且還是政府的核心組織——最高行政委員會，對政府官員具有指導作用，決定重大政務，監督下屬政權；同時有立法權，制定法律和分派捐稅。其實在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幕後，國王才是一切的主導、靈魂。這就是托克維爾說的舊制度中的王權，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因此法國當時沒有真正握有立法權、司法權的相應組織機構。

國王路易十六高度集權，但其行為並不檢點，處理國事昏昏欲睡，打獵、舞會時興致盎然，結果大權落在王后身上。中央設有總監，下面六個大臣各自為政，辦事效率極差；各級機構臃腫陳腐，冗官閑職或一團和氣不辦事，或相互掣肘、拆台；官僚軍事警察機構每年的花銷空前，僅支持北美獨立戰爭就開支軍費20億利弗爾。法國支持北美獨立戰爭，並非法國國王支持北美人民的正義鬥爭，而是英法為了爭奪殖民地進行的七年戰爭的延續，結果使法國陷入更深的經濟危機，直接導致了三級會議的重新召開和革命的爆發。

在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政體下，法國的官本位在托克維爾筆下描寫得也非常精彩：“那時的職位更多，較小職位的數量簡直沒有窮盡，僅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設職位就達4萬之多”，“一個人略識文墨，生活優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職，那就死不瞑目”（同上，第132，133頁）。托克維爾大筆一揮，又指向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當時的政府鬻賣職位，而今天政府則授予職位，要想獲取職位，不用掏錢；人們的手段更高明：將自己交付出去。”新的人身依附關係出現，奴性官僚又開始形成。

政府官吏專橫、貪腐、顢頇，幹什麼事只求痛快，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比如修路：“橋樑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著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被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等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 ”(同上，第227頁)這樣踐踏民眾切身利益的野蠻拆遷，怎能不惹怒鄉村中新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地主和自耕農，以及城市的市民階層，也就是新的社會階級？托克維爾說的中央集權政體，在帝國時期更準確的描述，應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專制政體”。

中央集權官僚專制政體成功建立起國家從君王直到城鄉最底層官吏的縱向統治體系，但國家缺少橫向的組織架構平衡。原有的地方領主機構，城市的行會組織，城鄉的自治團體，教會對教區的管理，各省的三級會議幾乎都被行政機關代替，沒有任何社會團體、中介組織和行政系統溝通和交流信息，反饋民意。專制政府還自鳴得意，無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無限責任。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會議的方案辦理。工程招標要在總督或代理人面前進行。甚至公眾的喜慶活動也要由官員主持，由他命令何時點放燈火，何時張燈結彩。

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法國人民變得十分怪異扭曲，托克維爾說：“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社會敗象，但專制主義喜歡人人如此，“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同上，第35頁）這就是現代人稱專制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游離的原子，原子化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需要集權的、專制的製度保證。

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君主制國家仍然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國家。原先的領主貴族，雖然大部分失去土地，但還沒有像英國那樣資產階級化，同時還嚴重妨礙新興資產階級提升社會地位。也就是說，法國舊的上層建築雖然未變，但其基礎卻大大變化了。按照托克維爾的邏輯來講：“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同上，第175頁）當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國家在大革命中頃刻毀滅之時，革命的領導人和剛剛獲得平等的人民仍然需要政府，需要國家機器的保護。托克維爾說：“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那位天才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後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同上，第244—245頁）他說的“那位天才”就是——拿破崙·波拿巴，他說的專制政府則是拿破崙建立的法蘭西第一帝國，也即舊制度中國家機器的一種新的專制形式。

如果說托克維爾對拿破崙、對第一帝國的評論還是兩分法的，那麼他對路易·波拿巴和法蘭西第二帝國則是充滿仇恨，並且極盡嘲笑之能事。在這方面他與馬克思、恩格斯有極大的相同點。

拿破崙三世在法國1848年2月、6月革命洪流之後，當上了總統、皇帝。他也是歷史的工具，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開拓道路的作用。但他極無政治信義，好大喜功，縱容社會紙醉金迷、貪污腐化，鼓勵各人自掃門前雪，只顧個人發財的市儈生活。托克維爾認為，在拿破崙三世時代，政府掌握著無窮無盡的恩典、賑濟、榮譽和金錢，具有的手段既有誘惑性又有強制性，足以平息一切反抗，整個社會生活萬馬齊喑，巴黎上層是放蕩不羈的享樂風尚，感情、思想雜亂無章。托克維爾雖然極力稱讚法國大革命，但他內心始終高興不起來，因為法國又擴大了專制的國家機器，而多數法國人又選擇了傾向帝制的路易·波拿巴，回到了大革命前的君主制！

當路易·波拿巴把法蘭西共和國又變為第二帝國時，馬克思寫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該書的中心思想就是當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權力提到皇權的極致，而立法機構又做了行政機構奴才和幫兇的時候，路易·波拿巴才做上了皇帝。而這裡的“物種基因”則是從法國波旁王朝、第一帝國、第二帝國延續下來的中央集權專制政體和集權意識主導的法國人。

托克維爾是一位難得的歷史學家，但他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對社會主義充滿了恐懼和敵意。他只見過布朗基一次，那是在法國1848年6月革命的前夜。他說在議會上：“一個人登上講台，此人我只在那一天見過。然而一念及此，我就充滿厭惡和反感。……一副兇惡、下流的模樣，……人們告訴我他就是布朗基。”（《托克維爾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頁）托克維爾這種感覺不是偶然的偏好，在同年的二月革命中，作為一位睿智的歷史學家，他預感到：“自2月25日起，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體制猛然從革命者的頭腦中冒出來，在大眾混亂的頭腦中傳播。”（同上，第81頁）“這些理論相互之間分歧極大，常常截然相反，有時甚至勢不兩立。但是所有這些理論，它們的目標全都不著眼於政府，而是力圖觸動社會本身——即政府賴以存在的基礎，他們全都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同上，第82頁）

在此要對托克維爾的觀點做一些說明，他這裡指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包括像圣西門、傅立葉、布朗基主張的那些社會主義。至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出世篇——《共產黨宣言》是於1848年2月21日出版的，僅早於法國二月革命一天。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關心法國大革命及巴黎公社等歷史事件，現在讓我們看看馬克思主義早期的國家理論是如何回答法國舊制度遺產問題的。


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托克維爾和馬克思是同一時代的人，他比馬克思年長13歲。托克維爾是否看過馬克思的著作，不能肯定，而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看過托克維爾的著作，從他們書中談到的美國特殊國情、歐洲頂頂王冠被打落在地的語句，都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在國家學說方面，托克維爾對馬克思的研究也有相當的幫助。針對托克維爾關於法國舊制度在大革命中唯一保留下來的中央集權官僚專制的論述，馬克思也表示贊同，但在如何對待舊制度的官僚體制上，倆人的觀點則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實踐中，提出了自己關於國家學說的嶄新觀點。

整理其要點有以下四點：

1.“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

法國的君主專制國家，及其後的第一帝國、復辟的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在托克維爾看來都是中央集權專制帝國，就是這期間的民主共和國也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儘管其統治階級在不同時期可以分為封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但國家權力總和無產階級無緣，不可能從根本上滿足人民大眾的要求，達到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歷經大革命及其以後80多年，舊制度的國家官僚專制機器不但未消失，反而日益龐大臃腫的原因和秘密。
馬克思在總結法國巴黎公社歷史經驗教訓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即明確提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選集》二卷，1966年版，第460頁）意即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機器，再也不能“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手裡”，否則工人階級解放的目的便不能實現，為什麼呢？因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是起源於君主專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同上）。所以法國大革命保留了以前的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機器，而巴黎公社誕生以後，馬克思認為如果人民群眾要徹底解放，要實現消滅剝削階級的國家製度，就必須打碎舊中央集權專制的國家機器，即“工人應當打碎的已不是舊社會的那個比較不完整的政府權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後、最完備形式的這一權力本身，就是帝國。

公社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同上，第522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不是要搞無政府主義，其全部的目的就是防止國家和國家的權力機關由“社會的公僕變為社會的主宰”（同上，第426頁）。巴黎各區選舉公社的公社委員，公社是議行合一的工作機構。公社任命的公職人員，隨時可以撤換，和公社委員一樣只領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全民皆兵，廢除僱傭軍。這就是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中的直接人民主權論的精粹觀點。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雖然很多地方過於理想，脫離了實際，但它充分體現的人民主權論，歷史必將對其原則予以兌現。
馬克思的這種國家學說對於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仍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我國憲法第一條即指明我國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第二條即說明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切國家機關都要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也就是人民主權論。我國未必採取全國性直接普選的民主。

從現實情況看，認真執行代議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即我國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國以來發起了不少運動，開展了若干重大的批判鬥爭，其實都不如批判官僚主義的針對性強，但未把官僚主義提高到體制上認識，所以造成一些死官僚，他們不知手中之權從何而來，竟至出現大量的“權力尋租”現象。只要共和國主權在民，官員是人民公僕，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有著各種矛盾，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無人可以戰勝的新型國家。

2.帝國和民主共和國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說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指的應是法蘭西帝國，是法蘭西帝國官僚制度的國家機器。擴大而言，可以包括當時整個歐洲大陸國家，從法國直到俄國，但英美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機器並不包括在內。雖然馬克思承認美國這樣的國家，沒有國王，沒有貴族，沒有領取年金的官僚，就是常備軍也僅限於監視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而且還是實行了三權分立的國家製度。在他看來，美國的兩黨制仍然運用輪流執政的方法，運用政權進行投機謀利。但馬克思仍然把資產階級的兩種政權組織形式做了嚴格區分，他和恩格斯在晚年又對英美的資產階級民主製做了新的解釋和預測。進行兩種區分不是一件小事，有其特殊意義。

比如，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痛定思痛地說道：“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英、法、美國家不會發生？原因當然複雜，他講話中多次講到，我國政治體制中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各國（共產）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建國後“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終身”等等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這些嚴重弊端的清理仍需通過改革解決。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學習托克維爾著作和馬克思國家學說最需要結合實際之處。

3.三權分立和無產階級專政

法國巴黎公社起義成功以後，政權組織應該如何確立呢？是首先分設這個政權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職權呢？還是向凡爾賽的帝國舊勢力、梯也爾之流進攻，鎮壓反革命，沒收法國最大的法蘭西銀行，解決普魯士兵臨城下的問題呢？毫無疑問，應著手處理後一類問題！如果這麼做，那公社就是履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可惜，當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事業還處在初始階段，還不成熟。掌握公社命運的領導者大部分還是布朗基分子和普魯東分子。當時巴黎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遠遠比不上凡爾賽實行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力度。與巴黎公社對敵人的寬容態度相反，梯也爾政府從內戰一開始就毫不猶豫地屠殺公社的戰俘，直到拉雪茲神甫墓地最後的大屠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卻的教訓。

巴黎公社把立法、行政、司法權力統籌行使，也就等於是行使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馬克思說的“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同上，第463頁）。這裡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指革命政權剛剛建立，對一切反抗革命的敵對勢力實行的暴政。但這一制度是有時間性的，隨著人民政權的穩固，法制的建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是否要分開呢？說三權分立不好聽，關於國家政權的建設上總要有個三種權力如何設置，各自行使職權的問題吧。我們常說行政官員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豈不知此話發明權還是恩格斯哩！他說：“在那些確實實現了各種權力分立的國家中，司法權和行政權彼此是完全獨立的。……這兩種權力的混合勢必導致無法解決的混亂；這種混亂必然結果就是讓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長，偵查員和審判官。”（《馬克思全集》四十一卷，第321頁）

那麼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兩者如何相處而不對立呢？ 1891年4月30日，即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二十年之後，他又著文寫道：“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實現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現代的階級差別將消失；而且在這個制度之下———也許在經過了一個短暫的，有些艱苦的，但無論如何在道義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以後，———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一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 ”（同上，第330頁）恩格斯說的“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而且無產階級專政還要講“道義”，毛澤東在建國期間也說過類似的觀點。馬恩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絕非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時期都要存在的。無需引用更多的經典名句，只要看看我國的革命與建國的歷史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我黨領導的武裝革命有22年的歷史，那時在革命的名義下，在革命根據地立法、司法和行政是合而為一的，即三者合一的工農專政，以後改為“人民民主專政”。即便那個時期，有條件的地區，公訴機關、法院和地區政府的職能也是盡量分開的。抗日戰爭之初，延安紅軍高級幹部黃克功一大命案，八路軍檢察機關就有公訴人。人稱“馬青天”的馬錫五，就是陝甘寧邊區的法院院長。自我國1954年憲法誕生以來，我認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就應逐步融於、轉為民主、法制的國家體制；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就應在憲法的體系框架下不斷豐富自己的法理、職能。我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最高的權力機關，其製定的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行政權”應恪守“以憲司政”的基本信條，規範公權自身，保護社會私權；“司法”權則應保障“以憲司法”這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保護公民權利，以法懲處一切犯罪分子。 “以憲行政”、“以憲司法”，這就是憲法產生的憲政，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其他法律時也要“以憲制律”。如果我國的國家政權建設，真能向這一方向發展，何來“文革”？改革也就可以採取另一形式了。

文革的序幕，就是以“海瑞罷官”——犧牲彭德懷同志，來祭旗和發端的，當時黨中央已無民主生活可言。那時憲法等於一張廢紙，劉少奇雖手持憲法，但也無法擁有共和國主席的發言權。文革中，聽到一則消息：我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就曾怒氣沖衝要起訴江青。那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憲法已歿，也就沒有憲政，仍然無濟於事。習近平總書記說：憲法的生命全在於實施。我想，有憲法必有憲政，無憲政，憲法也不神聖。這是慘痛經驗的總結，不知此判斷妥否。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建設中，其歷史作用是最為關鍵的。一個沒有先進思想，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黨，就無法光榮走完自己的歷史之路。它的領導作用，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中應有如下內容：一、領導全國人民制定憲法，自己首先要模範遵守。二、保障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正常運轉，立志建設高度文明的民主、法治國家。三、制定黨的方針政策，鼓勵黨員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義務。四、發揮黨員的模範作用，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五、發揮國際主義精神，為世界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鬥。

4.行政集權和公民社會

“集權”的字眼雖不好聽，但試想哪一個統一的國家，沒有行政集權呢？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美國的總統聯邦制，法國的民主共和製，都有程度不同的中央行政集權。托克維爾、馬克思只是反對波拿巴主義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專制體制，並不反對當時的民主共和政體必要的中央集權。

民主共和國的立法，不能過度集權，要由代議制的民主方式製定法律。民主共和國的司法也不能過度集權，司法權應交給公民社會。凡涉及民法、商法的原告、被告，都有打官司的權利和義務，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請律師，還有陪審團。國家檢察機關起訴的公訴案件則另當別論。只有行政是可以真正集權的，因為處理政務要講效率，就像是軍事長官要處理軍事問題那樣。但政府的權限必須明確，法律未授權的領域，絕對不能進入。它的集權只反映在依憲行政，依法行政上面。社會主義的民主共和製同樣要提高效率，要大力反對官僚主義。社會主義反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有一條根本保障，就是所有的公務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做不到這點，起碼也要有一種強烈的意識：所有公務員都是納稅人所供養的。

立法的民主和行政的集權是否發生矛盾呢？是經常會有矛盾的。針對當時的第二共和國情況，馬克思認為，這種矛盾一旦發生，國民會議就一定要站在人民一邊，敢於和行政權進行鬥爭，必要時要敢於發動群眾推翻它。但法國的1848年6月起義嚇壞了資產階級，他們背叛了革命，國民會議不是依靠人民去抵制不斷擴張的路易·波拿巴的總統行政權力，反而幫助他埋葬了國民會議的立法權，從而為他恢復帝制創造了大好條件。

馬克思還講到國民會議和全體國民的關係，他說：“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成為國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權力的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而服從於他人意志的指揮，服從於權威。”（同上，第214頁）這就為國家的行政權力充分發揮作用，提高效率打開了廣闊空間，只要它在立法原則框架下活動，任何公民都不能以個人的民主、自由為藉口妨礙公務活動。

這種政體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呢？我認為建立在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和所有公民的權利義務平等基礎之上。這在民主共和製的國家中，都有憲法明文規定，我國也不例外，都是有法律保障的。比如我國的選舉、居民委員會組織、村民委員會組織、民族區域自治等，還有眾多社會團體包括商會等自治組織都是。只有落實了選舉和自治，中國共產黨才是融入了社會，又引領了社會的進步；它在人大、政府、司法方面才算起到了締造者的作用。

反觀我國的現狀，確實還有很多令人不夠滿意的地方。比如我國一些行政措施，法規在實行中出了亂子，引起群眾不滿。究其原因，不是憲法、法律出了問題，而是行政法規、規章等出了錯，甚至出台明顯違憲的行政法規、規章等，專業術語叫下位法違反了上位法。又比如，公民在司法過程中的權利得不到應有保障，本應“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案件，往往因公檢法分開辦案的憲法規定沒有得到貫徹而難以落實。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如果廣大公民有廣泛的個人自由，自由的公民又非自由原子而能構建起基層的民主組織，基層又建有廣泛的自治權利，那麼國家的立法就是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立法，司法就可以自行消弭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行政才能形成權威。

結束語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著重分析了法國自舊的王權國家直到法蘭西第二帝國國家機器的演變和發展。馬克思也對這一時期法國的國家政權予以極大的關注，花費了極多的時間進行研究，從而建立起他的國家學說。他去世以後，恩格斯又針對美國印第安人的情況，寫出了他的不朽名著《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但他們都沒有看到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

對於近百年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而言，單單對巴黎公社政權的經驗總結是遠遠不夠的。蘇聯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蘇共也沒有嚴肅認真研究、改革自己並不完善的國家機器，這是列寧逝世以前極為憂慮的幾件頭等大事之一。蘇聯以後實施偏激和過度的無產階級專政，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這是蘇共失去政權的一條重要原因。
中共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究竟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國家機器呢？ 1949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1954年制定的“五四憲法”，改革之初，中共所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學說這一問題。此問題，今天還未根本解決。對此，胡錦濤同志對全黨是有警示的，他說：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共產黨掌握政權不是一勞永逸的，今天掌權不等於永遠掌權。改革開放的中國必須以極大的勇氣，謙遜的態度，繼續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學說及其相關知識。所以，《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非常值得推薦和學習。時間：2013-08-10 來源：經濟觀察報

科举制被废除造成社会断裂 中国失去社会重心

1905年废除科举是大事件，科举制被废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至今还没有愈合。科举实际上是中华帝国选拔精英的制度，中华帝国之所以能维持两千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把精英吸收到政治体系中，从而建立和维系政权的合法性。

科举制为社会的上下流通提供了渠道，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存在。对中国人而言，哪怕是处于底层的贫苦放牛娃，只要能读书、愿意读书，就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就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科举制强大的流动功能，使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从底层源源不断地吸纳人才，从而维持政治的稳定。因此，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这个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废除的直接动因是认为这套制度不再适合新式人才的培养需要。但科举制被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精英选拔制度来代替它。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也与此相关。民国初年，开始有了国会议员选举，失去向上流通渠道的部分读书人把竞选议员视作新的“科举制”，把加入政党、当国会议员看成是做官，但这实际上并不具有科举制的功能。

科举制被废除造成了社会断裂，从此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和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被抛向了社会，到了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我有个观点：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制的被废除造成了整个中国20世纪的大变局，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清。

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作为社会重心。中国的传统社会，按照金观涛的说法叫“超稳定结构”，从秦汉到晚清，虽然王朝有更替，但整个历史和文化都是连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首先，士大夫阶层拥有共同的信仰，相信儒家价值观。按孔夫子的说法，这种价值观被称为“道”，道高于政治，高于皇帝。第二，士大夫阶层是国家的领袖阶层，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制度化联系形成一张网络，士大夫阶层都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皇帝要统治天下，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依靠这批人。士大夫阶层不仅是国家的精英，而且还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传统中国中央政府只达县一级，县以下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主要依靠乡村精英领导，他们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古代社会便把士大夫阶级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因此，科举被废除以后，这个阶级就开始衰落了。

士大夫阶级衰落导致民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缺少重心，没有新的阶层能够替代士大夫阶层原有的作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崛起，但是他们很快就分裂了。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因为他们不再统一相信儒家的价值观，他们相信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这些新的意识形态从西方传入，包含许多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 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是依靠共同信仰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忙于各种论战，无法重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胡适先生在9·18事变一周年时感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但现在却被人家侵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本在现代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社会重心——武士阶级，他们相当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之下，中国在洋务运动开始后的数次运动中，虽然都在寻找社会重心，但却得不到。胡适先生对此非常感慨，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失败很重要的原因。

02

礼治缺乏制度性规定 体制不能吸引人国家将不稳

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礼治而非法治，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法治不相信人，它拥有严格的制度设计，建立了超人格的制度化体系。礼治却是建立在相信人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个人的德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礼治秩序，所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

因此，在这个体系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强调教化和道德的表率风气，希望通过个体的道德表率来引导社会风气。清朝末年，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精英，造就了同治中兴的辉煌。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都是这样的精英。但在他们之后，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出现过优秀人物，这个阶层已经开始衰落了。

传统士大夫阶层衰落之后，出现了一批过渡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对新学非常敏感，具有时代感，但他们身上文人气太重，缺乏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康有为这批人进行文化启蒙可以，但从事政治便力所不逮了。以梁启超为例，民国初年他有两次政治实践的机会，但从结果看，他的政治实践很糟糕。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是一流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只能算作三流人物。

中国的状况和日本并不一样。“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但能进行思想启蒙，政治手段还很成熟。再比如伊藤博文，他在政治上就更加成熟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大政治家并不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中国坏就坏在20世纪初，缺乏成熟的政治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继去世，留下的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客，袁世凯是一流的，但他满脑子都是旧学旧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却闹出复辟的丑闻。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大人物宋教仁。宋教仁死得太早，壮志未酬。他如果没死，会有多大的施展的空间也很难说。为什么？唐德刚先生说，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三流的政客。他有政治眼光，但是政治有自身的游戏规则，需要纵横捭阖的手腕。宋教仁树敌太多，他很有才气和能力，但缺乏政治手腕。

至于革命党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孙中山，他有革命的理想，但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民国初年，中国的精英阶层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难以产生出优秀的人物，新式知识分子还年轻，他们要等到五四运动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那之后才产生出一批豪杰之士。不同于传统，那时候产生的大部分英雄豪杰都处在边缘地位，都不在体制中心。蒋介石可以称作为豪杰。虽然他推崇宋明理学，但他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士大夫，他更多的是武夫身份。作为乱世枭雄，他能打江山却不能守住江山；作为大人物，蒋介石有实力但却少魅力。蒋介石后来曾感慨一流人物都到共产党那里去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各种势力互相较量，稳定选拔人才的制度并未建立起来，不同势力之间在互相争夺人才，谁聚集更多人才谁便能在竞争中获胜。民国初年中国处于乱局之中，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但由于科举制被废除，这些优秀人才并不能进入体制，另一方面，体制也缺乏吸引力，吸引不了精英。

民国初年的中国，始终没能建立起宪政。宪政作为制度化的体制，能把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体制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都未能建立起宪政体制。国民党虽有军政、训政、宪政的规划，但在蒋介石仓惶离开大陆之前，什么体制都未能建立起来。1946年，国民党虽然召开了制宪国大，但这个国大并不是宪政的体现。

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精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精英阶层整体趋势是向边缘走，最终边缘力量崛起，强大到战胜了体制，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革。乱世之中，各种豪杰会不断涌现，但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来吸引和接纳这些人才，国家终将是不稳定的。

03

民国乱世边缘人群崛起 知识分子要市民社会支撑

民国初年乱象迭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这个时代可以被称作乱世，什么叫乱世？乱世就是，既有的社会结构秩序被打乱了，天下豪杰蜂起，社会出现了暂时的不平衡。乱世之下，体制吸引不了人，体制中心不稳定，处于不断的变化更替之中，比如北洋政府的内阁就不断在变。因此，即使有人才进入体制，他们也会不断被抛出。在这种巨大的离心力之下，知识分子就是先被抛到体制的边缘，最后再被抛出体制，由此产生出了一大批的边缘人。

按照杜亚泉的说法，边缘人群包含两个部分：一类叫做游士，另一类叫做游民。这两个阶层一定要结合起来才能成就大事。游士是一些原本希望进入体制的读书人，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而被抛出来。共产党早年的领导者都属于这一群体，早期国民党人也属于这一群体。最早的革命者都是读书人，这叫游士。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还要借助社会力量，这便是游民阶层。游民不是个别人，而是一大群人。乱世之中，土地不再能吸引农民。有些人失去了土地，他们希望到城市谋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财产，由此形成数量庞大的游民群体。游民和游士结合起来，如同《水浒传》里面的梁山好汉一样，宋江是读书人，是游士，和其他游民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改朝换代的力量。一个社会乱不乱就看这两批人多不多，这两批人如果成倍增长的话，天下便会很危险。

张灏教授做过一个研究，我非常赞同，我接着他的看法继续做过研究。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知识分子的演变实际上有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下降。由于军人和商人集团崛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在向下走，特别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打为臭老九，这构成一个下降的趋势。点击查看《专访黄黑蛮：知识分子的品质被文革打散》

张灏教授还分析过上升的通道。他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加之大学的崛起，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借助于媒体和学校，知识分子掌握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由此声势浩大。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之处，在于重视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来自于公共舆论。知识分子掌握了公共舆论，掌握了民意，所以影响力较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能起决定作用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背后缺乏支撑他们的阶级力量。知识分子自身是自由飘浮的，内部互相分裂。

民国初年，曾有阶级支撑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上海、江浙的资产阶级曾一度显得具有力量，他们和知识分子联手召开国事会议，民间制定宪法，但很快国民党便把这股力量压下去了。抗日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和民间力量被整体摧毁了。尽管19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舆论声势浩大，但背后却是空的，没有实在的阶级支撑。国民党最后也失去了支撑阶级，它本来有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撑，但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城市中产阶级都抛弃它了，再加上腐败、专制、言论不自由，连国民党底层的文教官员、基层公务员和教育界都抛弃它了。知识分子背后缺乏一个阶级的支撑，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大问题。1940年代末，储安平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为时已晚。

知识分子掌握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要有力量，需要有市民社会的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空洞的公共领域。

04

知识分子不独立没信仰 精英离去乡村社会凋敝

民国时期，知识的地位绝不是下降的，官僚看到知识分子读书人还是必恭必敬的，文革以后就变得不一样了。

中国知识分子也保留了旧有习性，科举时代讲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实际上是为了做官，不是真的因为知识有什么用，这种传统源远流长。中国一直是文官制度，为文最后都是为了做官，这种传统在民国时被部分打破，一部分人开始经商从文，从事各行各业。但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只要优势资源往体制内流动，这种观念就很难破掉。今天许多大学去考公务员，他们都是很理性的，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公务员的地位最高、最稳定。

但我并不认为存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知识分子的发展并不是说从传统到现代，这种看法预示了一种目的论，好像传统是坏的，现代是好的。问题恰恰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怎么在当下的时代继续自身应有的担当，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士大夫的一些精神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而不是抛弃。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坏的观念，比如说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需要反思。整体上我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型。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这是最大的问题。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士志于道”。要有担当，关注家国天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想的都是一己私利，这是最大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第一是因为没有信仰。现在的知识分子信什么？他们大概什么都不信，只相信为稻粱谋。第二是因为不独立。他们本身依附于体制，在体制之内无法超越出来，缺乏独立性，成为体制的依附者，这使得知识分子今天大多只考虑自己。

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呢？从事实的角度理解，可以说，从事和文化有相关的职业都算知识分子，或者大学毕业的都算知识分子。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今天越来越少了。

“公知”现在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称。把自由派知识分子等同于公知，这其实是不符合公知原意的。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意指的是面向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区别于学院里的专家或者具体的技术专家。公共知识分子里有各种不同观念的知识分子，有自由派，也有左派，也有儒家。

今天网络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有批判意识的人叫“公知”，然后把它污名化，已经不符合“公知”的原意了。

对农村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凋敝化。科举制被废除使城乡严重失衡，过去读书人都在乡村，传统社会以乡村为中心的。1905年以后，精英大量流入城市，乡村社会空洞化，日渐凋敝，剩下的便是土豪劣绅。这种失衡今天其实也很严重，包括读书人在内的各类社会精英流向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这三个区域，社会落差越来越大。长此以往，社会会出问题。

“公知”对“知识分子”的取代，从侧面证实了体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彻底没落。

结语

1905年废除科举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尽管它被废除之初中外皆认为是善政，但其影响力在日后的中国逐渐显现，最严重的后果是社会的断裂，时至今日也未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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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上台后，实施全国统一高考制，等于是重新拾起了科举制度，算是做了件善事-起到了选拔人才，给下层群体进入上层群体以公平机会的作用，可几年前，又取消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各省各自出题，让地方保护主义抬头，比如那些名校大多优先照顾本地考生，这对其他地方的考生是不公平的，等于是又打破了这唯一公平的制度，使下层群体几乎彻底丧失进入上层群体的机会，所以这点上，共匪已不如封建社会做得好，这使社会的平衡机制遭到重创，共匪的统治真是岌岌可危矣

萬里：到了老年才知道江山不是人民的，是黨的

“到了老年才知道江山不是人民的，是黨的”

在《萬里與中央黨校年輕教授談話全文》中，前人大委員長萬里就講述了他是以救國熱情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的，到了老年才知道打下的江山不是人民的，是黨的。

萬里在《談話》中這樣說：「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向我說他對國家、對黨的現狀的種種擔憂，說很想對中央領導同志直接談。他說他沒有這個機會了，我說，我保證轉達到。後來，一位常委同志來看我，我就傳了話，我特別忘不了的是，這位老同志專門提到，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怎麼向老百姓、向歷史作個交代，還有那麼多疑點沒有搞清楚，怎麼交代才好呢？」可見，那位老同志臨終還不知道「黨」是什麼，還是個糊塗蟲。

萬里還說：「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書記處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過幾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談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經歷，他說，對這個國家、對這個黨，他有一大欣慰，兩大遺憾。欣慰的是，他親手推動的華南地區的改革開放成為國家發展的先行者。一個遺憾的是，沒有能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另一個遺憾的是沒有推動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他的話不多，說完了，我們倆只是相對無語。」

《談話》中有一段話與蛇年緬懷英烈有關：「我知道，90年時，出過一本書，書名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很快被查封了。我讓秘書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個週末的兩天，我全部看完了，我還找了一些專門研究那段歷史的專家來問了情況，他們告訴我，這本書裡收集的，全部是我們黨在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是偽造的。當時，我們黨向全中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時，國民黨不搞民主，不給自由，也沒有能力讓國家真正獨立，才有共產黨肩負那些承諾來取而代之。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志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分人。其實，那些承諾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掉了。我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與修改稿，當時讓我心裡震動很大。現在，我能公開說出二十多年前我腦袋裡就產生的疑問，這麼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我們黨的承諾。說輕了，這是不尊重歷史，本質上，這就是違反政治倫理，這就等於是把我們黨執政掌權的基礎建在沙灘上，這能牢固嗎？歷史總會把真相還給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總要知道的。」

所以，那幾千萬人是白白犧牲的，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砲灰，中共說緬懷他們就等於是耍笑侮辱他們。

新華網首頁「發展論壇」欄目裡的《網祭:清明來此憶故人你想起誰？ 》，一看題目我就想起了薄一波，就是精闢評論兒子薄熙來的薄一波。

據網友楊光2009年透露，薄一波可不像萬里以及與萬里有私交的那兩位糊塗高官，他非常清楚儿子是怎麼回事，黨是怎麼回事的，薄一波跟著黨明明白白的幹革別人命的事業。

1983年楊秉城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黨校與薄一波聚首長談，薄一波和楊秉城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中揀了條命，別說人要整死咱們，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連我兒子小熙來也給我一頓鐵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這個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裡整的樣子，這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薄一波能主持會議把恩人胡耀邦從總書記的位子上拉下去，但他對自己的兒子下不了狠手。薄一波自嘆心狠手辣不如兒子，所以他斷定兒子薄熙來會是中共未來的接班人。今後肯定會有大出息。

為何新華網問「清明來此憶故人，你想起誰」，我會想起薄一波？因為，你不能不承認薄一波的預言是準確的。薄熙來與黨絕對生死與共，黨無比強大，薄熙來就能成為薄澤東；薄熙來進去了，等著審判。 「好材料」沒有了，黨後繼無人，黨還會存在麼。

习总秘密讲话再遭曝光：如何统一的看待毛邓，关键是民主二字!

这是习总最新的一个讲话，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共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据闻，以后中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推出正式文件：当前党的组织和理论建设若干问题!与会者主要有常委刘、王、副主席李、和书记处、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社科院、中央党校相关机构相关人士。

同志们：

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成功的，而现在在一些领域是比较被动的。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我们就不可能和以前那样，充耳不闻了，因为老百姓的意见也能够通过现代技术公开传播了。

特别是微博技术，出现了点对面，再到更多点和面的几何级的社会信息传播途径，这一点，我们单纯不可能回到过去两报一刊时代了，我们也不可能把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全面禁止。这一点就是朝鲜和伊朗都做不到嘛。这也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的政治形象。

因此说，我们如果仍旧用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去面对这些新挑战，我们就可能越来越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也会让越来越多人的因为信息审查而不满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政治被动。

如何摆脱目前的理论被动，不是单纯靠我们自己说说理论自信就能实现的。

避免理论被动导致政治被动，是我们目前在党建和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急迫任务。

而这个任务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先统一我们的两个三十年。 而统一两个三十年，就是要找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共同点，和我们当前党建、改革开放道路的契合点。

目前不但党外一些人，要用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我们的理论、道路，甚至要进而否定我们的政治体制。

而一些党内的同志，要么是因为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局限，要么是因为各种官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意识，而也在故意分裂两个三十年，试图切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统一。

我今天要讲的，就主要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党内，要先有这一个理论的统一，思想认识的统一。

这不仅仅是在座的文宣系统、社科系统、中央党校的人物，而是必须全党统一。党内思想不统一，党外就会思想纷争。我前不久讲过，如果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就会天下大乱。

如果否定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也一样会天下大乱。

党的理论建设，要和党的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决定我们走什么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

现在啊，有些人，有些党内同志，就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维稳的旗号，压迫那些批评党员干部和党的群众。这很不好。

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后半生，对我们的党的建设，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官僚资本主义政权。

今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不少党员干部有意见，甚至发生了不少群体事件，个人报复社会的事件。比如自焚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就是一个例子。

而这些，不能都认为老百姓是无理取闹，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让人民群众不满的问题和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多问题，不是老百姓无中生有的折腾，而是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组织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做法导致的冲突。

我们最近提出要建设平安中国，就是准备逐步改变过去的维稳模式。要承认一些问题的根源在党内，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因此，我们也提出要反腐，要整风，甚至要清党。

我们过去的一些发展挫折和曲折，也是一笔政治财富，比如文革问题，不能避而不谈，那会让社会上的相关心理更加被暗示，老百姓会进一步认为我们就是个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政权了。

要承认文革的出现，不是几个造反派，不是几个中央文革成员就能造成的，而是确实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的不满。

打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就首先要树立我们相应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我们党的政治体制和民主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的，还是对立的。

我们就要先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里找答案。

答案是明确的。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毛泽东就是独裁专制就是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党的蜕变、警惕我们的政权变质的。这是好事，今天仍旧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当年有些人害怕毛泽东思想，禁止老百姓评论文革，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这也促使了老百姓进一步的思念毛泽东，人民群众对文革的评价，也越来越和我们党的官方评价背离了。这很是问题。

这个事情，遮掩是遮掩不住的，打压也打压不了的。所以，我最近就公开提出，要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同一性。

这个同一性，关键还是在民主问题上。

民主问题，是个大问题，决定了我们是人民民主体制，还是官僚专制体制，也决定了我们党的色彩和社会性质。更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建设和存亡安危。

这个方面，党内阻力很大，我个人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志，长期以来，是公开反对民主的，长期对老百姓灌输专制有理，民主罪大恶极的那些说法。

但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下去，我们还是要吃二茬苦，遭受二茬罪的。

这也让我们自己坐实了我们是个专制政权的名头，这对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文革是个经验教训，大跃进也是个发展的曲折，但要作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我们从中应该认识到什么呢？

那就是需要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的建设。否则问题还会出现，悲剧还会重演。我们党还能经受的了再一次的这样折腾吗？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在党的民主、和科学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我们要认识到，其实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包括我们的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其实都是有机统一的。

主要就是集中在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问题上。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号召人民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曾经试图用革委会取代各级党组织，用人民群众的大民主，三结合，来防止我们的党变质。

当然，他的这些尝试，不少地方是失败的。我们没有通过文革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新模式。

但这个曲折和教训，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实质上同样认识到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原因。

文革的这些做法，是我们党的一笔经验财富。所以，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也是承认和面对这些问题的，就是党面临蜕化，政权会变质的问题。

80年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改革，重点提到了党政分开。这个是试图解决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领导干部和党垄断权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会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邓小平同志首先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了个好的表率，这是我们党内民主建设的一大成就。

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阐述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1979年，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

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树立中央权威，但这些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通过良好的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社会民主的发展。

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只有集中，缺乏甚至是没有人民的民主。

有些党内同志，甚至用领导干部个人去代表党，用党代表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这就和我们的政体和党的性质是违背的。

这样也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权力迫害。过去的维稳做法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那些党员干部不去折腾老百姓，老百姓会去折腾你们，会折腾我们的党和国家吗?文革不就是有力的证据嘛。

因此，我们一定要先统一思想认识和理论。认识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包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都是统一的。

都脱离不开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维护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本色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人民民主的问题。

马恩列和毛泽东创立和实行人民民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扩大和完善了人民民主，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而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走的对，是不是旗帜扛的稳，就是看人民民主问题能不能正确认识，能不能真正落实，能不能直觉的建设和维护。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在理论的开创、社会的实践方面给我们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不少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曲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扩大和完善了我们的这些思想理论。

但一些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认清形势，狠抓落实。

如果继续像一些同志那样反对民主，那就是要否定我们的人民民主的这个性质，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政权合法性和发展道路。

老百姓不但看我们做什么，也同时看我们说什么。如果我们连民主都反对了，老百姓会怎样看我们的政权和党的领导呢?

这些出自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的做法是一定要坚决抵制，公开抵制的。这会破坏掉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利益。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政治被动和舆论被动。

我们讲人民民主专政，但不是对人民群众专政，而是专政是为了，而且落实人民的民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已经确定了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经要放弃过去的阶级斗争路线。
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毛泽东思想里的人民民主，和要防止党蜕变变质的重要内容。

也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就放弃了我们党的阶级性——我们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而不是代表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的。

如果脱离了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权会变质，社会也会变质，问题首先要从党内建设和理论思想建设上解决。

全党一定要认识到，无论是毛泽东用革委会代替党组织的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里的党政分开、民主法制建设。

其实都要纯洁我们党的性质和色彩，要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性质。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都是在扩大和完善这些革命前辈的意志。

而关键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民主二字最关键。关键就是要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有最后的一票否决制。

我们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就是要统一认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要认识到，他们本质上是要解决掉同样的问题——防止党蜕变，防止政权变色的问题。

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有意无意的要割裂两个三十年，要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做法，都是有问题的。

这只能有利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道路，阻碍我们党的健康发展。也会给党外的反对人士和势力提供借口。

因此，党内首先要统一这个认识。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逐步坚决的落实。

离开了民主的旗帜，我们就会更加被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实都是要坚定和维护我们的人民民主性质。

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坚持民主是我们取得人民群众真心支持的基础。

统一了这个理论问题，我们就能全面的、自信的面对两个三十年的历史。

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真正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有这个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这个理论、道路和制度，就是人民的民主。

离开这一点，我们说自信就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我们也不能指鹿为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自信应该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这样的话，老百姓会不衷心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如果鱼肉欺压老百姓，那还怎么自信?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到时候我们就会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起被人民群众臭骂甚至唾弃的。

统一理论认识，端正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的发展下去，我们的党主要通过民主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真正久远，才能真正的战无不胜。

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公开的讲，更是要高高的举起。如果反对民主，我们还搞什么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的旗帜和发展道路不能确定，不能坚定，就会出问题。扬汤止沸要不得，击鼓传花要不得，负薪救火更是毫无理智，只能葬送掉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权。

因此，这些大问题，一旦我们理论上“拨乱反正”了，统一了，我们如何发展就有了主心骨。

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掉我们一些同志的脑袋。

要专制不要民主，那是不是帮我们的党发展巩固，而是会从根本上破坏掉我们党的理论和社会根基。

当然，目前党内的各种既得利益，官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旧的思想框框约束还很大，阻力也非常大。

有时候我也不得不说些委曲求全的话。甚至被一些部门一些党内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

我的一些讲话甚至都不能公开在国内党媒发表。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党内会议的内容是无法保密的，外界很快就会知道。

那么，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是我习（近平）真实的态度，真心话，如果我以后说了自相违背的话，那说明是迫不得已。

大家要以我的这些讲话内容为依据，如果我们党内民主搞不下去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深入不下去了，说明我是受到了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牵制。

那么，任何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高举民主的旗帜，帮助那些试图扭曲人民民主人端正态度。

过去毛泽东同志试图发动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的路线来实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试图用民主法制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两点，既要支持人民群众正义的、合理的呼声和要求，也要进一步依靠民主法制建设来实施。

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也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时代呼声，自觉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害怕人民群众，更不能在用维稳的名义打压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党还如何存在?我们又如何能巩固和完善我们党的领导?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实现我们党和社员主义建设正本清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作者: 华夏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华夏（北京）
【世纪新论】
“为了党国的利益”——这是前60年“中华民国”（至今超过100多年）一致的方向，特别是蒋介石时期“党国利益”到达淋漓尽致的最顶端。“党国的利益”，非常简单：先党后国；党占大多数，国占比率小于党；党，是党员的天下，与国民无关；当领导一切，不用任何国民举手、支持。中共“18大”，与前60年的蒋介石时期“中华民国”一样，开始彰显“党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共全面“以党代政”最兴盛时期，但中共可以取代国家政府吗？全球除了朝鲜、古巴等不到2%的国家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是以党代政的国家。中共“18大”，是全球化时期的一次党代会，但中共在这种大环境下怎样释怀“中国结”？中国结，结了5000年；中共结，结了9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前28年在地下，到这63年依然没有中共党务系统的所有开支和财务公布。中共靠苏共苏维埃“暴力革命”起家，中共组织构架至今一直没有摆脱苏共苏维埃那种格式和布局，更没有任何办法在国家“合法化”，从而能从地下走向阳光灿烂，中共党务系统的财务和党费依然长期处于地下，没有任何阳光可以照耀。
O、【纲领提要】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灭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选票和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选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选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选出各省市区、中央单位、军队等出席全国委员会的2270人代表；（2）、2270人再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再由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上个世纪初期中共苏维埃创立的组织结构。这种所谓的“选举”，至少有六个层次的代表，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站队的任何选择与举手，没有任何“举手”者的任何合法意愿了。中共若想走下去，就必须推倒苏共那种组织构架设计断层、空洞来彻底重建与人民（公民）无关的这种源头残缺，否则也只能象苏共苏维埃那样历史的亡去，暴力执政、“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能维持一时，难以象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但要象大自然那样新陈代谢、根扎于绝大多数人民之中、优胜劣汰、去旧更新，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游戏规则……

（A）、法源
中共“18大”召开，最多是中共8200万党员的所谓代表，与中国12.7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也没有任何关联。中国除中共党员8200万党员之外，中国12.7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不是、也没有任何权力参与中共所有的事。按照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话说：中共8200万党员，按一家三口、最少还有两个亲属关系计算，那么共产党利益链至少辐射4亿多人口。从“1大”到今天的“18大”，中共今天所根源代表的不过就是8200万党员的根源利益，与中华民国前60年的“党国利益”一脉相承，而今中国12.7亿非中共党员，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否，也没有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表示是或否，更没有任何可能对300多名中央委员表示可否。中共从“1大”到“18大”，一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这种“非法”——从源头到所谓的“合法化”，中共都没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举手”、站队、许可的任何游戏规则、支持的国家法律程序。国家与党派，毕竟是不同的血脉、山水和天与地的差别。
▲  1949年10月1日建国至今的中国共产党，走了100年“新中国”——“蒋介石时代”完全一致的“党国”之路，只有在60多年以后“蒋经国时代”才开始真正“合法化”。同样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也是“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也同样是非“合法化”，但随着“革命成功”，他们将国家权力缴还给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来“举手”，那么国家就取得了当然的法律地位。但中国自从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就一直“占山为王”延续到现在，中国公民从来没有对共产党表示过“举手”是与否、也没有权力对共产党“举手”——这也是90多年共产党“合法化”的根源所在。没有全体国民超过51%以上公民“举手”成立的国家与政府，这个国家怎么合法化？又合什么法？国家“法源”来自于何方？！
▲▲   ⑴、中国有13.5亿总人口（截至2011年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中国“最高权力”就必须友囿中国13.5亿人口中超过12.7亿人口、而不是8200万中共党员（占全国总人口近7%）就说话算数，中国8200万党员比12.7亿公民哪个合法？合什么法？⑵、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副主席，要“领导中国人民”，当然要取得中国51%以上中国公民的支持、国家主席要经过公民51%以上“举手”通过才能够是。按中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一如中国5000年的皇帝那样就“预先”定制，在没有召开“党代会”“人大”之前，就“预先”被安排好，这显然不是任何“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的必然结果；⑶、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要“合法化”，就要在《中国宪法》中标注当然的设立、运行等“法律”游戏规则，让中国超过51%以上的公民都能参与、举手和监督、运行，倘若《中国宪法》没有标注这些中共机构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机构就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执政，就不能存在于中国国家的实际运行之中。
▲▲▲  如果说1921年7月中共诞生、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会议、后改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共“1大”12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名副其实地下、非法的组织的话，那么事隔90多年后的中共“18大”，同样秉承了完全一致、依然是一个非法的政党：㈠、没有中国国家的任何法律规则许可共产党，而是这个国家顺从了这个党的党章规则；（二）、一直没有任何人民“举手”和站队的支持，就是8200万党员比12.7亿人民（公民），就算是全部党员支持，也只占13.5亿中国人的近7%的支持率；（三）、当年的“1大”，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今的中共及“18大”在国际、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注册、合法化，与原中共“1大”完全是衣钵秉承、本色不改，暴力杀戮；（四）、当今全球所有“法治国家”的合法政党，一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全球各国的“合法”政党等等，都要站在阳光下供本国人民——公民来“举手”、站队、通过才能“合法”执政，而中共却不用任何人“举手”与否，就象海盗那样强行、暴力来垄断执政；从中共中央到各级省、市、县、乡、村的中共党组织的文件，都一如1921年“地下党”文件规则完全一样，不允许任何公民在阳光下公开、公正的供所有公民来阅读；中共各级党组织都不用“合法”登记、注册“合法化”，就堂而皇之的至上而下的层层独裁执政、派出党组织；特别是今天的中共8200万党员，在12.2亿非中共党员、公民之下，合什么法？合谁的法？合那个国家、国际的法则？这也是中共与全球所有政党的根源的不同、非法之处；（五）、“暴力革命”，是当今300年来取得政权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但这种革命成功之后，要把国家的权力交还人民政权——人民“举手”合法组成国家的立法机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中国共产党却80多年来重来不用人民“举手”通过，就当然成这个国家的独霸一切领导。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地点（资料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1.07 上海→南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2.07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3.06 广州)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5.01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7.04 武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8.06 苏联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45.04 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56.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69.04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3.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7.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2.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2.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7.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2.11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11 北京）
从一个国家的法源来追溯，近200年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到2011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9万人，也就是：这12.2亿公民与8200万共产党之比（这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公民的法定人数，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公民，当然就有“举手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公民之比，谁合法、合什么法、从哪里合法——在这已经是清清楚楚。这种国家法源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者，也不符合当代国家文明、“法治国家”的整体、法源的“合法性”。那么同样，未来中国能永远就这样“占山为王”地“合法”统治中国吗？
一个国家的“法源”，也和人类大自然树有根、水有源一样，人类有赖于生存生态环境那样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到2012年7月末，中共“18大”代表2270人（见新华社8月14日电，题为《18届中央委员将差额选举》一文），是由中国8200万中共党员选举出来的，这种代表与原苏共模式完全一样，而与中国12.2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是空中的楼阁，中国12.2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说是、或否，这中共“18大”怎么能解决中国国家、13.5亿人民的未来方向？
与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合法化”国家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党与另一个政党，要通过全体国民的“举手”、站队来“选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组成最高领导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不用、也没有任何程序来让中国全体国民来“举手”的。一如海峡对岸的100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等，236年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等等所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选票才能上台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占山为王”、一直我行我素占据这权力“山头”，且占据着中国国家的一切资源，不经这个国家人民的授权，就是靠的“暴力夺取”“暴力维权”“暴力执政”——一如国家军队，成立共产党的军队。一个国家的军队归政党，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法源的长期短缺、党
中国共产党真要“合”13.5亿中国公民之“法”的话，那么（1）、就要发展为至少4、5亿（其中约3亿人口为未成年，没有“公民权力”的投票权）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才行，才能够真正“合法”，因为中国最起码要占10亿“合法公民”中51%以上的“举手”通过；（2）、还要有一个同等与共产党让人家选择的政党，否则你独家的共产党，举手、不“举手”，都是你自己，这是什么“合法”的政党？因为一个执政党最少要获得本国国民51%的投票支持率才能符合这个国家占半数以上的“公民”人口“举手”通过才行，否则中共执政党就永远与埃及、利比亚非法党政等一样为“占山为王”的国度。
最近，“18大”前，有一本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见2012年11月6日Cctv 19.30播出“焦点访谈”），所谓中共“治理国家”，无非就是中共80多年一贯起家、得以延续的“地下”——暴力执政，至今不改“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没有任何12.2亿公民举手、公民“支持率”、公民权力的任何表达、是与否可以数据，也没有任何12.2亿公民支撑的数据、理论与实践可言。
（B）、苏共苏维埃构架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来源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其所谓的代表形式至少有7级以上构架：（1）、中央委员的三级构架：来自全国各个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市、州的“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主席团、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即“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再选出最高层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全国委员”，由各个共和国以及属下三级行政构架选出。
（1）100多年的基本构架
中共“18大”（“人大”也是如此组织构架）也是这样：（1）、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通常200多名）、候补中央委员（通常1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9人不等），分管人大、政协、国务院、军委、意识形态领域。（2）“全国委员”，由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出（简称省市区）；中共各省、市、区委，由中共各地市委员选出；中共市委委员由县、区选举产生；中共县、区委员，由最镇、街道选出；中共各级镇、街道委员，由最基层的中共村级党员选出。但中共各党的书记，象重庆市委书记一样，由它的上级党组织逐级派遣任命。这种组织构架源自于19世纪初期的苏共苏维埃（及其原东欧国家也是这种形式）——至少7个层面的代表，而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近200年一如美国一是直接“选举人”“普选人”两个渠道，公民直接选举；新成立的埃及、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的等都实行直接公民投票。
从上个世纪初的中共“1大”到今的“18大”，中共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法律程序、法律框架、在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中实施“合法化”过，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埃及等等国家都可以实现国家“合法化”，而唯独中国不可以？
苏联共产党（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缩写КПСС，英语：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是苏联时期唯一自认为的合法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苏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视历史年代不同，每1-5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没有召开除外。由党代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斯大林时期政治局选出的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职位。下设书记处，1952年“总书记”称号被改为“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称“主席团”，直到1966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改回旧名。
理论上党内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会，党绝对在国家之上，但是实际上所有行政权力都由党总书记掌握。下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党委，партком)。党委的领导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企业、事业机构、集体农庄也拥有自己的党委。高层党委有相应的简称：区级的区党委(райком)，州级的州党委(обком，旧称省党委(губком))，市级的市党委(горком)等等下延。
党的最低一层组织单位叫做“党的基层单位”(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又称党支部，或者“党小组”(партийная ячейка)。任何党员超过三人以上的单位中都要成立党小组。党小组的领导机关叫做“基层委员会”(党局，партийное бюро, партбюро)，基层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基层党委书记领导(党局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бюро)。
苏共历届领导人分别为：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被叶利钦下令停止活动，并没收全部党产。在这以前，它一直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国共产党所继承。
苏共创办人，佛拉基米尔•列宁
建立：1912年1月1日
解散：1991年8月2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于1922年至1991年；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1991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1992年4月16日，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17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1993年12月12日，经过全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意义一致。
新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最大不同在于：总统制，总统选举根源于每一个选民（人民）举手、站队，每人一票来决定、由全体公民授权于总统，从而国家有了最广泛、全体人民“举手”当然的合法权力。
(2)、苏共党员
党员的身份到头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权，广大普通党员中的一小部分变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享受广大苏联公民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诸如可以在货品充足的商店内购物，购买外国商品，住房上的特别照顾，享用郊外避暑别墅或者度假地，能够出国旅游，送子女到名校上学，让子女获得优良工作机会(包括入党本身)等。不加入共产党而要进入苏联统治与管理精英阶层实际根本不可能。但是党员身份也有其风险，特别是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便是针对该党。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要入党必须通过各种委员会批准，个人历史也会被仔细调查。在苏联建立之后出生的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入党成为个人一般都要度过的几个人生阶段之一。儿童会加入少先队，随后在14岁时退出进入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最后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表现出拥护服从党纪党章，或者有合适的后台，就能成为共产党本身的党员。不过党员也有尽义务的责任。共青团员与苏共党员不但要交纳团费党费，还要完成制定的任务与“社会工作”(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3）、苏共历次代表大会（资料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城镇化运动的主要障碍（所以“城镇化”是共匪中央拍拍屁股想出的歪招）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联合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艰巨但力所 能及的任务。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以下多种障碍：
一是成本障碍。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 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 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二是制度障碍。近年来，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 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
三是能力障碍。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技能相对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 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
四是文化障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 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农 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
五是社会排斥。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 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
六是承载力约束。由于资源配置 的行政化倾向，加上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悬殊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堵、 房价高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落后，人气不足，发展相对不足。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承载力之间的 矛盾日益凸显。